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明节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给人更多的是伤感、追忆和思念。
按照我家乡的风俗,父亲母亲过世三年后就可以立碑以志纪念的。可是,我给父母亲立碑却晚了二十多年。
这可真是个不该原谅的错误。但如果一定要找出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有二:
一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我最小,依靠惯了;二是,先是忙原工作,后是忙新工作,再是忙凭工作和拼工作。
那一年,在省政府机构改革中,我提前离了岗。大姐说:“这回你有时间了,抓紧给咱爹咱娘立个碑吧。”
于是,我开始依靠组织,搜寻资料;请教专人,起草碑文;选料刻字,确定尺寸。可是,在这抓紧立碑进度的过程中,在看着父亲母亲遗像的思绪里,心中总是有点儿不踏实,总觉得,没有能完全表达出自己对父亲母亲的感恩之心和愧疚之感。不少时候,半夜里醒来睡不着,就想,父母的天地之恩,难道仅仅是所立碑上的寥寥文字所能表达出来的吗?在那些日子里,白天,我的立碑行动在抓紧;夜晚,我的回忆思潮在翻滚。一天到晚,在这无尽的追忆、思念中,那些与父亲母亲在一起的珍贵生活情景,越来越在我的面前清晰了起来......
二
对父亲最深的印象,莫过于我从小就被“严加管教”了。
那是升入初中第一学期,学校放假了,春节快到了,我想回老家。
父亲拗不过我的倔脾气,只好同意。可是,当出发前一天我去向父亲讨要路费时,却碰了一鼻子灰。
“坐汽车回家?!”父亲一脸严肃地说,“骑我的自行车回吧!你不是学会骑自行车了吗?正好锻炼锻炼!”
父亲的口气不容反驳。
我知道,再求也没有用。
接着,父亲交代:
“回到村里,要先去看望长辈;初一,要去拜年......”末了,递给我一个手绢包,说道:
“给你哥哥带点儿钱,要亲手交给他。”
我心里不痛快,还得点头答应着。
就这样,我磨蹭到第二天下午才出发,刚走到田庄桥一带,就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车子后胎扎了,只好花钱补胎;骑到县城,时间已经不早了,但回家心切,便拒绝了大姐夫留宿的劝说,继续前行。
可是,冬天的太阳落得很快,过了县城不远,天色就越走越黑;接着又遇上了越来越大的顶头风。我努力地坚持着,坚持着......实在骑不动了,就推车走了一段路;最后,实在实在实在走不动了,没办法了,就不得不同意随行的一个生人的再三表明的意见:到他家去借住一宿......
如今,在感谢父亲从小就对我的严格要求和独立性锻炼的同时,我很感恩那位幸遇的贵人,是他温暖了我冬日渐冷的心,救我于危难之境。
后来,我曾想方设法地寻找这个好人,可至今未能如愿。
我也跟许多人说过这段经历,别人都说:“你命好!总有贵人相助。”
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那应该是父母亲的神灵在时刻保佑着我啊!
父亲对我的疼爱,是藏在骨子里的。
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记得很小时候,有一次,我调皮捣蛋,跟一贯让着我的二姐打架。父亲抱起我,我竟然揪住父亲的耳朵用力拧红了也不撒手。大姐看见了,在一旁“烧火”:
“爹,您就不能掴他两巴掌?!”
父亲伸出一只手一摆一摆,做出打我屁股的姿势,嘴里不停地说:
“我打你呀!我打你呀!”
可是,父亲的手,始终也没有碰着我。
后来,还是大姐把我抱到别人家串门去了......
父亲对我的疼爱,是融化在血液中的。
难忘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深冬,天气特别冷。父亲回家住了几天,临走,想带我这个老儿子到城市里玩玩。在母亲和两个姐姐的撺掇下,父亲便骑自行车带着我出发了。
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还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河里结着厚厚的冰,土路两边的雪尚未化去。尽管母亲她们给我穿上厚棉衣,头上戴着姐姐们做的棉帽子,还是感觉很冷、很冷。
父亲走一段路后,回头问我:
“冷不?”
“冷!”
父亲把车停下来,把我的棉衣棉帽棉鞋整理好,又让我坐到他前面的自行车大梁上,用他的身体为我挡住刺骨的寒风。雪后的土路不好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我感到了自行车的颠簸和摇晃。虽然不到50岁,父亲的身体开始发胖了。他自己骑车已很费力,况且,又带着我!所以,明显的感到自行车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这样赶紧骑了很长一段路后,父亲干脆下来,推着我向前走......再后来,我们也学着别人那样,下到结着厚厚的一层冻冰的石津渠上慢慢行驶,慢慢行驶......
