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咸的玩笑》：在“玩笑”中沉浮 尝尽时代的咸涩
1990年，刘震云32岁，那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此后30多年，他停下中短篇而专攻长篇，如马拉松选手一般推出了十余部作品。包括《故乡天下黄花》在内的11部长篇小说，尽管笔法不一、篇幅不等、题材各异，但各自具备鲜明的文体意识：《故乡天下黄花》（1991年）以四个年份分出四章，写一种逸出线性时间的循环历史；《故乡相处流传》（1993年）虽然仍写历史的轮回，但作家别出心裁地把时代间隔凿穿，由此使不同年代的延津人，“共在”于同一种主宰其命运的重复；《故乡面和花朵》（1998年）篇幅漫漶，凡180万字，是刘震云“魔幻现实主义”实验的一个高潮。此外，本书前两卷为“前言”，第三卷是“结局”，第四卷才是“正文”，亦可管窥刘震云在长篇结构上不断更新自我的身影。
《一腔废话》（2002年）赓续了自《故乡相处流传》开启的“魔幻”色彩。它也是刘震云前后期写作两大主题“权力质询与民间肺腑”的一次接续。深描民间内部的对话，在《手机》（2003年）第三章《严朱氏》中略具雏形，经由《我叫刘跃进》（2007年）那类似《我弥留之际》的群像写法，到《一句顶一万句》（2009年）发扬光大。《一句顶一万句》除了奠定作家后期写作缠绕说理的总体笔法和心灵孤独、寻求知音的根本主题，也在章节安排上提示“出走”之于零余者的必要性。《我不是潘金莲》（2012年）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2017年）均分出三章，且前两章都是“前言”，“正文”放在最后，仅一二十页，可见用一句话总括一万句的气象。《一日三秋》（2021年）是《一句顶一万句》之后的另一座高峰，刘震云不仅在结构上化繁为简，笔墨之斟酌，似乎也返璞归真于《塔铺》《新兵连》那个时期。
2025年岁尾问世的《咸的玩笑》是刘震云的第11部长篇小说。本书中，鲜明的文体意识依旧：小说引言和尾声，被作家冠以“正文一”“正文二”，正文则写作“题外话三十三章”。引言写鸡鸣寺僧人智明的一生。智明本是山东泰安人，俗名长顺。幼年时，因母亲改嫁，长顺在家中饱受欺侮，于是在舅舅的帮助下前往延津出家。来到鸡鸣寺第八年，“文革”爆发，长顺被迫还俗，返回泰安老家娶妻生子。十年动乱结束，延津重开鸡鸣寺，邀请长顺回来。百般纠结下，长顺再度抛家舍业回归寺院，并在这里圆寂。引言这章写得平淡而有余韵，随后进入正文杜太白的故事：智明和尚生在20世纪40年代，延津人杜太白和他并无关联，但年龄上智明可算作他的父辈。正文分两条叙事线索，第一条线索写杜太白的当下，他50多岁，离异，其时正和女朋友田锦绣闹别扭；第二条线索回顾杜太白的过往，包括那并不幸福的童年、破碎的婚姻、被学校辞退的经历，等等。这两条线索互相印证与说明，勾勒出一个困于县城的落魄知识分子形象。
由远及近，可如此概述杜太白的经历：杜太白的父亲杜天威是一个外弱内强之人，他一辈子的志向是成为一个“人物”。为此，杜天威毕生讨好他人。囿于中国乡村的底层秩序——“村里都是底层人，在底层，任何人的级差，不超过五厘米；正因为级差小，他们更需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讨好反令他毫无人格可言，杜天威的“朋友”动辄按着他的头让他喝脏水，他不以为忤；同时，因为在外无法获得尊重，他又倒转过头对内加以施暴。有杜天威在，杜家的哭声不绝，他用凶狠来维持家长地位，用否定以显示自己的才智，“他使家里的日子充满担心，使生活非常乏味，就他一人，玩得津津有味。别人家都在做事，他在家里各种人之间忙着作争斗的游戏；全家人还陪着他玩；他家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家里的人，也成了村里最被人看不起的人；杜天威还不自知，自认为在村里是个人物”。杜太白从小便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对此，他的老师焦辅仁有一语中的之言：“一个人，硬是绑架了一个家庭。”
