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语境与当下青年写作的县域想象
这一次，摄像机对准了县城：荒凉陈旧的低矮建筑物、清冷泛黄的年代感滤镜、迷惘而忧伤的人像，再伴随着“走不出，看不破”的背景音乐……一段时间以来，“县城文学”成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流量话题而引起热议。应该说，年轻的都市漂泊者们一夜之间迷恋上的“县城感”，不过是“怀旧”的另一个名字——大城市的高压、冷峻和快节奏令人们开始怀念起1990年代那从容、鲜活的小县城生活。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怀旧的乌托邦”情绪由来已久，不过这一次，怀旧的对象从乡土迁移为了县城。然而，“县城”又并非是一个确切稳定的概念。“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1]，县、郡、邑、镇……我们似乎可用“县域”一词涵括古今中国的这类行政区划范畴，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它是城市与乡村模糊的“中间地带”，是传统礼俗熟人社会通往现代科层秩序社会的过渡地段。在概念上，县域看似处于夹缝当中，但其实际影响力十分惊人。据研究，我国除市辖区和林区之外的一千八百六十八个县级行政区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2]无怪有人说，县域是中国的缩影，也是理解中国的锁钥。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取景框，而总体体量庞大的县域却往往在文学表达中被弱化。有鉴于此，对文学如何想象县域的考察，更是深具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的。而将这种考察落实到当下的青年写作现场，则格外有效：对“80后”“90后”作家而言，城市不再是需要眺望的巨大他者，乡村也不再是拘囿他们的黄土地，成长阶段的便捷交通使他们自如地穿梭于城乡之间。背靠祖辈生存的乡村、随父辈生活或逗留于县镇、试图挤出人潮前往城市扎根，已经成为这代人成长中颇具代表性的空间轨迹。由此，当下青年写作对作为“中间地带”的县域的想象，则呈现出全新的表征。
需要认识到，这种表征的呈现与“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是密切相关的，看不到这一点，就可能会忽视当下县域书写的时代意义。曾几何时，全球化的现代性浪潮造就了城市文化的黄金时代，繁华大都市承载着全球化的全部历史愿景，似乎正如斯宾格勒所说：“‘世界都市’的石像树立在每一个伟大的文化的生活进程的终点上。”[3]可近十几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广泛危机的发生，后全球化大潮正席卷世界——它揭示了全球化“以‘一体性’的形式掩盖地方性辖制”[4]的企图，呼吁在新自由主义号角声中遭受不平等的群体以各种形式做出反抗。由此，一方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修正，使得现代化大城市这个“一体化”的符号再度成为需要被质疑和祛魅的对象；另一方面，后全球化只是反思而非中断，全球化的变轨续程也意味着我们不会全部退守乡村。由此，县域这一中间地带的“文艺复兴”则顺理成章，对文学之“县域书写”的探讨也自有依据。
一、县域的匮乏与“低端全球化”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衔接县域与全球化的关联，全球化如何影响县域，县域又是如何呈现全球化的景观。在大多数青年作家笔下，县域在观感上首先是清冷、匮乏的，这种特征与乡土叙事中乡土的“贫瘠”有本质差异。乡土的贫瘠感，来源于现代化尚未充分展开的时期人的精神欲望同物质基础设施的双重空洞。韩少功的《爸爸爸》和贾平凹的《古炉》是其表征。而当下青年写作中县域的清冷和匮乏，则源于高速现代化时期，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在城市中碰壁后如气球般迅速萎缩，无处安放的灵魂只好被暂搁在县域（县城、小镇）。这种匮乏，归根结底是人心的空虚、寂寞和无所适从。比如，在杨知寒的《蛤蜊河》中，主人公受困于南方大城市的工作压力，回到家乡县城接手母亲的冷面店，以此安身立命。老破小的冷面店却吸引了外地女孩前来打卡，原因是这里的风格有抖音上“末世废土”的美学质感。年轻人在破旧的老县城百无聊赖，上河挖蛤蜊成为了一种消遣。在张惠雯的《昨天》中，“我”想象中和故人重逢的地点是县城西面“
一米高的矮砖墙，从墙外可以看见刷成白色的、样式简陋的三间平房……空荡荡，冷飕飕，她穿着一条白裙子，站在光线阴暗的背景前面”[5]，则更有所谓“县城文学”的清冷风格。大城市令人目眩的奇观和井井有条的秩序关系，使个体不断退回原子化状态。县域的匮乏，反而呼唤着人际关系的亲密与趋近。在资源有限、社交圈子相对较小的县域环境中，“有故事”的人们也会更加依赖彼此的情感支持。
从县域空间中生长出的全球化想象，正是与人际关系的县域形态密切关联的。一直以来，我们容易认为，全球化的直观成果一定呈现为四通八达的高科技繁荣都市，匮乏清冷的县域，如何能承载全球化的宏伟愿景？这种思维模式，其实既是忽视了县域的可能性，又是片面化了全球化的内涵——全球化不止发生在光鲜亮丽的“高处”——这也是“后全球化”立场的重要显影。人类学家麦高登曾指认出一种“可以耳闻目见”的全球化形式载体，即所谓“低端全球化”：“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6]这对我们思考匮乏的县域何以全球化是极富启示的。从文学的角度看，全球化不再是城市社会精英阶层的专利，生活于县域社会底层的群体亦可在彼此构成的情感联结中重组对世界关系的想象。比如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体现了县域熟人关系对世界联系的辐射带动作用。虽然说，老北京胡同当然与县或镇的行政区划无关，但其熟人社会、城乡中间形态的性质则可纳入“县域”讨论一二。主人公那豆远赴美国追寻爷爷骨灰时，正是通过胡同最亲密的发小才牵连出一系列线索。胡同文化非但没有在大洋彼岸碰壁，反而成为了解决以“庞氏骗局”为代表的一系列全球化问题的方案。总的来看，县域的匮乏性反而提供了情感联系的展开空间。这种情感联系也为一种“低成本”的全球化想象提供了可能性。
