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骨记》后记

本来不想写后记了。

不想写，原来是有更多想法的。

这想法首先是在作品里表现的。好比作为下这个蛋的母鸡，不叫唤，别人也知道这蛋的品质的。但作为母鸡，也可以在下了蛋后，“咯嘎咯咯嘎”，既为庆生，又为宣示世界。

为了写作这部书，我自己兴冲冲驾车长驱苏州和上海采风。作家有时候真的很天真。一边驾车，一边想象，我这是一把勺子，能在这里舀取不曾有的。之后，我在写作《桥墩不是桥》时也曾经有这样的遭遇。尽管走的方向不同，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

舀取的是什么？梦吗？

想不到，《桥墩不是桥》比这部书先行出版，让大家先看到这个梦的大概。是圆，是方，是彩色，还是黑白的，仿佛早已经让世人看了个透。

其实，这世上的事，是看不透的。因为宇宙是混沌的。

作家能不能写作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有正反两方面的说法。正方论及此话题，以史上那些成功案例作为证明，生活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比如曹雪芹与《红楼梦》，写的就是作者亲历的生活；反方论及时，则有保留地反对。

之所以反对，是说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质属性，即生活与想象不可偏废，尤其是后者，是让生活变成艺术品的关键。

这里说的保留，是人类生活的必要存在，那就是人的欲望。

这样就能解释历史上那些成功的作品产生的原因了。比如《三国演义》与作者罗贯中，《水浒传》与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与作者吴承恩。再比如当今十分流行的科幻作品。这些作者写的都不是自己的生活经历。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写了人的欲望。

毫不掩饰地说，我是反方了。其实，早在我写作“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时，就大部分地站在反方了。三部曲里的前两部，都是我生活不曾经历的。

人类的创造，源于生活。文学创作也是这样。这些话不假。这部书的源流也与“王庄三部曲”一样。虽然书里主人公方靖北的家乡叫方庄，不叫王庄，但都属于虚拟的浙东山海县，价值观上高度的统一。即王庄里的一个强悍的男人王世民来自外部，却带来山村王庄不曾有的先进观念，搅起古老的封建的王庄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既遵守秩序又对外开放的价值规范，而从这里方庄农村走入城市的方靖北，携带着既有精神财富，有如中流砥柱一般，挺立在传统道德体系被文革等政治运动摧毁后致使欲望横流的河中，更如北斗星般在浩繁复杂的星空闪亮，给市场经济中的中国企业不仅仅以道德规范上的典范。正是这一批来自中国农村敦实有爱的企业家，铺垫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基础。而这一切，不是我的生活，是别人的生活。

这是一部有关法律领域题材的小说，这对于我也是一个挑战。

可我有中央党校法学本科的修为，并通过采风和不同渠道，感知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想象。

这世上，没有想象到不了的地方。

有梦比无梦好。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说明，梦的起因比梦重要。

法律的底线是良心，作家梦的底线毫无疑问，也是良心。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作《春秋》，司马迁刑而著《史记》，贝多芬失聪而谱《命运交响曲》，尽管这些作者的良心是在遭受厄运时发现的。“愤怒出诗人”，据说是西方流传的一句名言。它从创作的心理角度谈到了诗人往往诞生于愤怒，诗作往往是人的愤怒感情的发泄。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古典《诗经》中，有无名氏吟唱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良”，心之忧，故歌且谣。这里的忧，与良心有关。

很多人认为，作家应该远离敏感的领域，只对于社会变化中的人性复杂性感兴趣。但变化与人性之间的把握，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认为的恰当的度。这个度就是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希望及担忧。这里就需要良心在里边起主要的作用。

社会前进了，作家不能沉湎于既往的生活经验。

与新鲜的生活在一起，才有鲜活的作品问世。

小说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作为作家的心灵史，却是真实的。虚构，是为了抵达生活的真实深处。

感谢宁波市委宣传部，因为这部书是宁波市文艺精品工程之一；感谢与这部书直接间接有缘并提供帮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