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5年第5期｜李晓君：命运的暗示
李晓君，1972年生，江西莲花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文联副主席。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等国内数十种期刊发表散文三百万字。另发表诗歌若干，兼及书法研究与创作。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
1
吴郡的春天多雨而潮湿，伴随惊蛰的雷声，沉寂的冬天开始被一种原始的生气和无法预料的雨水的节奏所替代。春天是喧嚣的、混乱的、盲目的，但也让人欣喜。如果说，冬天有一副冷静、理性、刻板的神情如同庙堂的秩序感和压抑感，春天则有一种江湖的活泼、热烈和野性。要在这两个季节之间作选择，无疑我会选择后者。甚至春天的热度都不足以照耀我的人生那是一部无限漫长、充满挑战和争议的个人史。父母或许是乐观的儒学奉行者，诞下我时，他们给我取了个鲜亮的名字：旭。
旭是一种颜色。其本意指初升的太阳。如果名字对人的一生存在某种暗示它无疑给我的生活乃至书法注入了一种刚健的日神精神。这么说吧，王羲之的阳性是同某种阴性相伴随的。他的书法红日耀雪，阴性抵消了部分太阳的热度。然而于他正是恰恰好，所谓不激不厉，风规自远。他以及晋代书家的字，普遍具有一种中和的倾向。也许与时代的风尚玄谈、吃药、崇尚道家、钟情山水有关。从一个书家的角度看，王羲之的热度在我这里是不够的，如同烧制瓷器，釉上的温度不适用于釉下的温度。
母亲是我朝大臣兼书法家虞世南的外孙女，也是书法家陆柬之侄女。陆柬之子陆彦远（我堂舅）是我的老师。这条线索已然暗含了我的命运。无论如何，我的家族在吴郡属于望族，虽然父亲的信息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但显然，这并不影响历代好事者对我的关注和研读。在同代人以及后世者的诗文中，我收获的名号不止于：张老、张颠、张长史、张公、张伯高、老颠、张先生、张生、东吴精、太湖精、草圣……这些信息，在历代热爱书法的练习者中，有着珍贵而神圣的价值。在此，我不再是个抽象的人，而是一种活力的象征，一个完美的符号，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山，一个时代的代言人……简言之，我的草书创立了一种风格，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打开了视觉艺术的一个新天地，在美学和精神层面完成了革命性的重构。我和我的草书，成为了书法帝国的一个神话。
事实上，我留给后人的信息并不丰富，除了以拓本流传的《肚痛帖》《千字文》（残碑）、《晚复帖》《郎官石柱记》（楷书），墨迹《古诗四帖》《自言帖》，以及《全唐诗》存留的六首绝句（皆是咏景）外，便是两小段厕身在《旧唐书·贺知章传》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文字（通常而言，正史中的传不会给书法家留下位置即便有，也是因为其政治活动）。因而，我的生卒年在后世人看来是不确定的，他们只能根据与我交往的同代人信息，将我置入一张关系网中，模糊地与一个并不确切的年份对号入座。
前人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假使在政治建构和人伦大道面前，诗赋都不算什么，那书法更属于旁技末节，不值一提。
很早，我的父亲便因病去世了，一个来自书香门第同时颇有规划的女人我母亲，她的不利处境反而促成了她的要强。很小我便被母亲送到堂舅陆彦远那学习。我的家族维系着老派的作风我从小学习贵族小孩应该掌握的、包括“书”在内的六种技能。按照古人的说法，读书认字乃至记诵书写，可不是简单的事，里面关乎宇宙、自然和伦理，甚至不乏象征和隐喻。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选择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稽六处立碑颂德，命李斯书文刻石当这些文字脱离竹简、钟鼎，第一次镌刻在石碑上时，其政治寓意不言而喻，国家意志和君王德政将借助石碑永垂不朽。
因此，字里的学问多着呢。而读书识字的权利，往往又为贵族所垄断。“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书·艺文志》）“六艺”促进了书写的狂热。文人集体性的参与，促进了书法第一个高峰的到来，在汉代学者赵壹眼中，杜度、崔瑗、张芝、蔡邕为其著名者。这位以词赋著称的文人，对这股书法的狂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着不乏夸张的描述：“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然而，书法的审美是抽象的，其艺术标准如何界定？古人把目光放到了自然界，以喻物的方式，为它提供标准和根据，以自然之美形容书法之美。如龙蛇、鸟兽、云霞、雷电、日月、流水、丘壑、山林、花草……即孙过庭所言：“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
喻物，为书家风格提供了可供想象的方便法门。梁武帝称王羲之书法，“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称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
也有以人喻书的，南朝袁昂说：“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袁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
