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许玲的创作脉络与现实关怀
纵观近年来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对家乡与人情的深情回望。龚万莹的中短篇小说集《岛屿的厝》可谓个中翘楚。作者从遥远的陆地不断回望家乡的小岛，以一种近乎梦呓的口吻讲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孜孜不倦地用不同质地的情织出一张张绵密柔软的记忆网络，直至过往的温情逐渐积淀为潮湿的乡愁。蔡崇达共享着与龚万莹类似的海岛经验，却以一种更为疏淡冷静的笔触写出了老家那些拼命绽放的小人物。从这些人物的际遇与精神中，我们看到了某种故乡的筋骨与气质。
相比之下，同属这一“回望”序列的湖南作家许玲似乎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地域意识。在她的笔下，故乡的地方文化品质被更为浓厚的个人情感所覆盖，不同的地理坐标都重叠为同一个凝聚着沉重记忆，氤氲着怀旧气息的“家”。故乡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一个拥挤不堪的情感空间，当然是因为那些来自故乡的人，所以，比起故乡，许玲似乎总是更习惯于返回到另一个人生的起点——父母。这足以证明许玲不但富有情怀与诚意，还有着非比寻常的勇气与魄力。人与故乡的关系已经足够复杂凌乱，人与亲人的关系更是筋骨相连、血肉模糊，这对作家的笔力与分寸感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考验。下笔过轻，对亲情的书写便会流于扁平和潦草，下笔过重，便有煽情之虞，而我们今天又特别警惕煽情，似乎这是对理智与边界的终极冒犯。读许玲的作品，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她的诚实与踏实。她笔下的那些人物、那些父母，是真实的、复杂的，他们身上既有着生活摩擦出的粗糙纹理，同时也具备着令人为之一颤的抒情能量。面对如此诚恳、质朴的作品，我想过分精致圆熟的分析与过于学理化的阐释都有失妥当；唯有以一种与小说旨趣和气质相契合的方式接近它，才能够真正与它发生碰撞。所以，我想从一个较为实在的角度进入许玲的创作，比如谈谈她笔下的那些父母。
一、衰老的父母与衰败的故乡
许玲对亲情的关注从她的早期作品《救赎》中便可见一斑，但小说讲述的焦点实际上并不是亲情。小说讲的是做慈善的故事，既然是做慈善，那么其中就必然会有伪善与真善。“伪善人”即唐易和老伍，他们将慈善当作装点自己的勋章，将公益事业变为牟利的工具；“真善人”即鲁奇和高珂，他们时刻奔往救援一线，在各种艰险的境况中向有需要的人伸出双手。比起别有目的的“伪善人”，“真善人”自然良心雪亮，然而细看之下，他们的发心却未必就比伪善者更加纯粹。在鲁奇近乎忘我的付出背后，是对“行善方能积德”这一朴素因果规律的无条件信赖，以及对前妻与儿子的责任感。这两者看似无关，实际上相互关联。说到底，积德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与家人过上好日子吗？所以，在鲁奇得知儿子因试图救助他人而不幸溺亡后，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何他会那样咒骂他曾经笃信的福报。这是一个信念破灭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人物的底层逻辑浮出水面的时刻。在做慈善这件事上，鲁奇的无私与私心早已纠缠在一起。所以，当鲁奇在机场崩溃大哭时，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信仰崩塌的人，还是一个正经历丧子之痛的父亲。我们当然不能因此便十分世俗地将鲁奇的善举曲解为某种利己行径。为自己与家人谋求福祉固然是鲁奇投身公益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鲁奇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容忽视。不过，或许正是无私中的那么一点私心，赋予了这个几乎无可挑剔的老好人血肉感与复杂性，并让小说所描写的善行良知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比起鲁奇，高珂与公益救援的关系或许更为隐秘和曲折。当这个痛失原生家庭的青年奋不顾身地救起一个又一个孤立无援的孩童时，他所试图拯救的不也正是童年的自己吗？若非如此，何以他心上那块早已结疤的伤口，会被另一个同样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所流露出的惶惑与痛苦牵扯，隐隐作痛呢？而当高珂暗中谴责那位选择轻生的年轻母亲时，他真正无法理解和原谅的，不也正是他自己的母亲吗？那个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最终被迫自我了断的可怜女人是高珂的心病，她的离去奠定了高珂与世界的相处方式。破碎的原生家庭与无法释怀的童年阴影不仅让高珂试图通过拯救他人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导致他将自己禁锢在“残缺之人”这一标签中。原生家庭之觞构成了高珂的某种人生基点，似乎只有踩在这一基点之上，世界才能够被看见、被认知。
