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银 | 比早晨起得还早的人

高中时的好友从外地来，本市的几个老同学正好借这个机会简单聚聚。先是酒店，然后是大排档，热热闹闹的。见到对方很开心，下次来了一定再联系，类似的话从彼此的口中说过多遍以后，我开始打车回家。

已经过了中秋，夜色开始转凉。车子顺着沿河的路一直往前开，一路上人很少。快到和平路的时候，我看到一辆三轮车。三轮车没有驾驶室，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开着，车里装的好像是一筐筐的蔬菜，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侧坐在上面。那是凌晨一点多，整个城市差不多已经进入沉睡，三轮车正行驶在前往批发市场的路上。空旷的马路上路灯柔和的光慵懒着，映出法桐斑驳的影子，偶尔有跑夜班的出租车飞快驶过，但愿这对父子不会感到太寂寞。

回到家，妻儿早已平静地走进睡眠。简单冲洗了一下，我却一点没有了睡意。那对父子还在跟着我，就像我一直不曾忘却的过去那样，如影随形。时间的长河此刻如同目光一样简短，比现在要年轻的多的父亲生机勃勃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很多年前的生活重新开始。

首先出现的是父亲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患有气管炎。父亲不知从哪儿打听到邻县西北有个村子，那里的一个老中医手里有偏方。听说去那里的人很多，要排上很长时间的队。凌晨三点左右，我们便起床，父亲骑上家里的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是我，前面杠上是弟弟。弟弟坚持他也要去，他将负责按响铃铛。那时还不像现在到处是路灯，也不像现在四通八达，三人在黑暗中沿着乡间小道穿行，一路上除了我们，几乎遇不到其他人。弟弟时不时按响车铃，一串串的叮铃铃声在黎明前的黑寂里，带给我们长久的欢乐。冬日的早上天亮的晚，进了城，包子铺前还没有几个人。吃着煎的发黄的包子，喝着烫嘴的热粥，我和弟弟高兴的很，父亲趁此找人问路。第一次去的时候，那老中医要见到我本人，弟弟也兴奋的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虽然路很远，我们却是三个人。此后的差不多两年里，每隔一个月左右，父亲便悄悄早起，一个人从漆黑的夜一直骑到天亮。

紧接着，父亲的三轮车从村口开来。那时村里家家户户种西瓜，一麻包一麻包的西瓜被装在平板车上，大人们在夜里结伴而行，步行几十里路去城里卖西瓜。我跟着父母去过几次，只是那时不懂事，去的时候坐在西瓜上，来的时候坐在板车上。在我上了初中的某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时候，远远看见家门口停了一辆崭新的三轮车，那是我们大半个村子的第一辆三轮车。有了这个三轮车以后，头脑活络的父亲便经常出没在凌晨的批发市场。父亲总是在前一天的下午，到田间地头收购乡邻的茄子、豆角、辣椒等各种蔬菜，晚饭后拉到上百里之外的批发市场。那年暑假，我跟着帮忙，父亲用那辆三轮车，一次次拉着黑夜出发，拖着黎明回家。

思绪在往事的河水里荡漾开来。我一天天的长大，父亲周而复始的早起。初二下学期的一天晚上，因为一件小事我和父亲顶了几句，父亲也发了火。夜里我躺在床上仍觉委屈，心中暗想明天一定要早起，哪怕自己走着去学校也不用他送。第二天天未亮我就悄悄起床，却发现父亲已经在院子里了，正往三轮车上放我要坐的板凳，母亲正在厨房炒我要带走的咸菜。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我考上高中，报到的那天父亲起的很早。等我起来时，所有要带的东西都被收拾到了清理干净的三轮车上，那时学费是一年三百八十块。三年以后我考上大学，九月的一天，父亲和我穿上新衣服，拎着一个很大的蛇皮口袋，乘坐晚上的火车，在黎明时分来到一个陌生的南方城市，那时学费是每年四千二百元、住宿费每年一千元。父亲一次次的早起，夜以继日地忙碌，换来的辛苦钱全部被我带到了喧嚣热闹的大学校园。

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村子后的第四年七月，就业报到证相继而来。这个证书，抬高了父亲在村里的身价，言少的父亲开始偶尔停下匆忙的脚步，在村口的桥上和乡邻随谈附趣。草木和庄稼生死荣枯，兄弟俩也各有了各的方向。我在机关年复一年的本分工作，弟弟轮番在各个城市里风尘仆仆，但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早起，夜里三四点去浇玉米、收麦子，天不明就去除草、拔蒜苗。我劝他要注意休息，活再多也不急于一时，没有干完的活。父亲却说，老年人觉少，醒了，躺床上干瞪眼，还不如起来活动活动。

去年国庆放假，我回去看他，顺便帮忙去地里掰玉米。感觉还是在夜里，就听到院子里窸窸窣窣。很久没有起过这样早了，迷迷糊糊来到院子里，看到父亲在拾掇工具，母亲正往一个塑料瓶里倒凉白开。见我也起来了，父亲说：“我和你母亲去就行了，趁着凉快早去早回，你再睡会”。再睡是不可能了，两亩玉米，三个人整整一天全部掰完。晚上坐在院子里给玉米扒皮，月光下父亲又给我讲述他的过去，从小时跟着爷爷四处去讨饭，到少年时辍学跟人去外省洗盐，到成年后给生产队当兽医，再到成家后在街上出摊卖早点、贩蔬菜和邻居合伙搞运输等等。这些往事是他的亲身经历，我听了很多遍，但每一次再听，仍感觉清晰生动。我劝父亲，“不服老也老了，就别这样拼了，把地租给别人，享享福算了。实在想种，留下一亩，其余的都租出去”。父亲答道，“我这才多大年纪，你三爷爷八十多了，还在地里干着呢”。眼见劝不动他，我只好改变策略，“明年再掰玉米，就用机器收吧，人家都用机器收了，不累，也不贵。”他笑着答应了，但我知道明年他还是会自己动手，怕机器收不干净，也舍不得花钱。母亲搭话道，“大半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习惯了，闲着就不好受，就得找点活干”。天很晚了，还有很大的一堆没有剥。我提议早点休息，父亲答应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推开门，满院金黄的玉米棒被摊在阳光之下。玉米皮也被运到门前晾晒，早饭也已做好，他们也不喊我，只等我起来。

四十多年前，院子里有猪圈羊圈，有鸡笼狗窝，有枣树柿树。那时父母年轻，我还尚小。漫长的岁月里乡下的院子变了好多，唯一没变的是父亲的早起。当茫茫田野一片漆黑，周围的人还在梦中之时，父亲心中的天就亮了。那些散落的地块，那些蓬勃的庄稼，那些要干的活，清清楚楚摆在眼前，根本不用等到晨光的照亮。于父亲而言，早起已不是习惯，亦不需闹铃或者鸡鸣，到点了，就自然醒了，这种节奏和律动早已深入骨髓。

天就要亮了，不知那对父子是否已在回家的路上，乡下的父亲此刻也许正悄无声息地沿着田埂穿过稻田。我来到窗前，远处无星无月，清冷的风吹来，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乡村，该有多少早起的小人物啊，他们对自己的卑微无暇顾及，为了过好眼前的日子，为了撑起那片土地的希望，执著地行走在万千个黎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