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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仁泽:小说呈现困惑,而故事试图给出答案

2026-11-18 1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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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原名为傅小平的傅羽是批评家。作为媒体批评的代表,他的思考路径与行文风格与当下主流的学院派批评家有很大的区别。他拒绝学院式逻辑分明、直指中心的模式化语言,而是追求保留文字旁逸斜支的“弦外之音”。因此,他对作品的解读路径与行文风格并没有学院派的套路和模式。某种层面上,傅羽无论是在文学批评、文学随笔中还是在访谈和新闻作品中,其思考路径都透露出一种李健吾式的印象主义风格,“批评的根据是人生”。因此,尽管傅羽对现代以来的种种理论话语颇为熟悉,但他并不像学院派批评家那样对文学史规范与理论话语过分倚重,也规避了部分学院派批评家那种搬运理论以掩盖思想空洞的弊病,他或许可归入“性灵”一脉,所谓“作诗不可无我”,或者用诗人杨炼的话说:“他像个灵巧的内心侦探。”他身上似乎并不存在余华所说的批评家人格与作家的人格张力,他一直都葆有某种诗人般的忧郁、敏感和多思。

因此,《抵达》的问世,以及小说家傅羽的诞生,便显得水到渠成。尽管如此,《抵达》仍显得出人意料,因为傅羽已在文学圈深耕多年,深谙文学思潮、热点题材、读者口味以及评奖动向等文学生态和游戏规则,但体现在这部小说里,却不见宏大的历史性的题材、繁复的叙事技巧、玄而又玄的哲学思辨,而是在贴地的日常书写中,对爱情与物质、生存与欲望、理想与现实、自我与社会等一系列与当代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的命题展开了最诚挚的追问和思考。当然转念一想,傅羽的第一部小说,似乎本应该是这样。

一、自叙传与别人的故事

在《十月》杂志的介绍里,《抵达》有三条线索,第一条是“我”作为外地人在上海的生活经历;第二条是“我”与蓝羽的恋爱,这条线索在爱情的框架里讨论当代人在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第三条是“我”与堂哥原游的交流,涉及“我”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纠结和挣扎。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说这部小说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我”的故事,另一个维度是别人的故事。

在第一个维度上,“我”出生于浙江安东,大学毕业后便留在上海从事文学方面的记者工作,成为一名“新上海人”。事业或者说工作方面,“我”有一份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工作,但是无论是经济收入层面,还是自我实现层面,这份工作都不能使“我”得到满足。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尽管“我”时常表现出一种反消费主义的清醒和智性,以及一种与“魔都”上海格格不入的“大隐隐于市”的从容和通透,但“经济”这一术语除了携带消费主义、功利、效率、物化等负面内涵之外,更作为对衣食住行等人们基本生存资料的抽象概括,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特别是“住”的方面,住房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头号问题,在青年人的口语里,“有房一族”几乎成为“成功人士”的同义替换。特别是对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来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指称,而是成为一个消费主义的符号,负载了国际化、流行、奢华、高贵等内涵,于是,“上海+有房”的组合便成了一种暧昧的象征:房子本是一种关乎生存的必要之物,是民生的根本,但是在“上海”的修饰下,却成了某种世俗性成功的标志,成了消费主义和世俗成功学的陷阱。“在上海拥有一套房”——特别是外地人在上海拥有一套房——便成了介于生活必需与高端奢侈、民生保障与世俗成功、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的,既实在又奢侈、既合理又不合理的诉求。小说中“我”关于房子的纠结,便来自以上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一方面,租房生活对“我”来说似乎并无不适,甚至租房的灵活性可以带给“我”某种自由:

租房也就这点好,房租再涨,好歹付得起。要是对这个房子不满意了就换下一个。如果不在意押金,期限没满也可以换,换个环境,还能换一种心情嘛。

但另一方面,“我”又明显能意识到上述的“豁达”不过是买不起房的聊以自慰:

我听说,有个登山家总是被问你为什么要登山。他被问得没奈何了,随口抛出一句,因为山在那儿。要是被问为什么要买房,我也想替大家说,因为房子在那儿,因为房子像座山那样矗立在那儿。我能这么替大家说,都是因为大家买得起,或者有可能买得起。

