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树《梅伯言先生诔辞》

原文

为古文词之学于今日，或曰当有所授受。盖近代数明昆山归太仆，我朝桐城方侍郎，于诸家为得文体之正。侍郎之后，有刘教谕姚郎中，皆传侍郎之学，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称得法于姚氏。

予曩在京师，见时学治古文者，克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而予颇亦好事。顾心窃隘薄时贤，以为文必古于词，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时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厄也。而予闲从梅先生语，独有以发予意。又读其文数十篇，知先生于文，自得于古人，而寻声相逐者，或未之识也。予自是益求之古书。

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丰壬子，予复入都，则梅先生已去官归金陵。而粤寇之乱大作。明年，金陵陷，闻先生得出。丁巳，予寓长沙，孙侍读子余告予曰：梅先生以前二岁卒矣。

予于先生才数面，而与先生游京师者，称先生语未尝不及予。予穷老于世，今且避徙无所，而先生亦可谓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伟明达，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进士不欲为县令，更求为赀郎。及补官，老矣。而归又逢世之乱，可伤也！乃为之诔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为兮大驰？独为文章之人兮，世安赖而有斯？呜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于颠倒者耶？

译文

在当今这个时代研习古文辞章之学，有人说应当有所师承。大概近代以来，要数明朝的昆山归有光（归太仆）和我们清朝的桐城方苞（方侍郎），他们算是掌握了古文正统体式的大家。方苞之后，有刘大櫆（刘教谕）和姚鼐（姚郎中），他们都传承了方苞的学问，也都是桐城人。所以世人谈论古文时，就有了“桐城宗派”这个名目。而上元（今南京）的梅曾亮（梅郎中，字伯言），据说又得到了姚鼐的真传。

我早年在京城时，看到当时学习古文的人，都争相追随梅先生，以求获得归有光、方苞所传下来的学问。而我这个人也比较好事（喜欢古文）。不过，我心里私下里对当时的贤者（指梅曾亮等）有些轻视，认为文章要想真正达到古人的境界，应该是我自己直接向古人学习求教才对，何必去追随什么近世的宗派呢？如果都像这样（只知追随近人宗派），那真是文章的大灾难啊！然而，后来我有机会和梅先生闲谈，他的话却唯独能启发我的思想。我又读了他几十篇文章，这才明白梅先生对于文章的造诣，是真正自己从古人那里领悟得来的；而那些只知追随声名、亦步亦趋的人，可能并未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从此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去研读古书了。

从道光甲辰年（1844年）之后，又过了九年，到了咸丰壬子年（1852年），我再次来到京城，这时梅先生已经辞官回到金陵（南京）了。不久，太平天国的叛乱（粤寇之乱）大规模爆发。第二年（1853年），金陵城被攻陷，听说梅先生得以逃脱出来。丁巳年（咸丰七年，1857年），我寓居在长沙，侍读学士孙子余告诉我：“梅先生在前两年已经去世了。”

我和梅先生仅仅见过几面，然而那些曾和先生在京城交游的人都说，先生谈话时没有一次不提到我。我在这世上潦倒衰老，如今还要到处躲避迁徙、居无定所；而梅先生，也可说是不得志而终老离世的人。他的才华卓越、见识明达，本就不只是一位文人，而且他的志趣寄托尤其高远。他考中进士后，不愿去做县令，转而捐资谋求了一个郎官（赀郎）的职位。等到后来补上实缺官职时，年纪已经老了。辞官回乡后，又遭遇了世道的大乱，真是令人悲伤啊！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诔辞：

你的才华啊，为何未能施展？你的名声啊，为何如此远扬？难道仅仅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这世间又哪里需要这样的才郎？唉，悲哀啊，伯言先生！是（世人只）欣赏你的文章吗？还是（惋惜）你志向的（未酬）啊？又或者是因为你遭遇了上天的妒忌，最终在这混乱的世道里颠沛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