在之后的写作中，许玲对父母的书写逐渐形成了某种自觉，她的写作主题也从社会事件转向了家庭伦理。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写作视域的窄化，反而彰显出深入与钻研某一关键问题的决心。这是在告诉我们：现在，许玲要开始认真寻找她自己的写作语法了，她要试着对我们说出她心中最重要的那些话了；现在，父母不再只是连接人与世界的某种接口，他们就是世界本身，是所有人都必将面对的一座迷宫，或者高墙。于是，她为我们带来了《在他们走之前》，带来了《一面墙》，带来了《七日谈》，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家庭与亲情难关。而说到“问题”家庭，还有什么是比生病的父母更能让一个家庭感到头疼和无助的呢？《在他们走之前》开篇便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窘迫和混乱的场景：
清晨时候，熟睡的父亲从床上摔了下来。他“哎哟”一声，跌坐在地上。那茫然无辜的样子像足了一个突然被惊醒的孩子。我先是一惊，随后大笑，母亲也跟着大笑。父亲问道：“这是哪里？”
父亲从床上摔下，醒来后不知今夕何夕，身处何处，这样的父亲是狼狈的，同时也是滑稽和可爱的，也难怪母女二人见此情形会忍俊不禁。然而，之后的内容立刻止住了我们的笑声，也解释了何以父亲会产生“这是哪里”的疑问。父亲摔下的并非他自己的床，而是快捷酒店窄小陌生的单人床，这里是医院附近较为方便和经济的住处。透过这一家三口，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为了在大城市看上病，将自己塞入了快捷酒店、民宿、廉价宾馆、医院走廊以及各种犄角旮旯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尽管我们总会见到或听说这类人，但这并不会使理解或共情他们变得更加容易。简陋艰难的生存条件已然令人不忍直视，那些会让人们不远万里拖家带口来到大城市求医的疾病更是难以想象。的确，父亲得的是疑难杂症，但或许更能令人感到心酸的是父亲就医时的种种情景。面对医院中庞大、冰冷的检查仪器，父亲变成了一个任性懵懂的小孩子。他起先拒绝检查，随后又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对医生的指令无比顺从，每完成一项检查，还会流露出孩童式的扬扬得意。对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孩子”，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显然无话可讲。没有任何一台机器或医生可以告诉俞星和母亲，这个曾经身手矫健的父亲为何如今腿脚无力，变成了“一颗长在沙发上的土豆”。这种不算结果的结果或许比确凿的诊断报告更令人郁闷，因为这意味着，对于这个世界而言，父母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解释也或许无需再被解释的谜题。不知从何时开始，父母的行为与性格开始变得陌生。即便被未知病魔的阴影所笼罩，他们仍会执拗地根据自己的习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值钱的家当装入大大小小的旅行箱中，然后拖拽着这些累赘的行李，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个并不十分欢迎他们的地方。所以，令俞星和读者感到难过的，并不只是父亲衰迈的身体，还有父母的拧巴、固执、谨小慎微，以及与大城市的格格不入。正是这些令我们惊觉，父母老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从子女的记忆中出走，变成了现在这副陌生而苍老的样子呢？在《一面墙》中，谢雪梅的衰老因阿尔茨海默病而显得最为触目惊心。疾病使她的身体与记忆加速腐朽，将这个历尽风霜的老人变成了一个频繁离家出走，生活不能自理，处处遭人嫌弃的“孩子”。疾病不仅捶打着母亲的身体，还反复碾压着她的尊严，让本就对她颇有微词的儿媳李婷更为直白地表达出自己的怨怼。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和谐，于是，张康便不得不像对待一个儿童或者一头动物那样，将母亲圈在一个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来换取片刻的安宁。然而，这一看似无奈的举动或许并非仅仅是出于妥协。事实上，张康也早已对母亲心怀怨言；他不喜欢她的“孩子气”，不喜欢她那“满嘴黄牙与牙龈”所折射出的粗俗与落后，更不喜欢母亲的出现所带来的他的一切历史。妻子对母亲的不满甚至可能恰好为张康积压已久的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出口，使他可以义正词严地抛弃母亲、背叛母亲、遗忘母亲，仿佛她是一个理应被赶走的麻烦，一个必须被遮盖的伤疤。