起初我见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后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神采。公主的矜持、静穆、婉约，与担夫的粗放、率意、慌乱，让我从视觉层面的静与动中获得书写的技法和形式，而公孙氏的剑器舞，则让我从更高的层面获得书法认知：那是形神兼备、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即在我殁后近二十年，飘落到夔州的杜甫看到番上乐工李十二娘表演剑器舞，而不觉想起六岁时，曾在郾城随父亲观看过李氏的老师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公孙大娘是教坊乐工，其精湛的舞技，被杜子美形容为“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教坊第一舞家的出色艺术，无疑给了诗人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于李十二娘将身段展开，一个形体从五十多年前的童年往事中浮现出来，附着在面前这个女性身上，让年老的诗人怆然。
《剑器》和《浑脱》都是舞名。《剑器》是古武士曲名，是很男性化的舞蹈，后以女乐工扮雄装而舞。《浑脱》是胡舞，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雄健有力的风格。可以说，这两个舞蹈都富有丈夫气概，舞风强逸。
公孙大娘作为一个少有的女性艺术家形象，她不但是欣赏的对象，也为杜甫、我及其他文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源泉。当她的“创造”进入我们的视野，如同禅僧遭遇棒喝，突然获得某种艺术上的启示，这启示难以言喻，却又至为重要。公孙大娘身着红色为主的彩衣，手持彩帛，因舞蹈速度之快，与结头连接成璀璨夺目的彩线，如星河旋转，在音乐鼓点的伴随中，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制造出强烈的紧张不安的氛围，犹如万军丛中的关公身跨枣红马，轻取敌帅首级，又如后羿射日，于流光闪烁之中，九个太阳瞬间落地。舞蹈戛然而止，并没有使紧张的心情消失，一种“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空茫感笼罩着一切。
公孙大娘的形象出现在我朝，也不是偶然的。公孙大娘《剑器》《浑脱》舞蹈所达到的那种如醉如痴、如迷如狂的境界，正是李白诗歌和我草书共同指向的那个如同被巫召唤起的幻境。只是，公孙氏不要凭借酒这个媒介，而我们则需以酒为导引，去接近那令人颤栗、销魂、忘我的瞬间。为此，当杜甫将“酒中仙”、贺知章将“谪仙人”名之于太白时，后者显然相当满意。无论是《将进酒》，还是《猛虎行》（是否归入其名下尚有争议），其神奇莫测的诗句如同公孙氏的舞蹈，让人眼花缭乱，仿佛在酒的催化之下，充满着迅疾、及时、瞬间的意味。而酒之于我，如同知音，贺知章说我：“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述书赋》的作者窦臮说：“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
归根结底，舞蹈、诗歌、书法，其本质都是一种“游戏”，是一种精力过剩下无目的、无功利的活动，亦即孔子所言“游于艺”。艺术，是生活生产的余事。在抵达这个“游戏”顶点的过程中，酒在其中发挥着“助兴”的作用。当我“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醉，在其中扮演了让人欢愉、耽迷、忘我的角色。
2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瑷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冰传徐浩、颜真卿、郭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这是张彦远记录于《法书要录》中的一段文字，名曰“传授笔法人名”。张氏这段话传递出两个信息：其一是，我的书风出自“王派体系”，可说是书坛正脉。这个脉络被后人称之为“晋唐传统”由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人构成。并且都是一脉单传。其二是，自我开始，我的传人有二十余位，改写了一脉相传的笔法传承。
作为晋唐笔法中的核心人物，我居于开创性的承上启下位置。
自汉以来，笔法作为“不传之秘”，限定在家族内部的极小范围。为获得笔法“秘笈”，古人时有发生有悖常理的举动。当年韦诞手中握有大书法家蔡邕的《笔论》，韦氏因掌握这书法秘笈而被称为当朝第一书家。钟繇为得笔法，几次三番向韦诞借阅这本《笔论》而不可得，气得捶胸呕血，差点要了性命，幸亏曹操用五灵丹将他挽救过来。韦诞死后将《笔论》带入墓中，钟繇派人挖开韦诞的墓，终于将《笔论》盗为己有。钟繇临死之前，才气息奄奄地将《笔论》传给儿子。我打破了这一传统，广泛传授于弟子，此后我朝书法大盛，传之久远。
颜真卿醴泉罢官后，特意前往洛阳拜见我，请教笔法。当年真卿在长安，曾经向我求教过，我不曾传授。这次他再次请教，我有意传他。一日，我沉默许久后，见左右无人，神情严肃地站起身，将他引入内室，收他为入室弟子，传授《笔法十二意》。
我对他说，老舅陆彦远曾说他学书虽功深，但仍觉不至妙境，后听褚遂良说，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而力透纸背；印印泥，像印章盖在封泥上那样，准确而又有力。真卿在我的传授之下，书艺大进。
两种面貌在我身上交互迭现。我不知道自己应是儒者还是狂者。自幼起，我便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起初是父亲，在他去世后，母亲毅然担负起教育的责任，此后是在大书法家、堂舅陆彦远那学习。我接受了包括“书”在内的完备的正统教育，无疑地，它们都将我潜在地形塑为一个文质彬彬、并不具有激烈反抗精神的温润君子。张家和陆家的门风，期望每个幼承庭训、兰心蕙质的孩子，都能成为理想的人才。虽然我仕途并不显赫只担任过常熟县尉、左率府长史、金吾长史等小官，但毕竟开始了正统读书人的晋身之路。它奠定了我与李颀、李白、贺知章、高适、杜甫等一流文人建立友情的人文基础。甚至与包融、贺知章、张若虚并称为“吴中四士”。
