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英 | 回首我的终身大事

我是家中的长女，高中毕业考上成功大学，18岁时就离开士林的家去台南上大学。爸爸说，读大学就该好好念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赚钱分担家计，帮忙其他六个妹妹读书。所以我读大学时，课余多半在图书馆认真读书，直到大三系里分组，因功课较好进入较难进去的电信组，不但每学期有三千元奖学金解决了吃住问题，同时知道毕业后，便可进入电信局有个金饭碗的工作，这才开始加入社团与男同学有些交集。

先生王兄，便是在大三时对我展开猛烈攻势。那时他已自成大毕业考上台大土木研究所，那时电话费很贵，大多靠鱼雁往返。我个性直爽又性急，经常在文兴大发时，一天发好几封信，好像身边有一点事就得马上写过去与他分享，就如同他在我身边一样。尤其是当我在刚寄出的信之后，又有不同的看法时，我立刻又补上一封，而且用的是“限时专送”，希望它能比前一封信先寄到。在上世纪70年代，通讯最快的除了电报，便是“限时专送”了。王兄因为住在眷村，每次巷子口传来“噗！噗！”的摩托车声，王家的邻居都知道他的女友又来信了，如今想来，还真的是很难为情。那时我的这种作风把他妈妈吓坏了，有次他一天收到了一次平信，跟着又来了两封“限时专送”，他老妈忍不住问到：“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怀孕了？”。哈哈哈，我真的连自己都觉得好笑，因为那时他连我的小手都没有牵过呢。

我们的远距离爱情一直到各自毕业后，我回到台北进入电信局工作，他也考上普考、高考及特考等考试开始上班。由于王兄家庭单纯又是遗腹子，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是他们眷村里有名的孝子。妈妈说：“孝顺的孩子，将来定会是好先生。”我在妈妈的鼓励下，尤其我生来就个性热情如火，便与王兄谈起恋爱。那时我们多半去野外看风景。在我们婚前只看过一次叫《国际机场》的电影，但他却陪我吃过无数次我最爱的酒酿汤圆和西门町的周胖子饺子馆，过着克难的恋爱生活，二年甜蜜的时间瞬间就过去了。

当时我才24岁，我禁不住王兄的热情及体贴的攻势，答应了他的求婚。爸爸看这准女婿，个性忠厚老实，头脑聪明，工作表现亦佳，而且对我表现得百依百顺，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乘龙快婿，便答应了这门婚事。那时我们都不曾注意他是遗腹子在他的妈妈宠爱下，很有自己的个性，也很难想像在婚后渐渐曝露出其实我俩有许多的不合适。尤其有严重的三观不合，以致后来产生了许多不和睦和身心灵上的伤害。但我靠着自己以正能量的思维不断的努力奋斗，在事业及家庭生活中突破了困境，走出一段不平凡的路。

那时因为我家无男孩，妈妈从小就灌输我：为了不要让爸爸觉得女孩是赔钱货，希望我的薪水最好都交给爸爸，让他觉得生女跟生男一样好，而且我又是老大，一定要做好榜样。妈妈说，你的薪水交给爸爸，如果以后要用钱，说不定爸爸给你的，会比你给爸爸的还要多！于是我为了不让爸妈失望，每月都将薪水袋双手奉上，做个孝顺的乖女儿。但如今我要结婚了，小七妹妹才十岁，光是教育费就让爸爸的担子不轻，我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跑去跟未来的婆婆说明我的难处，不能早婚。没想到她一口答应婚后我还是可以把薪水交给娘家。我高兴的告诉爸妈，让他们宽心。但却没有想到因为钱，却种下了两家人不和的种子。因为我的薪水对俩家都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当婚后过了一年，婆婆不悦的说：送一年也够了。爸妈为了我的幸福，也不敢再拿这笔钱。但我也因为这每月送钱回娘家的事，让我好一阵子在婆家抬不起头来，内心时常为爸妈辛苦的付出而我又无法回报而默默的暗自流泪。

婚期是我自己翻开黄历，找一个包括对双方长辈、二位新人及家人的生肖不犯冲的日子，而且还要有适合办理嫁娶仪式的时辰，找到一个黄道吉日：5月26日，周日。我髙兴的告诉王兄，5月28日恰是他的生日，我选5月26日嫁过去，算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俩觉得这还真是一个有意义的好日子。因为我的观念是婚姻大事悠关女孩子的一生，看到每对新人不管是家境或社会地位如何，大致上都有去合婚或择曰，但是仍然是有离婚的怨偶，所以我就不那么讲究，非要去找专人做这件事了。