许玲显然有意将张康塑造成一个不讨喜的人物，可或许我对他的评述还是有些过分苛刻了。面对一个疾病缠身、意识混沌的老人，恐怕很少有子女能一直保持百依百顺、面面俱到。或许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子女最初的包容与孝心会在无止无休的意外和挫折中逐渐破碎，从而让可歌可泣却同时意外脆弱的亲情变成一些更为泥泞的情感。实际上，张康也并非真的狠心决绝。当他看到母亲在养老院遭到怠慢时，他便毅然决然地将母亲带回了家。对于这样一个“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平庸案例，我们难道就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他吗？我们难道真的自信能比张康做得更好吗？更何况，对于张康而言，母亲远不止是母亲，她还是被疼痛折磨至死的父亲，是只有两岁的蛋蛋，是“贫困闭塞的故乡”，是所有让张康遍体鳞伤的人与事。而这些张康讳莫如深的往事，又何尝不是母亲必须忘记的创伤？只有遗忘才能使这个不幸的母亲勉强地活下去，也只有遗忘才能遮盖住这道从母亲一直延伸到故乡的伤疤，让这个“平安庸常的中产家庭”恢复母亲到来前的安稳宁静。在此意义上，母亲是城市的闯入者，是中产生活的破坏者，更是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试图在此落地生根的中年男人的心理阴影。她的存在时刻提醒着张康：相比安居于城市中的妻子和儿子，他和同样来自农村的母亲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他们被李婷和岳母从菜市场买来的廉价衣服打上了相同的价格，共同在城市的白眼和讥讽下强颜欢笑。没有了母亲，张康便可以将过去的困苦与辛酸放回记忆暗处，继续与城市出身的妻子举案齐眉、岁月静好。
母亲身上的“乡土气”使她备受伤害，而乡土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所在？当张康终于在老家邻居的提点下回到家乡探望老母时，这个习惯并接纳了都市景致之人眼中的家乡便在城市的照耀下变成了一道暗影：
市区是常绿的樟树和桂花树，乡下则是在冬天里黄了头发的水杉，曲曲折折的河流嵌在两岸人家之间，低矮而枯黄的藤蔓植物互相纠缠，和野草一起占满了夏天的那些小道。隔一段就会有一座或旧或簇新的桥一闪而过，乡村特色的别墅、普通的两层楼房、低矮的平房互相交错，各种自然的力量参差不齐地发着力，这才是他成长的地方。
樟树和桂花树终年常绿，清香四溢，它们在城市中的繁盛折射出现代的生态发展理念与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城市不但是美丽的、生机盎然的，还是宜居的、富有秩序的。在精细、严格的规划与组织下，城市有条不紊地向着时代的前方走去。反观张康的乡下老家，此地的植物枯黄杂乱，它们在风格迥异、新旧参半、缺少条理与审美的建筑之间乱窜，在无人打理的小道和岸边野蛮生长。故乡既没有完全停留在历史的后方，也没有走向任何明确的未来；它不存不济，不喜不悲，虽然“各种自然力量参差不齐地发着力”，但这些芜杂的力量所做到的或许只是相互抵消。于是，故乡陷入了幽深的混沌中。在混沌的边缘处，张康家破旧的房子以及身处其中显得格外老朽的母亲瘦成了故乡的一道影子，凝聚着这个地方最尖刻的贫困与孤独。此时再回看段首对于城市的描写，便不由得感到另一种心酸。贫瘠意味着落后，落后则势必引发遗忘，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躲避的规律。可忘记了“回家之路”的，真的只有张康一人吗？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促使城市飞速扩张，在此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发展落差日益增大，最终造成了城乡之间的诸多不平等。在此情形下，乡村就如同记忆混沌的母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张康目睹妻子与岳母百般呵护罹患肝癌的岳父时，多年前因病去世的父亲突然鬼魂般出现在他的面前。父亲与岳父患的是相似的病，二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父亲深知家中拮据，于是他拒绝治疗，用“最廉价的止痛片和最劣质的烧酒”麻痹疼痛，独自走到一旁等死。所以，当生病的岳父在生活中变得格外重要时，张康自然会感到不适——凭什么我的父母只能活活疼死，只能被送走，而你李婷的父亲却可以安心看病，享受子女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张康愤愤不平的不只是妻子对待母亲与岳父的双重标准，还有城乡、阶级与贫富差异所导致的命运殊途：“他突然意识到，他是在替那个发现癌症，将自己活活痛死也不愿意花一分钱的张大新嫉妒。”在乡村日益衰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冰冷现实下，一辈子面朝黄土的父母又怎会不变老呢？