如果你仅仅留有我的书法印象，很难将这些诗歌与我联系起来：
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
笑揽清溪月，清辉不厌多。
《清溪泛舟》
隐隐飞桥隔野烟，
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
洞在清溪何处边。
《桃花溪》
山光物态弄春辉，
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
入云深处亦沾衣。
《山行留客》
欲寻轩槛列清尊，
江上烟云向晚昏。
须倩东风吹散雨，
明朝却待入华园。
《春游值雨》
春草青青万里馀，
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
不寄云间一纸书。
《春草》
濯濯烟条拂地垂，
城边楼畔结春思。
请君细看风流意，
未减灵和殿里时。
《柳》
我的儒者形象，在友人的诗中是缺席的。他们通常将我塑造成狂者形象：“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李颀《赠张旭》）“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高适《醉后赠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饮中八仙歌》）出现在《旧唐书》与《新唐书》的面目是：“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好酒，每大醉呼叫狂走……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
一个温文尔雅、清新隽永的诗人形象，被一个嗜酒如命，举止率意、粗犷，蔑视世俗和礼法的非理性者形象所代替。到底哪个更真实？世人似乎更愿意接受一个反抗者形象以与盛唐充满活力，强大而光辉的精神相媲美。
正如狂者形象对儒者形象的覆盖，狂草，遮蔽了我同样出色的楷书。
人们从《郎官石柱记》感受到浓厚的魏晋气息。无论点画、结构还是章法，仿佛能够窥见《黄庭经》《乐毅论》等经典晋书的隔代倒影。
一个让人诧异的事实是，在文人圈中流传的狂者形象，与在学生中流传的师者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我的学生说我，传授书法时，完全是个理性、一丝不苟、富有条理的师长。
一位耐心、理智的师者，和一位充满激情、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这矛盾的二者，如何在我身上形成？不得而知。
3
三百余年后，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让我深感欣慰的是，这四位巨子公认的精神导师，便是我。
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说：“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在此之前，“草圣”的名号，一直戴在汉代张芝（字伯英）头上。杜甫曾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而联想到我的草书，并生发“豪荡感激”“浏漓顿挫”之情。见杨监出示的草书图，更让他生起对已故师长兼友人的怀念。
当严肃、正统的儒家思想者韩愈，为僧人高闲作序，他内心充满矛盾：他委婉地肯定高闲之书技法高妙，但也只是如此而已相反，他用大段的文字，充满激情地赞美我：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在韩愈眼中，我的草书有情感、有力量、有性情。这位文章巨匠，艺术风格与我可谓相差万里，但并不影响他对我书法的肯定。
如果说，我对杜甫、韩愈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精神上的，那么，我对颜真卿、吴道子的影响，则直接和深切得多。作为我的“入室弟子”，真卿曾感激地说：“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自谦和追思，溢于言表。
吴道子在我和贺知章处学书不成，开始工于绘画。吴生后被称为“画圣”。他强有力的线条，被形容为“吴带当风”。他把在书法上颖悟到的真谛，运用到绘画上，取得非凡的成功，不能说是学书的失败。他曾与李思训在大同殿两面墙上分别就玄宗避难蜀中的嘉陵山水题材作画，李思训耗费数月方成，而吴道子一日而毕可知，其作画速度之快。
从我满纸云烟的草书，到吴生一日而毕的壁画，乃至公孙大娘的剑器舞，都能找到某种共通的艺术的本质。
韩愈说我将山水鸟兽草木，一寓于书，但需要说明的是，物象只是我书写的一种譬喻，真正推动我创作的核心要素是：自由、浪漫、不羁的精神。王羲之、王献之所形成的草书范式，被我冲破和颠覆了。晋人雅正、遒丽的书法丛林，已容不下我这头猛兽我必须冲撞、狂奔、嘶喊；必须天马行空、一无所凭地在纸上制造最大的矛盾冲突，铺泄最不可遏制的血与泪的激情，编织最复杂多变的线条，建构一个几乎不可识读的抽象的景观总之，就是要使观者感到颤栗、紧张与不安。
我以“狂”继“韵”，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后人朱熹也说：“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这或许是对我飘忽、神秘的一生最好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