房子作为一种普通又特殊的生活需求与文化符号,不仅直接地揭示出“我”的经济困境,也映射出“我”在理想与世俗、坚守自我与随波逐流之间的摇摆和挣扎。

与蓝羽的爱情更是放大了这种困境。在《抵达》的创作谈中,傅羽坦白:“从小说叙述上推敲,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男女主人公如此缺乏物质基础,他们的恋情如何可能?”这一“物质基础”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房子。尽管“我”和蓝羽有着灵魂上的契合,但两人都不是琼瑶式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深知爱情的物质性。在无房的情况下,“我”和蓝羽的爱情也处于某种悬置状态——一边热情地恋爱着,一边数着这份爱情的倒计时。蓝羽母亲的那句“和外地人谈着白相相是可以的,结婚是一百个不行的”虽然被两人调侃,但也被两人默默地遵循着。

其次,在自我实现的层面上,这份工作也不能让“我”满足。“我”对文学一直怀有理想主义式的热爱,文学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抵抗世俗的精神依托。当有人看见“我”的小出租房塞满了书,用功利主义立场质疑读书不能转化成经济收益之时,“我”会坚定地与之辩驳,坚守热爱和理想的某种纯粹性;但是,当“我”与堂哥原游谈及文学,当原游鼓励“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又暴露出“我”对文学和理想的某种怀疑——

如果不是盯着经典文学,你会发现太多太多的写作是无效的,也就三分钟热度,此后就无人问津了,就跟它们压根儿没写出来一样。

对于写作的“无效”的担忧,一方面是源于“我”对文学的纯粹性的坚守,由于从事文学记者这一与文学相关的工作,“我”深知文学界的世故与虚伪,面对具体的文学界的生态,文学创作这一行为的光晕在“我”面前也随之消逝,某种程度上,“我”对文学创作的认知与热爱停留在抽象和想象的层面上。另一方面,关于“无效”的担忧也暴露出“我”对于文学的有效性——无论是世俗层面的有效性,即可收益性,还是意义层面的有效性的希冀。尽管“我”对当下文学界的生态抱有批判态度,但是一种无法介入其中的焦虑和失落仍是使“我”在梦想面前缺乏行动力的原因之一。在这种纠结的状态之下,尽管原游屡次劝“我”动笔写小说,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捆绑住了似的,怎么都飞不起来”。

傅羽在创作谈里说:“我在小说里写‘我’的生活经历,‘我’和蓝羽的情感旅程,‘我’与原游的对话与交往,与其说是要塑造人物,不如说是要书写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小说中“我”的生活状态的确可以概括当下大部分人,特别是进城的农村人和“小镇做题家”们——困窘的经济现状、渺茫的前程、不知通往何处的爱情、对理想的怀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动上的怠惰……小说中关于“我”的生活片段,简直就是当下无数人的人生切片。这种对于“当下感”的关注和追求,使得傅羽用了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白描笔法对“我”的生活状态予以呈现。傅羽也意识到这部小说是细节化、过程化、慢节奏和长镜头式的,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情节、反高潮和反戏剧性的。

但另一方面,在小说的第二个维度,即“别人的故事”的层面上,一种戏剧性和张力感却油然而生。傅羽坦承这部小说具有自叙传色彩,“叙述者‘我’身上有我的印记”,但实际上,这部小说使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去讲述别人的故事,小说一开始便“不妨从我堂哥的故事讲起”。与“我”得过且过的状态不同,堂哥原游从小便流露出某种梦想家和行动派的气质,他十岁时第一次看见村子里的拖拉机,拥有一辆车的理想便在他心中生根,直到后来成为他的一个情结,用原游的话说,“男人不会开车像个什么话”,但这个理想最终因为一场摩托车意外事故,变成了永远的遗憾。在事业上,原游本是一名历史教师,他对历史怀有敬畏,认为“历史是严肃的,开不得半点玩笑”,因此,他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他是“很受学生们欢迎的那一个,他不像他的很多同事那样照本宣科,搞得历史就像是那些冷冰冰的年份、人物和事件的记录,他喜欢把历史都当成形形色色的故事来讲”,但也因为那场意外,原游告别了讲台,“到形同虚设的图书室做了管理员。”