二、回望故乡，或坚守传统
在许玲的笔下，父母与故乡血脉相连、休戚与共，这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普遍生命体验的呈现，同时也是作者自觉选择的叙事技法。《一面墙》告诉我们，在现代都市中，这些来自乡村的父母只是过去时代光秃秃的一截尾巴。因此，只有背靠故乡，潜入记忆，小说才能够将父母人生中的褶皱一一打开。在此意义上，讲述父母实际上也是在讲述故乡。《在他们走之前》中，现代医学对父亲的病束手无策，于是父母回到了故乡，回到了他们生命的源头，似乎唯有如此，命运的某种奥秘才能够被发现。所以，当父母与俞星一同漫步于由故乡建起的记忆隧道中时，他们不仅是在回首往昔，同时也是在寻找秘密。比起张康那个不堪回首的荒凉故乡，俞星的老家洞庭湖显得宁静而祥和。这里乡道平整宽阔，植物竞相生长，楼房与别墅鳞次栉比，一派富有朝气的样子。即使在过去，洞庭湖的田野也是明亮而开阔的，因此俞星与父母记忆中的生活点滴也同样生动而温馨。可如果美好便是故乡的全部，寻找还有何意义？似乎是早已料到读者的满腹狐疑，许玲让回忆突然调转方向，从日常生活急速转至长眠于树林中的死亡阴影。论及此事，父亲意外地克制与淡然，只叹一声：“三儿，一个人在这里住了好久了。”几十年的时间里，小儿子的死已经变成了林中的一片落叶。然而这个被祖父不慎压死的孩子，却曾是父母与祖父心中最深的一道伤，它使父母与祖父和大伯的关系冰冻了数十年，使父亲与情同手足的朋友老吴断绝了来往，并最终让一直心怀悔恨的祖父用一碗掺了灭鼠药的米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小儿子的死仅仅是一场意外吗？几十年的是非恩怨、纠缠别离，仅仅是一次无心之失的惨痛代价吗？可是，如果故乡不是多灾多难的，如果祖父与父亲没有日夜在大堤上巡防，他们又怎会借酒浇愁，失手杀死孩子呢？小儿子的死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困苦的一面，因此这场悲剧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创伤，更是整个故乡的沉疴。而当父母身上压着整个故乡的重量时，他们的伤口要多久才能结痂呢？固然，时间如流水，可父母究竟等待了多久，丧子之痛才终于被稀释为一声叹息？在此之后，父亲还要等待多久，才能原谅那个曾经怨恨祖父的自己？父母对这个苦乐参半的故乡的复杂感受，到底经过了时间多少次的淘洗，才变成了如今这般柔软的乡愁？如此看来，衰老反而是一种幸运，它意味着对岁月的克服或者淡忘，意味着一线生机。在此意义上，洞庭湖今日的朝气实则难掩其衰老的事实。乡村的路是越走越宽了，可与之相伴的是年轻人的集体离去与老年人的陆续离世。焕然一新的乡村背后，是支离破碎的宗族结构，是无法再唤起与分享的集体记忆，是“笑问客从何处来”式的惆怅迷离——这些或许能让我们从“更新迭代”中品味出几分感伤的意味。面对故乡的失落，面对自己必将消逝的生命，父母又怎会不产生后代“忘本”的忧虑呢？正因时间如流水，才需要不厌其烦地讲述。讲述是打开，亦是回归——回归父母、回归大地、回归传统，以回望的姿态从容应对不断向前滚动的时间。
然而，当回望从姿态变为执念，这是否会造成另一种意义上的短视？如果说，陷于现代化进程洪流中的子女遗失了看见故乡、看见父母的能力，那么固守乡土，献身传统的父母是否也会在对这一洪流的坚决对抗中变得保守、狭隘，乃至于不近人情？这便是许玲在《齐物论》中思考的问题。与《一面墙》中无法走出乡土与创伤的谢雪梅相比，《齐物论》中的父亲老齐显然是不值得同情的。毕竟，老齐是有选择的，而他不仅选择坚守故乡，还选择为此伤害自己的亲人。他在故乡的土壤中种满了自己钟爱的“老的东西”，将曾被洪水冲垮的故乡改造为自己的自然王国。然而，这片富有诗意的田园却并非故乡固有的样子。在被洪水摧毁前，这里也有过学校、菜市场和乡道，它也曾走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因此，老齐复活的与其说是现实中的家乡，不如说是一种对故乡的浪漫想象。比起现实中变动不居的乡村，想象中永远宁静丰美的家园自然更容易让其子民的热爱变为信仰。可当信仰达到了极端，偏见便会破土而出。老齐越是爱故乡，便越是反感城市以及一切现代科技的产物。他轻蔑地将城里的食物称作“洋垃圾”，并断定孙子齐小迟无法在这种“恶劣”条件下茁壮成长。这或许还只是老人普遍持有的偏见，然而当老齐用不下蛋却占着窝的母鸡影射难以怀孕的儿媳时，情况便变得不同了——这不再只是挑剔，而是建立在陈旧性别观念上的人身攻击。更何况，导致夫妻二人多年无子的并不是何燕，而是老齐的儿子齐君，可老齐非但不理解这对夫妻，还鼓动齐君借腹生子，只因他坚信“你播了种，没有收成，你得怪那块地！”其中当然有一个父亲对儿子天然的偏爱与包庇，有一位老农民对土地经验的笃信，但在久居城市、长年接受着现代思想熏陶的后辈看来，老齐对儿媳的鄙夷更多源自对传宗接代的这一古老价值观的执着——这也正是为什么，何燕眼中的老齐“就是一个顽冥不化和不可理喻的老人”。此处，老齐俨然一副封建大家长的样子，而他的腐朽和蛮不讲理也让我们看到了故乡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若想维持美丽与“原生态”，故乡就只能保持封闭与排外。
