继《日子疯长》《满世界》《样范》之后,龚曙光近日推出新散文集《寓言之岁》,其中有关于故乡物事的追忆,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有对身边各色人等的描摹,有关于AI时代的哲学探索,也有面对某些特殊时刻的心态纪实。所有篇什或记事,或写人,或谈物,或写底层生计,林林总总,其实都关联着当下社会三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人与自然的离合、他乡与故乡的纠缠、现实与未来的联结。龚曙光个人经历丰富,精神生活敏锐,像一个“倔强霸蛮的少年”,决意在历史记录的坚硬石墙上,狠劲地“抓出几道指痕”。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话题。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走向现代化进程。诗人们感叹人们对自然不再感兴趣,正在忘记自然生命的美好和重要。由于工作关系,《寓言之岁》的作者曾经访问过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多伦多的电视塔等,作者认为这些建筑,都在某个历史节点上代表了人类某项新的技术或某种信念,值得自豪和尊敬。但他认为,让人痛心的是,在许多山水景观之间,增添了许多人造景观和仿古建筑,“景点越来越多,而自然遗存的景观却越来越少”。作者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反思这种“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少”的悖谬,更在于把这种痛感提升到人类审美力的高度。在《山里》,作者向雄心勃勃的人类发出发人警醒的诘问:“在这一多一少的趋势下,人类是否应当更决绝地捍卫自然景观的原初性和自然审美的纯洁性?”确实,正如作者所言,尊崇自然,敬畏造化,是我们与世间万物建立情感联系的基础。人类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脱去自己的自然根性。
乡土书写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这个主题之所以绵延不衰,是因为在很多优秀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他乡与故乡的纠葛。两者的相互纠缠,构成了百年来乡土书写的种种格调与样貌。但正如散文家梁遇春在谈流浪汉精神时说过,漂泊精神不必一定在流浪者身上体现,流浪是指流浪的心情;同样,他乡与故乡的纠缠也不必一定是天涯游子才会深切地感受到,有时在乡土中生存的人,这种纠缠也一样激烈。研究生毕业后,龚曙光就一直在湖南生活与工作,但他是个满世界跑的人,他曾写过《满世界》一书,钟叔河先生为其作序时认为他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在观察现代世界。这种“满世界的观察”,构成的就是一种精神的他乡。观察世界的范围越宽广,思考的程度越深刻,现代性的视野越是开阔,这种精神感受的力量就越强。作者曾经沉浸于历史场景与文化场域中,“去体会湖湘代表人物的命运、心态和情感,力图从其迥异的人生轨迹、特立的人格个性中,找到一种共同的精神密码”。如《猫和尼姑》写吴娭毑的信仰生活,出之内曜,落于凡尘,但坚定而执着;如《一个人的桃源》写老汤满腔的拯救意识,要拯救湘西北民居,要再现桃花源,要复活东方村落文明;如《一个人和一座村寨的悲欣纠缠》写黄于纲在“一场没有目的的人生逃亡”中,怎样重新捏拢自己破碎的生命。正是在这些平凡而闪亮的生命中,作者发现了湘人“不是为生活而活,而是为生命而活”的精神密码,用诗的言说方式将湖湘的文化性格命名为“骨血浪漫,生命如花”。作者的“精神他乡”源于现代性视野下的全球观察,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漂泊。精神故乡与他乡的纠缠越是持久,一个人的生命创造力就越强盛和丰满。作者在湘人湘事的书写中,“听自己的心跳,听彼此的心跳”,这是作者在满世界走过之后,重新感受自我精神故乡的力量。
现实与未来的联结,是现代寓言所承担的叙事功能。在传统观念中,寓言作为一种体裁,通常被视为叙事文学的专利,所以人们往往用民族寓言、历史寓言来定义一个宏大叙事的意义所在。《寓言之岁》是散文,作者一再表示在“我们”和“我”两种视角中,他选择的是“我”,写的是个体心灵的自白。作者用《寓言之岁》来为这本散文集命名,用意在于以个人生命的此在感悟为中介,联结起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意义。本雅明曾说过,寓言才是现代经验的真实表达,这不仅因为现代寓言是碎片的、非有机的,不依赖符号的完整性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寓言的意义具有延迟性,不直接呈现真理,而是通过解谜来揭示真相。《寓言之岁》中不断写到时序的常与非常,用猜谜的方式回应自然的种种隐喻,本质上是在开掘自然向人类遮蔽的信息,在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也是人在现实与未来的联结中寻找与世界和谐共生的可能。
寓言之岁已经来临,人在精神他乡与精神故乡的纠缠中能否找到自己的定位?人是否有意愿、有能力通过寓言倾听自然传达的信息?人在现在与未来的联结中能否重塑自信?在《霍金十问试答》中,作者虽然认为人的能力有限,但还是相信人类能够预测未来;虽然认为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但还是愿意相信人类的理性和伦理能够驾驭科学与技术这头猛兽。作者以这样的一本散文集,谈乡土,谈自然,谈湘人的文化密码,谈自我的内心纠结,在思考上与时代切近,以“我”的渺小和具体回应“我们”的宏大,本质上是一种反抗悲观、拒斥绝望的尝试。《寓言之岁》中每一道“指痕”,都可视之为作者为寻觅回乡之路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