引言中，长顺的舅舅曾以“长大就好了”来劝慰外甥，杜太白的母亲也是这样安抚儿子的：“快长吧，长大了就好了。”但长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以逃离原生家庭。杜太白在杜家庄生活了17年，上大学后才摆脱了杜天威的阴影。成年后，杜太白娶妻何俊英，生下一儿一女。长顺并不信服舅舅的劝导，幼年时他便一心离家，“离家越远越好”，而在高考失利后，杜太白只能在距杜家庄60里外的县城安家。因为无法到巴黎、纽约等“世界之都”，他又为儿子和女儿取名巴黎、纽约。婚后的生活毫不幸福，妻子何俊英每日与他寻衅拌嘴。待到结婚26年，两人终于分手。小说述及的当下，即是从这里写起：有家的时候，杜太白觉得家是陌生的，在家中他仿佛一个客人；无家之后，却也难寻一个知心可言的人。他在学校工作时，和校长曹五车颇为知己，两人都是喜好吟诗作对、引经据典的县城知识分子，不料一次饭局上，杜太白和他就古诗的一例悬案发生争吵，进而殴斗，场面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结果是，曹五车的校长一职被撤，杜太白也被学校辞退。
离开学校后，杜太白做过红白司仪。一次错位拍摄引起“咸猪手”风波，不仅让他再次丢了饭碗，与女友本已提上日程的婚事也因之告吹。后来，更阴差阳错地被关了半个月。纵观杜太白的这几次风波，乍看荒唐，却无一例外地与他寻求知音相牵连，只是杜太白仅仅在延津寻找知音，若延津寻不到，或朋友变成敌人（曹五车），或朋友慑于蜚短流长（孟小节、春芽），或恋人渐行渐远，或友朋生死两隔（二舅、焦辅仁），他的想象力就会迅速枯萎。杜太白的儿子曾因爱情在故乡不被祝福，一气之下与爱人奔赴他乡，但杜太白缺乏这样的气概，他不仅未能下定决心出走，也从未出离乡村的伦理罗网。故此，杜天威的阴影再次笼罩了他的生活，而他也开始像杜天威那样乞怜于他人的同情。在又一次遭到田锦绣回绝后，杜太白猛然想起了可以与之跨年的人：田锦绣的父亲田守志。此时田守志已瘫痪多年，被女儿送进养老院，只能依赖写字与人交流。
杜太白与田守志的交往，堪称本书最动人的段落之一。在杜太白看来，恰恰是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人，懂得他的委屈，而他也在田守志最后的请求中（办一场“活出丧”），意识到彼此都拿对方作为世上唯一的亲人：“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应该有所担当；如果他不担当，这个亲人就彻底无望了；或者，会彻底无声无臭地死去。”说来可惨可笑，放眼延津，再无一个类似田守志这样的人。杜太白慷慨激越的操办，不仅是哭一知音，大抵也蕴藉了自伤自悼的心绪。从这里开始，作家步入了一个写作45年来甚少涉足的领域：无限耽延一个小人物“出延津”的行动，而深描其内心的彷徨。通过让叙事停顿，以往作品中书写“行路”的篇幅，在此让位于“心路”的刻画。一些论者或以为这里是小说的败笔，笔者的看法截然相反：行路局限在延津一隅，等于是不断延宕人物用以自救的出走，如此，心路的历程——欲寻知音而不可得的焦灼，才获致最大程度的照亮。
指认小说后半部逊于前半部，可能还出于某种视差之见，即认为《咸的玩笑》旨在传达一种“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毫无疑问，此等“乐观”会屏蔽乃至抵消作家对时代的洞察（小说对新生事物——偷拍、直播、网暴、弃老——的楔入或有生硬之处，但洞察是敏锐的）：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时空中，某一古朴信念乃是支撑着杨百顺、牛爱国等人活下去的韧性所在，但到了本书观照的后真相时代，刘震云已不再执着于此，他也不再让民间与庙堂、底层和精英赫然对峙，而是撕开了民间的温情，转而去写和世界互为镜像的民间，是怎样“把一个知识分子，弄成了一堆垃圾”，又是如何在一个人走投无路时，“一人向隅，举座皆欢”。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杨百顺与杜太白有着同样的孤独，可是孤独的语境改变了。若杜太白有“应对生活变化、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抑或这种智慧是有效的，恐怕就不会抑郁到闭门却扫，也不会疯到开始和动物对话，更不会终于走出延津只是要登上泰山峰顶自决……
小说尾声（“正文二”）是对前一章（“题外话”第三十三章）那个使人不寒而栗的结尾的重写。在这里，作家以后设姿态现身杜太白最终抵达的泰安，他坐在杜太白与春芽新开的饭馆，见证了两人如今的美满。这个Happy Ending自然是可能的，杜太白的新生与理想化的春芽也是可能的，然而在两个结尾之间，还包含着一大段因作家拿捏不定向读者发问的空白：在一个因信息过度发达而动辄得咎的时代，旧伦理崩溃而新秩序未定，“无以自明，自无以明”，值此之际，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在这个意义上，《咸的玩笑》孕育着比《一句顶一万句》更加痛彻的思考，这可能是作家下一本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