除了原游的人生起落之外,“我”姐姐原茵的婚姻故事也颇具古典言情小说的戏剧性。姐姐在进城打工时与忠厚老实的姐夫相恋,但因姐夫家境贫寒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为了防止姐姐一意孤行,父母一度将姐姐软禁在家里,当姐姐追随姐夫而去时,父母和姐姐甚至上演了一场巴士断亲的戏码。数年之后,姐姐第一个孩子意外死亡,接着第二个孩子出生,父母才正式接纳了姐夫,一家团圆。

除此之外,蓝羽的父亲在家庭责任与自我追求之间挣扎的故事、蓝羽的远房叔叔与乡村女孩的故事,甚至连“我”父亲年轻时候闯荡上海的故事、看海途中偶遇的新婚夫妇的恋爱故事等,这些“别人的故事”不仅在整个小说中占据可观的分量,并且在戏剧性和张力程度上都比“我”的生活经历更为轰轰烈烈、一波三折,也更容易从中榨出某种读者和批评家所喜闻乐见的“生命的困境”或“个体的挣扎”等意涵。马丁·华莱士认为自叙传作者们“经常从最好的角度描写自己。他们掩盖某些事实,认识不到他人的重要性”,这样的判断在傅羽这里似乎失效了。

二、“新穷人”及其合法性

20世纪80年代初,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中,以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描绘了改革开放后城市与农村在物质层面的巨大悬殊,通过陈奂生进城之后在村里地位“显著上升”的情节,在不无同情地讽刺了陈奂生们的小农意识的同时,也暴露出城市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赋魅机器,它将像塞壬的歌声一样召唤无数乡下人投身它的怀抱。1982年,铁凝的《哦,香雪!》在性别的框架内,将城市与乡村放置在了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富有与贫穷、强大和脆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中,用香雪以四十个鸡蛋换取铅笔盒的情节,标定了乡村文明对城市文明的崇拜和臣服。同年,在路遥的《人生》中,陈奂生“上城”的简单满足和香雪对城市的情感层面的向往,已经被高加林“进城”的雄心壮志和机关算尽所替代,对于高加林来说,进城不仅关乎理想,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

关于农村人进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主要呈现出两种书写路径。其一是通过农村人进城之难,来批判和反思城市化进程,其间也流露出对乡村朴素的人伦与道德的怀念。孙惠芬的《民工》《保姆》《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尤凤伟的《泥鳅》,陈应送的《太平狗》,等等,这类作品通过描写农民工在城市中物质生活的困苦和尊严的被践踏,最终要么死亡,要么走向道德的反面(精神的死亡),揭示出现代化进程对农村生存空间的挤压和对乡村朴素的人情与道德的破坏。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更是以残酷的笔触书写了农村人在城市的生存之难。涂自强是一名大学生,不同于农民工群体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的末端处境,也不同于高加林高考失利的阶层跃迁失败,涂自强成功获得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现代性结构为寒门子弟颁发的阶层跃升的通行证——但等待他的依旧是理想、爱情和事业的多重失落,最终他积劳成疾,患上癌症去世。相比起物质困境,石一枫的《世间再无陈金芳》则主要展现农村人进城的精神困境。陈金芳深谙城市名利场的游戏规则,通过投机和欺骗等一系列手段,似乎终于跻身“上流社会”,摆脱了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困苦,但她却陷入了精神层面的巨大迷失,她知道自己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无法获得他人的接纳和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城里人陈予倩光鲜的表壳之下仍然是农村人陈金芳,最终她在一次投机失败之后选择自杀。

其二是将城市视为某种救赎之道,以摆脱农村的物质困苦和精神压抑。这种思想路径常见于“女性主义小说”脉络。王安忆在《男人和女人》一文中,认为“土地向人索取的劳动是太过单一、太过狭隘,又太过苛求体力,女人无法取得优势,无法改变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命运。而到了城市这一崭新的再造自然里,那才真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尽管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多是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但在为数不多的对进城农村女性的书写中,都将城市视为某种救赎性的场域。如《保姆们》里的进城务工的女性,就一扫农民工可怜、悲惨的固化形象,而展现出某种坚韧和独立的品格;《富萍》也讲述了自幼父母双亡的农村女孩富萍通过进城摆脱了寄人篱下的困境,也通过在城市中的一系列遭际,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东西的系列小说也将城市看作农村人摆脱生活困境的唯一出路,如《篡改的命》通过讲述汪家三代人以极端方式在城市扎根的故事,写出了农村生活的物质贫困对人的压抑。

