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6年第1期｜陈福民：我们还能否做一个现代君...
“陈四育同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锐意进取，努力工作，为热河省、承德地区的解放事业，在教育、体育、科技、外事、侨务等各个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在群众和亲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严管厚爱，为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干部和人才。离休后，陈四育同志仍然十分关心承德的改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承德事业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
上面这段话，是父亲去世后，他所工作服务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给出的正式组织结论的一部分。之所以引用这段话，一个显在的原因，是有一点小小的荣誉心在起作用，因为我相信，尽管这段话包含着一定的公文色彩，但这肯定是父亲非常在意或者特别看重的话，我还深切相信，他能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宝贵的真情实意。我无权因私废公而不让他知道组织是这样郑重其事评价他的。除了前述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描述父亲，就只能先立人设，如此“狐假虎威”一下了。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原因是难以准确地说出的——我一直在努力回忆他的一生，并试图以此去理解一个时代及为之勤勉工作的人。但我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很容易。那些属于他们个人的信息相当遥远也相当零碎，在轮廓分明轨迹沉重的大时代车辙下，他们的个人性被隐匿或者被碾压了，似乎只有一副“老干部”的刻板面容。我不能说这种“刻板面容”与他们完全无关，由于年代、环境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有可能都会显得古板、单调、例行公事乃至性情枯燥乏味。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没跟我开过任何玩笑，也没单独带我出去玩耍过。与他这一代“老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的一生其实是平淡无奇的，只是一直忙于工作。但与此同时，类似“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样的评价，也并非可以将其视之为刻板公文而轻率地一略而过。这个不仅是面对他个人而做出的评语，在含有某种可以理解的溢美之外，其实正深刻烙印着一代人及一代父亲沉重真实而有所挣扎的灵魂。这让我再次记起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的名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负，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先生对于理想父亲所发出的期待与诉求，迄今已经百年，它还有效吗？人们真的做到了吗？同理，我们在父辈身上看到的一切，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被遮蔽被扭曲的？
父亲一九三一年生人，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在投身革命前，他上过一年私塾，后来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亡国奴教育”体系下学过一点日语和其他功课。但他真正有意义的教育过程，是他在热（河）辽（宁）中学参加工作之后完成的。其实热辽中学主要不是学历教育，其任务是热辽十八分区土改工作团为配合东北主战场培养干部而开设的。随后他转到热河省凌源中学，在学校里担任学生会主席，在热河省平泉师范学校担任团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他转入热河省教育厅工作，一九六〇年代，他较长时间担任承德地区共青团委主要负责工作。进入新时期后，他先后在体委、地震局、科委、外旅侨办公室等单位任职，直至一九九一年离休。从这些履历可知，他一生都服务于教育、青年、体育、科学技术和对外交流部门，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干部”。他的名字曾经让很多人感到奇怪难解，其实他原名陈仕钰，工作之后自己根据谐音改成了陈四育——德智体美，听起来很有新意也很别致巧思。但这名字又仿佛是一个象征或者像一个谶语决定了他的命运，因为按照新中国教育的新道德尺度，德智体美四字后是有一个“劳”的，即德智体美劳。而他一生，大约距离“劳”这个范畴很远，从未参与过真正涉及民生关切的实务工作。关于这一点，他在世时，我们从未就此交流过，不知道他对此是否感到困扰或者遗憾。以我的观察和理解，他似乎是安之若素无甚波澜的。这当然可以解释为服从组织分配，党让干啥就干啥。但今天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甚至，如果我可以冒昧加以评价的话，这个经历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阅历似乎都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限制影响。
