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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蛟:半是沧桑半少年

2022-09-28 11: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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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徐海蛟度过了漫长的抽屉文学尝试阶段以及报纸副刊写作阶段之后,一篇2万字专辑《徐海蛟创作的多样性》在《文学港》刊发。当时,作为刚到而立之年的80后青年作家,徐海蛟一直徜徉在纯文学的天空之下,诗歌、散文、小说……任何体裁、题材他都愿意尝试,表现方式也颇具多样性。

如今,十年已过。在小说家和诗人占据写作者数量优势的时代,徐海蛟更愿意说自己“主要是写散文的”。从乡村小品文到历史之问、人性之思,徐海蛟的散文写作呈现出越来越开阔的气象。从故乡故事写到普罗大众,再到历史人物,徐海蛟在虚构与非虚构的标尺中细细丈量。

如果说徐海蛟的一部分写作是回望历史,那另一部分则是“面向未来”。在他看来,一位优秀的作家至少有一本书是写给孩子的。正如他所追求的文字品格:真诚、真实,“孩子是整个读者群体里最真诚的部分。”

世故与童真在岁月轮转,未来与过去在纸上纵横。这就是徐海蛟,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他身上同时还住着一个古人,以及一个少年。


徐海蛟,浙江宁波人,80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曾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储吉旺文学奖等奖项。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青年文学》《散文选刊》《雨花》《西湖》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两百多万字。著有《亲爱的笨蛋》《山河都记得》《故人在纸一方》《别嫌我们长得慢》《孩子的世界你不懂》等13部作品。


一、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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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都记得》

作者:徐海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记者:在散文集《山河都记得》中您写了故乡和亲人,以及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里面藏着作家的生命屐痕。好像很多作家最初的创作都是从自己、从故乡写起。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成为一个作家?

徐海蛟:如果确切计算开始写作的时间,应该是1993年或1994年的样子,那会儿我读初中一二年级,比较明晰地意识到在写作这件事上,能够赢得来自语文老师的赞赏,出于无知者的无畏,在心里确定了一个当诗人的理想。迄今依然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和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在我的学生中诞生一位真正的作家。”这位老师青少年时代有过作家梦,他自己梦想破灭了,便想着要让这个愿望在自己女儿身上延续,但随即发现女儿不是写作的料,于是这点期盼就转移到学生身上了。他的课堂上,学生们走马灯般,换了一茬又一茬,或许只有一个人在心里悄悄记下老师这一愿望,这个人就是我。这可以视为我爱上文学的契机,但不是我成为作家的契机。我想,一个人要成为作家,过程是缓慢的,一定是命运使然,在反复淘洗后选中了我,让我不得不以文字的方式过一种精神性的生活。命运在哪一天选中我,便是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契机。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山河都记得》是延续了莫言、陈忠实、路遥等从事“故乡写作”这一代作家的风格走下来的,作为一个80后,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您的写作受上述作家的影响大吗?(或者展开谈谈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

徐海蛟:陈忠实和路遥,对少年时代的我的确产生过影响,我在13岁那年读完《平凡的世界》,当时萌生一个念头——自己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动笔开写,遗憾的是,当写到大概2万字时夭折了。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我大约18岁读的,当时这部作品像惊雷一般响彻我后青春期的夜晚,让我震撼不已。

但我的故乡写作,并非脱胎自他们这一代作家,80后作家面对的故乡和前辈作家们面对的故乡截然不同。南方山村里走出来的作家与中原大地上走出来的作家,对故乡的印象也截然不同。我的故乡在消亡,许多原本稳固的东西已分崩离析,我们在书写故乡时,有许多不确定感,更像是为那片最初的土地唱一曲挽歌。而陈忠实和路遥的故乡是稳固明晰的,有许多他们可以坚信的东西在里头。

说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似乎有点难以回答。因为这是分许多个时期的。几乎每个时期,都有这么一位作家站在我的背后,让我仰视,让我颤栗,或者让我五体投地,但这样的作家不是固定单一的,他们总随着我的生命阅历改变而发生改变。例如少年时代我特别迷恋余光中和泰戈尔,青年时代喜欢余华,后来喜欢汪曾祺,有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若泽·萨拉马戈很好,读卡夫卡的时候,我也感到痴迷。很长一段时间,我又特别喜欢乔治·奥威尔,喜欢他的冷峻和洞见。

记者:您曾说,自己有过两个“故乡”。故乡一直是文学永恒的母题,故乡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在您创作中有怎样的位置?

徐海蛟:故乡确实是文学的母题,我说的“两个故乡”是指地理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可能是重叠的,合一的。但到了后来,它们有可能分离开来,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我最初的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已经沦陷,它由我生命中的应许之地变为陌生之地,但同时,我试图以汉字为自己确定文学地理,确定另一个心灵意义上的故乡。

故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最初出发的地方,它并不是完美的化身,我已经没有那种“水是故乡甜”的情结了,它对我的意义大概是我最初用来观察人、体味人间情状的地方。

记者:《万物带来你的消息》是一篇广为转载的散文,文字情深意切、真挚动人,感动了无数读者。您在不止一篇散文中写到过父亲,父亲离你而去,父亲却又无处不在。请问您心中,父亲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您笔下的父亲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父亲,有什么相同与不同?