不论是对城市报以批判,还是将城市看作农村人的救赎之道,其基本的叙述动力都是农村作为一种封闭空间所造成的人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瘠,尽管城市中有着道德沦丧、价值失序等问题,尽管对农村人来说,进城之路也面临失败的风险,轻则逃离回农村,重则失去尊严和生命,但城市依旧具有无比强大的诱惑,令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农村人神往之、奔赴之。

在进城书写的脉络上,《抵达》则呈现了一种新的、更复杂也更难以言说的困境。傅羽在创作谈中提道,他首要解决的是主人公“缺乏物质基础”的问题,但实际上,这种缺乏与上述进城农民的物质匮乏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的物质困境已经无关生存。作为一名记者,“我”虽无房无车,但已经不像涂自强们经受过食不果腹之苦,也不像富萍们面临寄人篱下之困,更不像陈金芳们深陷无法自我认同的精神折磨。《篡改的命》中汪氏一门三代人舍弃生命和尊严换来的城里人身份,在“我”这里也不成问题,“我”在毕业后就拿到了上海户口,成为所谓的“新上海人”。“我”的物质困境更多的是一种“新穷人”式的生活焦虑。“新穷人”是鲍曼基于对欧美国家福利制度的衰弱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而提出的概念:“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在“我”与蓝羽的交往中,充斥在两人之间的,是米莱斯、奥菲利亚、夏加尔、莎士比亚、伦敦、英国、宝马轿车、凯司令蛋糕、“广场里的特色餐厅”、“一旁的西式茶餐厅”、“面朝大海的餐厅”等一系列颇具消费主义性质和“小资”意味的符号;竖立在“我”的文学梦想背后的,也是一种包含世俗成功学在内的社会认可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若说之前进城作品中关于进城者的穷困是源于工作缺乏和收入低微所造成的基本生存资料的匮乏,那么《抵达》中“我”所陷入的则是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已经不能与早期的拜金主义、利欲熏心之欲望混为一谈——始终无法满足的状态,是当下得过且过,未来却无所希望的困境。

长久以来,对第一种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病无所医的贫困的同情性书写,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社会批判,都是中国文学惯常的写作路径,其在文化逻辑上占有不可动摇的合法性。20世纪50—70 年代,艰苦和贫穷的状态本身被赋予了某种道德意味,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则容易陷入某种“敌我矛盾”的指控风险;新时期以来,“小资”的生活方式更是被融入现代性批判的文化理路中,用以指控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现象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但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当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鲍曼所说的“消费取代生产并成为社会运转轴心的消费社会”,贫穷的属性也已经悄然改写。2014年,汪晖对“新穷人”做过更符合中国现实的论述:“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这类贫困并不因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

《抵达》也面临这种书写“新穷人”的合法性问题。在小说的开头,傅羽写道:

也许我最好是等到多年以后再来讲这个故事。年岁老去,树木愈发显出清晰的纹理,我们像树一般长成的经历也会慢慢深刻起来。但我怀疑到了那时,我也许就不想讲了。……何况总有一些想法,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事后回想却觉得不过如此。

整篇小说都不时可见这种讲述的惰性和犹豫:“当时觉得有意思”但“事后回想却觉得不过如此”,以为是“诗意盎然的雪山飞涧”,但追溯起来,“不过是条毫不起眼的小山沟”。或许,这种惰性和犹豫一定程度上就源自傅羽对“新穷人”之合法性的讲述困境——一边是衣食无忧、偶尔可以“小资”一下的日常生活,另一边是对于物质困境的焦虑——如何讲述这种困境,如何表达这种焦虑?

最后傅羽选择“不妨从我堂哥的故事讲起”。“我的故事”与“别人的故事”也就在这种时候发生了交接:在“我”无法讲述自身的时候,“别人的故事”便被召唤出场。

小说中“别人的故事”不仅映射出“我”的现实困境,也是一种叙述策略,在“我”难以讲述自身之时,让“讲述”这一行为进行下去。比如,当“我”纠结买房和买车的“面子”问题时,“我的一个朋友”便适时地登场:

我这么说,也是因为,我这人虽然谈不上虚荣心爆棚,但毕竟还要点脸面,因为脸从来都不长在屁股上,也就没法儿当它是屁股。就说我一个朋友吧,他在证券公司当交易员……

关于堂哥原游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对原游的讲述,更倒映出“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而“我”向蓝羽讲述的姐姐原茵的婚姻故事,其意味则更为暧昧。其时“我”正和蓝羽处在一场似是而非的恋爱关系里,一方面“我”和蓝羽情投意合,另一方面又面临物质基础的挑战,这种困境使得蓝羽用一种暧昧的“普通朋友”的身份面对“我”的家人,在此情境下,“我”向蓝羽讲述姐姐为爱放弃一切的浪漫故事,除了提示出“我”与蓝羽的现实问题之外,也暗示出“我”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除了原游和姐姐的故事之外,穿插在小说中的其他故事也都与“我”保持着高强度的同频共振。比如,在与蓝羽驾车看海的途中,偶遇一对新人的婚礼,受邀参加,与新人和宾客把酒言欢,气氛融洽。

这场奇妙的际遇似乎为两人的旅程抹上了浪漫的色彩,预示着两人的美好未来,但接下来遇见的寄居于烂尾楼的拾荒老妇,又像是现实的当头棒喝,提示着“我”无房的事实。

傅羽的“自叙传”,显然与郁达夫式的狂风暴雨般的自我倾诉不同,他冷静而克制,甚至有一种刻意的躲避和隐藏。但另一方面,“我”不仅作为小说中故事的听众、对话者和讲述者,更担任小说的叙述者,在小说中有着强烈的、不可忽视的在场感,所有的人物又都经由“我”的筛选和情感加工,所有的故事都被统摄在“我”的语调、情绪与价值衡量之下。这或许就是傅羽为“我”的困境——也是为“新穷人”的困境——找到的一条合适的讲述方法。在创作谈中,傅羽坦白,在职业方向和生活经历方面,小说中的“我”都与作者本人有较高的重合度,“我”对于生活和写作的某些观察和思考,也是他本人的现身说法,就连蓝羽这一“百分之百虚构的人物”,也烙印着“我爱人身上的一些可贵品质”。可以大胆猜测,小说中关于“我”的故事与作者的现实经验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而“别人的故事”则大都源自虚构。博尔赫斯说过“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这句话或许也可以倒过来:强大的真实需要虚构。对于《抵达》来说,“我的故事”是经历,“别人的故事”是情绪;“我的故事”是事件,“别人的故事”是思考;“我的故事”是形,“别人的故事”是神。

三、讲故事的人们

2009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吴摩西与牛爱国两辈人为了找寻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而开始了遥遥无期的跋涉。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写出了“中国式的孤独”。而在《抵达》这样一部普鲁斯特式的经验白描的小说中,一个颇具魔幻色彩的地方是,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几乎都深深地陷在“对话”和“讲故事”的激情里。小说中人物之间的交谈几乎全被故事填充,不论是“我”与蓝羽、“我”与原游,还是“我”与家人之间,几乎只要一进入交谈,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讲故事。不仅是小说人物在互相讲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小说讲述者的“我”——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作者本人——也是在向读者讲述一个故事,小说的第一句就是:“也许我最好是等到多年以后再来讲这个故事。”

本雅明曾对现代小说与故事做出区别:“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故事的能量在现代已经逐渐丧失,因为“经验已贬值”,愿意听故事的人在今天“十之八九会弄得四座尴尬”,因为我们不再具备“交流经验的能力”。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小说只呈现困惑,而故事试图给出答案。

傅羽关于“故事”的强调,或许就是对当代人面临的问题给出答案的一种努力。在创作谈中,傅羽说这本书的题目一开始叫《飘摇》,“飘摇”也是傅小平对当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概括:

这个词能贯通小说透出的一些气息和情绪,也能体现我自己那些年里身处上海不时冒出来的,或者说是男女主人公在情感旅程中不时体会到的,仿若“无根的野草”般的心绪、情愫,这其中或许还反映出了时代的某种情绪,诸如我们多数人都可能面临的由生活巨大的不确定性引发的不由自主的无力感,身居都市扎不下根遥望故乡又发现回不去了的撕扯感,以及身心总是难以自洽引发的不适感,等等。而这个词本身,还隐含了一种以无能的力量艰难跋涉,从而让板结的沉重现实,得以有一点点松动的美学意味,这近乎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关于“飘摇”,我们或许能想到社会学家项飙提出的“悬浮”概念。“悬浮”一方面是说人们为了一个不知何时才会到来、不知是否会到来的未来,将“当下”悬置起来,“当下”是通向“未来”的工具,是一种暂时状态,是没有意义的,在“当下”必须埋头工作,才能通向“未来”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悬浮”也是对人们的阶层位置和工作状态的一种描述,在内卷化的社会里,人们像蜂鸟一样拼命拍打翅膀,却只能勉强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和阶层位置,不能向上移动分毫。“悬浮”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项飙通过对农民工的观察而形成的概念,在当下仍不断被人提及,因为进城务工的年轻人与当年的农民群体工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与“悬浮”相比,“飘摇”这一说法听起来显得轻松许多,似乎抽空了“悬浮”所蕴含的“蜂鸟振翅”般的劳累和疲惫,徒留一种得过且过的无力感,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传统的诗歌意象——浮萍。在“悬浮者”的认知里,未来还是可期待的,现状还是可改变的,这也是促使他们不断振翅的动力,但是在“飘摇者”心中,一切的行动都毫无意义,未来不再可期——“飘摇”抹去了“悬浮”中的沉重感,却也呈现出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比起“悬浮”,“飘摇”似乎更能概括一种近几年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即“躺平”现象。

从项飙对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的观察,到傅羽对当下新穷人的讲述,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新穷人“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中,不仅可以将《抵达》放在进城书写的脉络上进行考察,而且在知识分子书写的脉络上去探讨这部作品,也颇具意义。自鲁迅以来,知识分子一直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从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形象,到十七年时期对知识分子“小资”倾向的警惕和批判,到“文革”时期的“臭老九”形象,新时期之后的“归来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边缘人和颓废者形象,知识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但一个不变的地方是,其与非知识分子的二元结构相对比较明显。从《祝福》里的“我”与祥林嫂,到《废都》里的庄之蝶与唐婉儿、柳月等女性,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在社会位置、生活方式、个体经验、认知能力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体系的逐渐完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开始弥合。格非《欲望的旗帜》和李洱《导师死了》中塑造的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启蒙的社会功能,连庄之蝶式的风雅气都已丧失殆尽,只剩下评职称、发文章、开会、挣钱等日常琐碎。正如项飙所说:“特别是今天,所谓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的边界已经很模糊,你混饭吃我也是混饭吃,大家都一样,只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其实,知识分子身份在当代的降维和祛魅,除了市场文化和专业壁垒导致的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职能转变之外,还有教育的完善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知识平权,使得“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不再具有之前的启蒙者、引领者、人生导师等内涵,仅仅指某些专业性较强的职业,用陈思和的话说,“岗位型知识分子”已经替代了“广场型知识分子”。在当代,祥林嫂不需要向“我”询问“一个人死了,还有没有灵魂”的问题,因为“我”不再具备回答人生命题的资格,当代的祥林嫂们也都拥有了思考社会人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

《抵达》便写出了这种当代人对于时代、社会和自我的某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困境。无论是“我”对房子问题的纠结、对写作行为的纯粹性和功利性的思辨,还是“我”与蓝羽“今朝有酒今朝醉”式的爱情,都是源于“我”对人生的智性思考:“我”在洞察自身虚荣心的同时,也知道“要面子”在人性中的合理性;在维护理想的纯粹性的同时,也明白理想落入现实之后所不可避免的世俗色彩;在追求心有灵犀的爱情的同时,也深知物质基础对于爱情不可或缺的意义。“飘摇”之所以抽空了“悬浮”中蜂鸟振翅的挣扎、之所以戳破了“悬浮”中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之所以体现出一种躺平式的百无聊赖,就是因为当代人对现实与理想、社会与自身关系的高度思辨。面对现实与社会,“我”既不能出乎其外,又不能入乎其内,于是,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智性的思考终究会带来某种解决策略——哪怕是暂时性的,就像傅羽所说:“再是飘摇在路上,也终究会抵达某个地方。”“讲故事”或许就是傅羽为当代人的困境提出的一种策略,通过“讲故事”,人们重新找回“交流经验的能力”,重新建立“深度交流的可能”。无论是讲述“别人的故事”,还是讲述“我的故事”,都是认识社会、认识他者、认识自我的过程,是在繁复的思辨中做出选择的过程,也是为自己的生命锚定重心的过程,就像《抵达》的开头:

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还是想再讲点别的什么,我现在并不知道,但也许讲着讲着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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