二、作为“怀旧乌托邦”的县域
怀旧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情绪。“怀旧是我们用来不断地建构、维系和重建我们的认同的手段之一，或者说，是一种毫不费力即可获得的心理透镜。”[7]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以及全球化以“整一性”消弭个体身份独立性的企图，人们愈发希望回归过去、回到地方，鲍曼所说的“怀旧的乌托邦”情绪从而弥漫开来。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和“地方”这一对本来分属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却在后全球化的反思语境下取得了某种同义性。在全球化的美好承诺中，“地方全球化”和人类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图景是相互绑定的。可就在地方所承载的个体回忆被资本主义鼓吹的“全球价值观”抹平后，人们才发现平等幸福的承诺不过是一种幻觉——“共同体的部落模式复兴、向原始的自我（被非文化因素和不受文化影响的因素所决定的自我）的回归，以及……从‘文明的秩序’中的撤退。”[8]这些怀旧性的举措亟需寻找一个相匹配的空间载体。
对于当下的青年作家而言，县域是可供怀旧情绪充分展开的空间。对一大批青年作家来说，县域虽说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但也终归是他们走向大都市的中介（相比于乡村，县域提供了更充足的、与阶层跨越需求相匹配的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而在大城市的焦虑中回头遥望时，县域就显得舒缓、浪漫、温情脉脉，“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它们就是在家的感觉”[9]。有鉴于此，需要将部分青年作家的“地方性写作”与县域想象结合起来观察。
蔡崇达对故乡东石镇的专情，便是对“去地方化”的反抗。在小说集《草民》的开头，“东石镇”被绘制出地图，正是对县域（小镇）地方主体性的大力凸显。在小说《转学》中，幼时父亲被电死的惨痛回忆使许安康拼命挣脱东石镇，可立足北京后的他投资惨败，被迫携带妻儿抗拒式地回到东石镇。在巨大落差的折辱下，他决定在台风登陆时自杀。可在重逢同样失意的儿时好友后，小镇的温柔回忆纷至沓来：每次开学母亲都会挽着他报到，学校荣誉墙上自己的照片，镇上亲朋邻居的理解与包容……可供怀旧的温情县域，一定是在折返后的回望中诞生的，经历过全球化所带来的大城市风险（下海创业把积蓄赔光），才能体会县域的从容和舒适，旧日的美好才有可能依次浮现。《曹操背观音去了》则体现了县域熟人社会的温情如何疗愈人心。命运多舛的镇民曹操逢人便问“你今天过得好吗”，这在人际关系趋于疏隔的城市“陌生人社会”是无法想象的。父亲和曹操接连去世后，“我”开始怀疑“家乡死去”后生活的意义。这时，母亲延续了曹操的举动，开始每天问候远在他乡的“我”“今天过得好吗”——对县域的怀旧，怀念的是熟人社会“兼相爱、交相利”的人性温情。这种温情的不断传递，也是县域能够抵抗冷峻现实不断蚕食的一种方案。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龚万莹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自己的岛屿记忆，有着稳定熟人社会的慢节奏岛屿同样可以被纳入县域的范畴。在《出山》中，小菲在熟人社会的亲密氛围中长大。而当小菲前往英国留学后，再度回到小岛时，才发现“她儿时买书的地方、迷路的地方、租漫画的地方、偷吃麻辣烫结果被妈妈抓到的地方，都变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岛屿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真正的毁灭，是一寸一寸改变，心内的心外的，都一同涂抹”[10]。怀旧情绪涌现为“那种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找不到‘场景’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11]。县域（岛屿）在这里被设想为一片最后的回忆自留地，主人公想回归县域以疗愈身处异国他乡的怀乡病，却发现县域只是存留回忆的空壳，一切温情都在现代性浪潮中悄然发生改变——怀旧情绪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全球化的不可逆性也让怀旧徒有其表、徒留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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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全文请阅读《创作评谭》202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