徐海蛟:父亲对于我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存在。由于他过早地离去,在我生命里产生的实质性的帮助可能不大,但在心灵里,他是某种精神的图腾,就像头顶的月亮。我们或许不借助月亮完成与现实相关的事,但月亮是一种抚慰。我笔下的父亲和其他文学作品里的父亲,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我没有以仰视或者拔高的方式来书写父亲。父亲在我看来是一个文学形象,既和我存在血缘关联,又是我以旁观者身份看待的对象。他是一个文学人物,有着一个生动有趣的人所具备的全部人性的丰富和热烈。


二、 古今

记者:继《纸上的故园》里书写故乡微小的事物之后,您开始从熟悉的人事转向现实中更为广阔的人群:进城的山里人、背井离乡的人、命运遭际格外艰难的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长篇散文《无法抵达》(于2016年获得“人民文学新人奖” ),您为什么将目光聚焦在此类人群身上?

徐海蛟:当时,我一直在思考人的迁移问题,在发展中的中国,其中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恐怕就是“进城”,这是涉及庞大的几千万乃至数亿群体的迁徙。这些远离乡土、抵达另一个陌生场域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境遇如何?我就想以自己的笔写下他们的期盼、梦想和挣扎,写下他们翻过山,趟过水,走了八千里长路,灵魂却被卡在了路上的茫然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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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在纸一方》

作者:徐海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记者:随着《故人在纸一方》于2018年推出,您的散文写作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开始从乡村叙述转向当下叙述,继而又转向写古人。在书中,您与24位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请问是什么促成您在写作对象上的转变?

徐海蛟:促使我不断尝试新的叙述题材,应该是散文写作的局限性吧。散文是一种需要作家依托生命经验完成的文本,这种生命履历像砂砾里的黄金,珍贵又稀缺,并不能支撑着一个作家长久地写下去。所以写作者必须不断拓展写作的题材和疆域,向自身以外的地方去谋求,找到契合自己气质的方向,用力开掘进去。

记者:《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评论道,看《故人在纸一方》有种“灵魂附体”的感觉,您时而与历史人物对话,时而成为了历史人物本人。我们知道,写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虚构,但又不得不有所“虚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自己在写作之前做了什么样的功课?

徐海蛟:如何在虚构和非虚构间取得平衡,确实是历史书写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毕竟文学不是历史,但历史的文学又不能是纯粹的戏说。那怎么办呢?我的想法是主体事件不变,必须下苦功夫去考证,去故纸堆里耙梳,而细部,尤其事件发生时的场景、人物的心绪,需要作家的虚构能力去补充,所谓“历史结束的地方,是文学起飞的地方”,那部分就是历史结束的地方。明晰的史实好比一个建筑的外部框架,而虚构的部分就是房间内部的软装。

写作历史之前,最大的功课就是收集、阅读史料,以做学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当你掌握足够多的史料时,你才会拥有相应的话语权。

记者:能否透露一下您现在手头上的散文创作。

徐海蛟:我正在写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文人科举的散文集,在这本集子中,我将系列展现中国文人科举失败的故事。从杜甫、李贺、温庭筠、柳永、姜夔、唐寅、徐渭,再到顾炎武、金圣叹、吴承恩、蒲松龄等。他们都曾遭遇科场失败,入仕无望的打击,都曾经历一段生命的晦暗时光,有些甚至贯穿终身。同时,他们又在命运嘲弄中,在沮丧与孤独中,不断开拓灵魂疆域,让身体和心灵在天地间完成了高贵的壮游,并在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不朽篇章。这些伟大的灵魂,他们的生命没有按照既定方向进发,去赢得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但他们更改了命运的底牌,并成为人类苍穹中永远的星辰。


三、童真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位优秀的作家至少有一本书是写给孩子的。最初是什么让您想到为孩子们写书?

徐海蛟:我是一个有着儿童情结的人,或者说从天性深处看,我的身体里可能潜藏着一个孩子,那部分孩子气的天真恰恰是应该献给儿童文学的。我想,一位真正的作家,确实应该给孩子写书,因为只有赢得孩子们的尊重,拥有了这样一批读者,你的写作才是面向未来的。另外,我想告诉所有写作者,孩子是整个读者群体里最真诚的部分,他们说喜欢你的书,或者说“徐老师,你的书我读了五遍”,那是真的读了五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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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笨蛋》

作者:徐海蛟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01月


记者: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您写下一部儿童文学长篇《亲爱的笨蛋》,您曾说“故事里人性的热烈和万物的仁慈安慰了我”,使自己并不孤独。请问这部小说是计划中的写作,还是偶然的灵感?这部书之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徐海蛟:写这本书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没有想到写完六万字之后,疫情发生了,剩下的部分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我在执勤之余,在一个社区的办公室,或者午休时候,在汽车的后排写作。这是一本关于真话的书,我想在当下这个时代呼唤真话,尤其呼唤孩子们讲真话,这有深远的意义。

记者:放眼文坛,身兼散文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的人并不多见,您如何兼顾这两种文体的创作?您之后还会尝试比如诗歌、小说的创作吗?

徐海蛟:哈哈,其实身兼散文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的人并不少见。现在很多作家都涉足了儿童文学领域,仿佛那是一块喷香的蛋糕,不去分一块太可惜了。我一直有尝试小说的创作,而诗歌,在我18岁到28岁的时期,几乎天天都在琢磨着如何写出漂亮的诗句来。在青年时期,有评论家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创作多样性研究的文章。

今后,我想我要做的不是将写作的题材变宽,而是恰恰相反,要将写作题材的切口变小,更单一才好。

记者: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海蛟: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用来印证自身存在的方式,它也是一个盾牌,对抗遗忘和生命的无意义感。我用文字清理内在的秩序,也用文字建构心灵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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