那么，老齐是否只是一个思想落后、言行偏激的老人？我们是否应当与何燕站在一起对他大肆挞伐呢？如果许玲只是想写一个老人与青年、传统与现代两相对立的故事，那么从前文的论述来看，她已经做到了。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每个人都那么不同，一切声音都那么喧嚣的时代，一个着眼于二元对立、谁是谁非的故事又有什么讲述的必要呢？更何况，小说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评判是非对错，而在于展现这个世界无限的复杂性。许玲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包容与细腻，即便面对一些不那么可爱的人物，她也总是愿意去剖析他们的内心，发现他们的多面性。正因如此，许玲在老齐与齐君夫妇之外还设置了齐小迟的视角。比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观念与视角或多或少已经定型的成年人，未经世事的小孩子有着更加稚嫩而敏感的双眼，这使他们更善于看到人性微妙的内面。在小迟的视角下，老齐对故乡的爱不再显得狂热，它变小了，降临在微小而具体的生命上，比如扁豆、花蕊，甚至是一只蚂蚱。老齐对这些生灵的习性如数家珍，仿佛它们就是他自身的某种延伸。于老齐而言，故乡并不只是一套僵硬、霸道的传统秩序，它是老齐血肉的一部分，构成了他核心的认知与情感系统。小迟得知过世的奶奶被爷爷埋在了菜园中后，菜园中的果实便瞬间有了“奶奶的味道”。这让我不禁去想象，每当老齐浇灌、收割、品尝这些果实时，他是否也会想起与亡妻共同度过的数十载时光？而每当他借由叙述动植物的生死浮沉，娓娓道出大自然的总体法则时，他所讲述的又何尝不是与故乡相依为命的情感点滴？那层层叠叠的情感不比时间更轻，它足以将一个人变成一座山。因此，老齐又怎能不畏惧那必将翻天覆地的现代科技呢？
如果说，脆弱与凶狠本就一体两面，那么现在我们或许对老齐又多了一分理解。对于这个已经轮回了上百年的小岛而言，老齐的全部历史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在必将席卷一切的现代性变革面前，他的一意孤行虽自有其可敬之处，却也终究是以卵击石。事实上，早在游客陆续登岛以及政府决定在岛上建立水电站前，现代便已跟随小迟悄悄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个从试管中来到人间，实际上没有一丁点齐家血统且与老齐秉持的所有观念与原则都背道而驰的孩子，却出人意料地亲近自然与传统习俗，并因此得到老齐毫无保留的爱。这份爱使老齐放下了对血脉的信仰，改变了对传承的看法。小迟成了故乡的一粒种子，他包含着弥合传统与现代之裂隙的可能，蕴含着小岛千百次轮回中的又一个开端。有鉴于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小说的结尾——怀揣着这粒令他满腹柔情又五味杂陈的种子，老齐跳入了大海，却在入水的刹那变成了飞鸟。在俯瞰的视野下，大地辽阔且无边无际，任何一块土壤都充满生机，任何一寸土地都能让种子生根发芽。陆地的大面积出现似乎也预示着，因故乡“沦陷”而漂泊不定的老齐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停泊靠岸。那时，故乡将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或亘古不变的规矩，它将成为一种流动的精神。小说到此便结束了，而老齐与故乡的故事仍在继续。
三、父母可以“与时俱进”吗？
《齐物论》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虽然父母与故乡共享着相似的命运，并在情感与精神上与故乡难舍难分，但他们却未必只能是传统的一个倒影或者苦难的一个符号。如果说，守旧如老齐都具备走出故土，走向现代的可能，那么父母或许都可以走出固有的生活与思维模式，做到某种程度上的“与时俱进”。