某种意义上，父亲是一个平和刻板、情绪稳定的人，很少发脾气，但也很少跟人深入交流。用今天的概念说，他是个性格色彩很不强烈的人，也不太会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我在中学青春期叛逆的那几年学会了抽烟，他得知后非常意外和生气，但我不记得他为此采取过什么严厉惩罚措施，大约就是搞了几次“诫勉谈话”，在我痛心疾首表示不再“学坏”之后，他让我写了“保证书”就轻轻放过了我。这也许在客观上成了某种纵容，以至于我现在还没有改掉这个毛病。他最擅长的就是让我写保证书，仿佛保证书有什么魔力一般，这也印证了他其实并无过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从小学到中学，我写了无数检讨书保证书，除了极少数是被学校老师惩罚外，绝大部分都是他命令我写的。让我难堪的是，这些检讨保证书必须贴在家里醒目的地方，以便让来串门的小伙伴都能看到。甚至还有一次，我在家里犯了什么莫名其妙的“错误”，他让我写出保证书后次日带到学校交给班主任当众朗读。这太奇葩了，实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莫非他认为这样做能有利于我“痛改前非”？我当时真是羞愧难当，甚至有些恼羞成怒，又不敢当面抵制，只能写下来。但我也不会愚蠢到真的交上去自取其辱。好在那之后他未追问过结果，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养成了得过且过、能混就混的不良习惯，不知道是不是他这种教育方式所导致。
仔细回想起来，我真正惹到他发怒、也是伤害他最重的一次，是我考入大学后不久。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正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好时光，我留起了文艺青年的长发，还买了一件港台明星样式的上衣。暑假回家他看到我宛如看到了怪物，大为惊愕和恼怒，严令我剪掉长发不得再穿奇装异服。我跟他争辩几句后，他匆忙上班，临走下了死命令——他下班回家必须要看到我“像个正经人”一样。我那时正值思想解放真理在手，决心抗争到底。晚上他下班回来看我依然还是那副鬼样子后，大光其火。但他并不擅长做新形势下的思想工作，最后只能诉诸父权。母亲在边上劝了他又转过来劝我，纠缠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耐心没了，又倍感委屈，悲剧感油然升起，于是冲进房间拿出一把剪刀说，好，我剪！然后当着他的面咔嚓咔嚓剪下了大把头发。这个过分轻浮的出格动作显然是他没有料到的，甚至是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和伦常尺度的，他跌坐在椅子上指着我说，你，唉……场面的激烈和尴尬把母亲吓坏了，她扑过来对我连打带骂，其实是假打真拉，拖我进了另一个房间，生怕我们再起什么冲突。父亲坐在那里长久没有再说一个字，应该是受伤很重。而我在做出那些动作的一瞬间就后悔了，并不敢出门看父亲一眼，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但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关系就变了，再也回不到从前。巴金在《家》中写了觉慧反抗高老太爷的命令，大胆爱上家里丫鬟鸣凤，这种崇高感和悲剧感不仅在思想道德上冲锋陷阵，更在美学意义上润物无声。从“五四”到一九八〇年代再到今天，新旧道德之间的冲突并不总是严肃正大和事关国体国格的，很多时候也有我这类无厘头形式。当自命为“新”的事物涌现时，往往都是睥睨天下热血沸腾的，但鲁迅先生往往担心这热血会被人拿去蘸了馒头。强调太阳底下无新事，固然有着犬儒主义的聪慧和怯懦，但历史的辩证也时时在警醒着我们：一百年后，他们与我们之间，似乎仍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匆匆扫过父亲的一生，他的性格和做人做事风格之间，并不具有文学意识形态所塑造的那种典型性。他严肃但不严厉，温和但不温暖，规矩很多但并不执著，有一些参加革命后领悟到的理念，但并不丰富。他基本上只看《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晚年才迷上戏曲频道，每天必看“空中剧场”。十年“文革”中他跟着形势烧过家里一批书籍，也反对我读他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书，但他一直教导和督促我练习书法，并找来《兰亭集序》让我临摹，我的书法底子就是那时他给我打下的。他从不臧否人物，对于人与生活的“好与坏”，在革命准则之外他似乎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冗余。这样一个恪守中庸之道而四平八稳的人，却是地直机关篮球队的主力前锋，乒乓球也是一把好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承德地区受灾也相当严重，他被调任地震局当局长，每天出现场跑调研。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他在担任外办主任和旅游局长时，参与推动了著名的金山岭长城项目调研和开发，今天金山岭的壮丽辉煌应该有他些微的贡献。到了晚年他酷爱看地图，在我自驾考察北纬四十度沿线回来后，他都会与我交流，并且打开地图指点着说，“我知道你到了哪里”，神情不无得意。
父亲和他这一代人，处于旧秩序旧道德土崩瓦解、新社会新道德全面重建的历史夹缝之中，应该是困难重重的一代人。在革命信仰和儒家理念之间，在做一个革命者和做一个“好人”之间，他们毕生都在致力于一种平衡，并恪守着一种隐秘的德性。他担心我抽烟“学坏”，他反对我像个“不正经”的人那样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种种貌似古板守旧不近人情的主张，都在一种传统君子之风观念中得到了解释。我以为，这是父亲他们整整一代人最伟大也最辛苦的修行。
“君子”这事，实在重大且缥缈。所谓“君子不器”“君子不争”“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君子之交淡如水”等等，都是大题目大作为。但在中国两千年的道德实践里，又往往表现得四分五裂众说纷纭。在最坏的时候，这个概念很容易跟伪善者或迂腐不通庶务的空谈混淆在一起。今天的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仍然让这些道德困难保持着巨大的压力，并且变化了形貌与方式，需要我们去识别和承担，一如鲁迅先生当年的强烈吁求“背着因袭的重负，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我们是否还有能力有意愿做一个现代君子？跟父辈们比起来，我们是做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至少，我们有没有保护好那些隐秘的德性光辉？要回答这些话题，一点都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