说实话,我,这样近距离地接触父亲的机会还真不多。我在他胸前坐着,坐着......他贴着我的上身吃力地用双脚蹬着,蹬着......我深切地感到,他的呼吸,由正常,逐渐转为急促,到后来,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我闻到了越来越浓的父亲特有的气息,感到了父亲的坚强、坚韧和坚毅,一种无以言状的感情涌上幼小的心头......
“快到了!”父亲高兴地说。
我没有说话,心里总想:快点儿到吧,好让父亲早点儿歇歇......
天黑以后,父亲带着我终于来到市里,来到他的住所。
可是,我仅仅住了三天就想家想娘想姐姐了,哭着闹着要回家。
父亲太忙,就特意让同事刘叔叔到大桥街口为我买了一件上衣。第二天一早又由刘叔叔把我送到长途汽车上,托司机师傅照顾我到温塘站下车
我渐渐长大了,父亲对我的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参加劳动等样样过问,对生活用品、伙食费等样样从严;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看评语,见成绩。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又当着学生干部,总希望得到表扬。但,每次,父亲问完情况,总是说:你二姐比你强,还有谁谁谁比你好。即使在“文革”期间,他受冲击一晚上,第二天一拐一瘸地回到家里,也没有放松管教我:“你可千万别去参加武斗啊!”他有气无力地说。过了几天,他又特意把在公安局工作的一个亲戚叫到家里,专门讲明道理,教育我:暂时不要到学校去了,更不能去武斗......
“文革”中,父亲写检查,挨批斗,劳动改造,无一幸免。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唯恐影响子女。有时,我侧面问问,他就含含糊糊地应付一句:“没什么事儿。”
父亲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解放出来工作。补发的工资一到手,他就先交足了党费。然而,他被打得腰胯腿仍隐隐作痛,胸口时常难受。我几次要去找曾经打过父亲的人,都被父亲挡住了:
“这么大的运动,比我受冲击厉害的,有的是!”他看着我的眼睛接着说,“什么时候也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
他就是这么个人,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对工作积极负责。记得我们全家搬到市里的那年夏天发大水,马路上积水近一米,院内水到大腿。父亲事先没有跟我们打任何招呼就外出参加抗洪,三天两夜没有回来。那时母亲住院,我和二姐住机关宿舍,水深过不去,两天都没有吃上食堂的饭。待父亲回来后,同事跟他说了此事。父亲用疲惫的双眼看了看我俩,只轻松地说了一句:
“孩子,饿不着!抽屉里还放着去看他娘的槽子糕呢!”
可是,他那里知道,二姐和我怎么能舍得吃给娘的贵重食品呢!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记得除1958年到省委党校学习时做了一件制服外,多少年都没有穿过新衣服。可他爱学习,勤笔记。他署名的书籍和笔记本,我至今保留,每当看到,我不由地用手轻轻抚摸着,紧紧地贴在胸前,一种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在心中荡漾......
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被分配留校任教,可看见不少人分配到大企业、军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心里头一百个不愿意,别扭得很。我把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只见他很诚恳很认真地说:
“我看当个老师挺好。我参加革命工作前就教过书”稍微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当老师可以让你不断地学习,严格自律,为人师表嘛!”望着他那充满希望的眼神,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舒服了很多。
后来,他又几次跟我说到当好老师的话,还询问了学生状况及课堂纪律等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说: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这么大的国家要建设要发展,不抓教育怎么能行?......自古就尊师重教......”
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说话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认真地讲,我在1十年的教师生涯中,如果说比较认真负责,还有一点儿成绩的话,父亲的言传身教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父亲生于乙巳年农历十月十一;直隶省立第六师范毕业,早年曾教书,能双手打算盘;“七七”事变后即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本县郭苏区区长等职。石家庄解放后,先后在地区专员公署、市总工会及商业系统供职。他参加了1953年全国工会代表会议,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带头个人集资,与他人一起在“辛庄惨案”发生三十五周年的那年7月7日建立起刻有“难忘的一天”的纪念碑亭;受其教育和家风的影响,后辈中已成长出七名县处级及以上干部和二十多名共产党员。
丁巳年春节前的一天凌晨,父亲突然不省人事,被送到省医大二院抢救。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CT),不能确定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只能观察。一周后才被确诊是脑溢血,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一直昏迷了四个多月,直到农历三月初六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
这,成为了他亲爱的子女及后辈们的终生遗憾。
人们都说:父爱无言。而我要说,父爱如海洋,为我展开宽广的胸怀;父爱似高山,给我一个坚强的依靠;父爱像大树,送我一片烈日下的绿荫。其实,父爱就是父爱,他是天底下的无价之珍!
【未完,请续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