正如《齐物论》所展现的那样，父母突破桎梏的时刻往往是小说中亲情最为浓郁的时刻，这一点在《七日谈》中亦得到了呈现。在《七日谈》中，齐娅母亲最大胆的举措莫过于供女儿读大学。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盛行，女性发展极度受限的年代，一个农村少女的出路无非三条：“一部分读完初中或者初中半途就辍学了。一部分读了中专，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进了高中。”进入高中的女性尚且稀少，进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可见齐娅的确天资过人，但更难得的是母亲对她的支持。虽然母亲声称是为了让齐娅帮自己养老才供她读书，可这真的是母亲内心的实际想法吗？对于一位渴望又羞于表达爱意的东亚母亲而言，这所谓的理由是深情与体面之间必要的面纱。即使母亲并没有真的想要齐娅养老，允许女儿读大学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撼动。母亲是一位久居乡村的家庭妇女，她不大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因此，母亲并不是在自觉地挑战传统性别秩序，而是她对女儿的爱撑破了秩序的枷锁，这便让母亲的付出显得更为质朴和珍贵。而比起传统观念，贫穷或许是更加现实也更加难以跨越的障碍。齐娅家中有一位长年患病、无法劳作的父亲，还有一个在外地读大学的哥哥，这意味着他们比村里的其他人家更加困难，因而也更加需要稳定的劳动力。这个时候送女儿读大学，无异于雪上加霜。面对重重困难，母亲依然做出了最“不理智”的决定。至于她是如何低下头向邻里借钱以支付儿女的学费，又是如何在女儿离开后扛起了整个家，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笔留白是她的仁慈，亦是她的高明之处：只有将苦难的细节置于未知之中，才能渲染出母爱的不可思议。
爱让父母变得勇敢，敢于逾越传统与规范。然而，这种令父母不惜付出一切的爱，真的一定会让子女快乐吗？对此，《谁能听懂528赫兹》提出了不同于《七日谈》的观点。小说中的两位母亲虽然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与阶层，但在抚育子女的方法上却惊人的相似。静珠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她身上有着一切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中产阶级特征：高雅（或力求高雅）、知性、保守、紧绷。在家庭生活中，这些特质表现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掌控欲，不仅家中的装修风格必须以静珠的喜好为重，儿子小迪的教育、着装甚至交友也会遭到母亲的限制与点评。不过，静珠并非有意控制家人，在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爱的方式”。好在小迪已经长大成人，离开父母，这种“爱的方式”不会再对他造成过多干扰，而静珠的丈夫志明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静珠像照顾儿子那样十年如一日地为丈夫购置他的一切衣物，像打理一尘不染的家那样打理丈夫，并自以为对丈夫了如指掌：“她和志明几十年的夫妻，就像左手和右手，了解对方的每一寸纹理。”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毫无秘密的丈夫背着静珠走向了另一个女人。在“秋”面前，志明不再是温柔克制的完美丈夫，而是一个喜欢唱歌吟诗、敢于袒露内心的浪漫情人。这分明是在告诉静珠：她从未真正了解过这个所谓的另一半。夫妇二人实际的相处模式正如小迪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不是心心相印，而是志明单方面的迁就。而当小说借小迪之口说出志明的想法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注意到这对父子之间的关联。事实上，许玲有意通过制造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对位来凸显静珠母亲与妻子这两种身份的叠印。在此意义上，小迪首次出场于标题为“静珠与志明”的章节就显得别具意味。小迪不仅映照出母亲的掌控欲，还提醒我们静珠与志明并非身份平等的伴侣。当志明需要像小迪一样承受静珠“爱的方式”时，他便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静珠的另一个儿子。这也能够解释，志明为什么会在静珠过度介入儿子的成长时罕见地与她发生争执——被压抑的不仅仅是成长中的儿子，也是逐渐步入中年却依然无法自主的志明。正是在这种压抑中，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得以完整，中产生活的秩序也得以存续。不可否认的是，静珠给了儿子和丈夫全心全意的爱，可倘若忽视了这份爱及其表现形式中的中产底色，便无法完全理解静珠的强势与一厢情愿。同样，如果我们忽略淑芬重男轻女的婆家与坎坷的前半生，便无法理解一个来自底层的农村妇女为何会拼尽全力将女儿小登打造成一个“淑女”。淑芬望女成凤的心情中既饱含着对独女的疼爱与期望，也充满了对自己的恨——这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比爱更加强大的动力。她不想将自己悲哀的命运遗传给女儿，不想让女儿像自己一样“丑”“普通”，最后“只能找个差不多的人嫁了”。淑芬对女儿的期许折射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我们或许还能从中嗅到一丝跨越阶层的渴望——毕竟淑芬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来自中产阶层的静珠。这位尝试替女儿打破命运的母亲让我们想起了齐娅的母亲，二者虽然都在母爱的驱动下试图突破性别秩序与阶层束缚，可淑芬终究还是往前多走了几步。淑芬用勤劳的双手将女儿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却也长久地将她困在了名为母爱的牢笼之中。小登的遗书只有短短几句话，却无一不充斥着对母亲的愧疚：“对不起妈妈，下辈子再来报答。”也只有在小登投河自尽后，淑芬才蓦然发觉，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其实早已与自己走散了。在此意义上，淑芬与静珠可谓同病相怜。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像许玲的其他作品那样着重刻画父母与故乡之间的关联，我们却依然能够从两位母亲与家人的相处中看见出身、阶层与过往经历对性格、观念与情感表达的影响。因此，当淑芬与静珠执着于某一套“爱的方式”时，她们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某种形塑了自我的传统。在这个层面上，她们的困境与故步自封的老齐并无二致。如果说，老齐对孙子的爱让他最终走下小岛、走出执念，因此《齐物论》实际上是在透过老齐的故事述说爱的力量，那么《谁能听懂528赫兹》也是在通过书写淑芬与静珠的过失和改变追问我们到底应当怎样去爱。在这篇小说中，爱可以分、可以合，还可以连接起两个身份迥异的女人，使她们在对方的谬误中找出自己的缺陷并予以矫正。正是在淑芬那句“我要成为我喜欢的自己，小登才能是她喜欢的自己”的提点中，静珠才猛然发现自己从未与志明坦诚相待——这实际上无异于承认，静珠从未真正做过自己。正是在对爱之方式的反省中，淑芬与静珠放下了对付出与掌控的执着，学会了先爱自己，再爱他人。为强调人物的变化，许玲设置了一个充满对比意味的结尾——常年为他人付出的淑芬终于“自私”了一次，在舞台上大放异彩；静珠放弃了对自己与家人的掌控，并遇到了一个能让她不顾形象、开怀大笑的男人。平心而论，这个结尾似乎有些多余了。人物的心理转变已足以佐证她们的成长，而将成长落在实处，强行将人物推入新的生活，反而使小说失去了应有的韵致，并让本该使读者有所回味的结尾显得夸张而生硬。不过，倘若我们承认小说是在讲述爱，那么这个过分圆满的结尾实际上对小说的主旨进行了升华：淑芬与静珠不但重新认识了爱，并在此过程中突破了旧有的生活模式与身份认同。“平庸”“丑陋”的农村女工淑芬变成了交响乐团中的焦点，矜贵持重的静珠也与一个随性恣意的男人互生情愫。在此意义上，爱成为父母实现自我超越的原动力，使他们从固执守旧变得富于变化与生机。
许玲对父母亲情的所有书写归根结底都是在寻找爱、讨论爱，并试图从爱中找到和解与前进的力量。即便那些感情淡薄的亲人，如《黑箱子》中的叙述者与其祖母，也必会在结尾时刻从对方身上找到几分温情与慰藉。这样的书写固然积极而美好，为琐碎、冷硬的现实生活注入了希望与温暖，然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许玲对爱的坚信不疑是否也应当予以商榷？爱固然富于能量与价值，具有超越世俗障碍的力量，然而对爱得过分沉湎是否也会导致小说流于煽情和庸俗，使之浮现出另一种意义上的浅薄和概念化？爱又是否真的强大到足以让父母奋不顾身，逾越规范，以至于敢于打开那个长久封闭于传统中的自我？换言之，一个人的天性与积习是仅凭爱就能改变的吗？或许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小说为何如此执着于书写父母，执着于从他们身上找到爱与改进的可能？
四、回望彼岸，走向未来
事实上，对父母的讲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许玲的大部分小说都采取了子女的视角，《在他们走之前》《七日谈》《黑箱子》更是直接将子女放在了叙述者的位置上。那些紧贴老人或父母视角的小说，如《齐物论》《藏龙卧虎》和《谁能听懂528赫兹》，实际上依然带有一个内置的子辈滤镜，因为只有在子辈那里，父母辈的生活，苦难与秘辛才会被看作是应当挖掘与认知的对象。子辈视角自然而然地赋予了小说一种青年立场，因此这些父母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儿女的故事，是“青年”的故事。
此种“青年”绝非《少年中国说》中“泼兰地酒”般热烈洒脱、锐意进取的青年，他们往往有着更加暧昧的内涵与气质，故而我们很难一上来就将他们指认为青年——又有谁会将那个疲于奔命，被婆媳矛盾撕成两半的张康与“青年”这一群体和概念联系在一起呢？在许玲所有的主人公中，恐怕只有跟随梦想走向远方的夏至尚有几分青春气概，但这样的气概也在她对父亲无尽的追思中变得潮湿而凝重。作为许玲所有主人公中最年幼的一位，《上青云》中的小池虽对世界怀有赤裸的好奇与渴望，并因此一再试图证明自己“早长大了”，却也无法真正走出青云里，做驰骋天地的少年。所幸的是，许玲最终还是让小池与他那些患病、衰老的家人一同飞向了世界。那个画着全家福的气球象征性地放飞了常年蜗居于青云里中的一家人，并打开了小池的视野：“天空变成了地面，他在天上飞。世界的入口，就在他的眼睛里。”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世界的重新发现，实际上源自小池对家人的祝福与关爱。正因小池怀有拓宽家人生命边界的纯真愿景，他才得以飞上青天，俯瞰大地。爱真可谓是四通八达，它不但能改变顽固的老人，还能改变青年对世界与自我的固有认识。同样因爱而改变的当然还有张康。正是在对母亲的回忆中，张康放弃了幻想中那个更加温馨可爱的家庭，与自己的父母达成了和解。张康的转变或许的确有些突兀和理想化，但或许也只有理想的陡然一震，才能打破小说自开篇起便弥漫不散的悲观主义色彩，撬动某种关于亲子关系与代际更迭的现实：
张康想起给小沐采样的那天，他一直想弄清楚一件事情，这天底下一年要走失多少孩子呢，有没有父母在很多年后，在没有照片的情况还能记住孩子的脸？而现在，他又多了问题，一年要走失或者被动走失多少个父母呢，有没有孩子能记得住多少年前，父母们曾经年轻的脸和身体？
被遗忘，被抛弃，被时间的长河分解、消化，这或许才是那些逐渐变为“累赘”的父母应当走向的结局；向前走，不回头，随波逐流，让前一个时代的记忆与创伤归于沉寂，这似乎是代表着现代的子一辈理应遵守的“自然规律”。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不同代际间的根本性断裂，这一断裂是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代价，但这并没有让它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今天我们之所以频繁谈论“原生家庭”，不仅因为我们不满于父母的“不称职”和“不思进取”，还因为我们对于骨肉相连的亲人间再也无法彼此理解而感到痛苦。那一声声哀怨的控诉中分明回响着子辈对代沟的消极抗议和对亲情的隐秘渴望。然而，并不是说谁的哭声更大，谁就更值得同情。让我们都扪心自问一下吧，我们真的要比“不思进取”的父母更先进、更懂得变通吗？我们其实都明白代际断裂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也都希望能与上一代人和谐共存，但很少有人会为此付出实际行动，因为行动意味着走出舒适区，意味着对抗，也可能意味着失败。
在代际关系紧张的地方，小说站了起来。它的身姿并不伟岸，却扛起了现实无力负担的人与事。许玲将一种弥合断裂，挽救遗憾的行动力赋予她的所有人物，于是张康开始寻找母亲，夏至将父亲的志愿带向了远方，祖孙间的隔阂得以消弭，父子间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如果说青年对现实的介入总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服气，那么这些人物对亲情的执着或许是源于对“亲人走散”的不甘心。所以，小说必须回首，也必须在老人身上发掘爱的力量和前进的可能，唯有如此，长久存于代与代之间的沟壑才有可能被跨越。不过，说许玲的人物都是在自觉地修复亲情，恐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大多数人物只是在感性的牵引之下自然而然地滑入了与亲人、与自我和解的叙事轨道。因此，真正“不服气”的其实是许玲本人。怀着对老人的怜悯和对自身晚景的担忧，许玲曾走访了七家乡镇敬老院。这些敬老院大多资金短缺，条件简陋，老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状态可想而知，可他们却并非人们想象中孤苦无依，身心麻木的“可怜虫”；他们依然对生活怀有期待，甚至热情。当许玲放下知识分子式的同情和审视，将老人们视作一个个普通人时，她反而发现了他们的不平凡，发现了“每一道褶皱里都有乾坤”。而当许玲写下这些老人的故事，她或许便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两个代际间迟到已久的对话。文学既无法立刻改变敬老院的现实，也难以切实改善老人们的生活处境，但它起码能够让我们看见“褶皱内”的世界，打通一些长期存在的壁垒，让原本无法相互理解的群体看到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在这个层面上，许玲对亲情的反复书写就是要表达对于代沟的不满和修复代际裂痕的决心，这就令那些看似过于圆满的故事充满了向上的、不服输的劲头，做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