婆婆为了四色礼物的聘礼，特别从积蓄中拿出三两黄金，带我到台北最有名的荣安银楼（选美比赛夺魁的后冠及权杖都是这家店铺的精心杰作），因为此店座落在爸爸上班的延平警察分局的对面，老板自然不敢怠慢。婆婆让我自己挑选我喜欢的首饰，在老板的推荐下，我买了一个0.59克拉的钻戒和台湾有名的珊瑚项链、手链及耳环。那时买钻石还不流行要GIA的鉴定书，因为会增加钻戒的成本。老板说我挑的这个是具“火油钻”成色的无瑕疵钻戒，谁买到就是赚到。在1973年对像婆婆以一个当空军子弟小学拿军人待遇的老师而言，已是大手笔，我也非常感谢她。第二天恰好正是吉日，婆婆高高兴兴便来送聘礼了，妈妈满心欢喜的收了下来，而且请婆婆吃了5个饺子的点心。因为妈妈听人说，这5个饺子是要请婆婆对我多包涵，把婆婆嘴捂住，希望她少责难多指导我如何做为一个好媳妇。没有想到这5个饺子的故事，又让我在未来的婚姻生活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因为她觉得要捂住她的嘴巴不是什么好意思，以致婚后有一阵子常常被婆婆拿来作为对我非难的题材。我对妈妈为了我的婚姻美满而做的许多好采头，却因此让娘家蒙受到多年的屈辱，感到真的是对不起娘家。

至于嫁妆，除了我陪王兄去有名的汤姆西服店量身订制了一套西装，还配了领带、皮带和皮鞋。我请妈妈只要帮我准备一套床上的寝具便可以了，剩下的一切由我自己打点。由于我自小便是最受她宠爱的小帮手，她四处打听她该如何做才能让我的未来幸福快乐。她听人说，一定要请一个既有丈夫又有儿、有女的所谓“全福人”（如能父母健在则更好），来帮忙做准备嫁妆的事。于是她找到在邻居中符合条件的李妈妈和张妈妈，趁假日请她们双双来家，在日式房子的榻榻米上，忙着为我缝喜被。只见她们熟稔的拿着穿好红线的大针缝着，一床是香港货的刺绣百子图被面，另一床则是一位先生当船长的蓝妈妈送的韩国七彩缎面，上面织着孔雀开屏及松鹤遐龄祥瑞图案的被面。她们还把事先用红包袋装好一小袋象征“早生贵子”的红枣、花生、桂圆及莲子，缝在喜被的四个角上各一包。另外妈妈又去买了一对鸳鸯戏水的粉红色枕头，希望我和王兄永浴爱河。

由于我在电信局的工作，时常须要加班，二年下来也存了不少加班费的私房钱。为了采购嫁妆，这才使我体会到“有钱好办事”这句话的重要。对拥有164公分，53公斤标准身材的我，要添置漂亮的新嫁衣并不难，首先想到的便是要订制一件最能表现中国古典美的长旗袍。我来到一家以制作选美比赛佳丽们服装而闻名的旗袍店，师傅帮我挑了一件略带橘红，身上攀着一条用银色亮片及珠花繍成凤凰的香港料子，做了一件合身又出众的长旗袍，我特别又去买了一双银色的三吋半的高跟鞋（王兄身高1米八四），来搭配身上的银凤凰。另外我先生班上唯一的女同学阿婉，也是我们的介绍人，她远自侨居地新加坡寄来二件花色高雅的粉红镂空及另一件浅蓝为底的长礼服布料，她知道我皮肤白又爱浅色系，所以当我做好长礼服时，再配上金色的高跟鞋，妈妈看了很满意的笑了！而且我的这身打扮也让出席结婚典礼的宾客们留下我是“中国小姐”的称号（因为那时中姐选举刚停办不久）。

我又为自己订做了六件洋装、及两双鞋子，还有六块做洋装的布料。同事们，有些本地人喜欢送礼物给新娘子“添妆”，我收到菲立浦的电熨斗、体重计、及一对台灯「添灯」（台语谐音，添丁）。

当选好送嫁妆的日子到来，妈妈学本地人的送嫁妆规矩，去糕饼店借了六个装糕饼的木头大盒子，把所有嫁妆摆好，并且请了邻居薛妈妈（杜令仪女士，民意代表，全福人）压阵，浩浩荡荡风光的送过去了。我从未料到妈妈为了我一生的幸福，虽然知道我将嫁出去而不能再陪在她身边，依然费了如此多的心思在我的身上，我是既感激又不舍的跟父母叩首拜别。

当印好在“六福客栈”举行婚礼的喜帖已陆续发出，可当时有规定：为了节约并减少繁文缛节，喜酒宴客只准用五菜一汤的“梅花餐”宴客，而且宴客最多以十桌为限。若举办茶点招待，桌数则未限制。当这项规定一颁布下来，我们也乱了手脚，因为大部分宾客的礼金都已经送来了，我们若只招待吃简单的茶点，真的有一点失礼。所以婆婆决定，宴席改采广式点心，无限量供应，并且去有名的明星西点面包店，订了一个五层的大蛋糕，在婚礼中举行切蛋糕仪式后，再分装小盒送给宾客。在那个年代，婚宴中切蛋糕仪式并不普遍，同时我跟先生也精心挑选了一个木制小房子的手工艺品，在上面除了烫金写上我俩结婚纪念的文字外，在它的屋顶下，还有一个可装四个烫金数字的积木，可以随意组合的万用日历，它也像征是一个甜蜜的家庭，以此纪念品答谢来宾致赠的厚礼。

我们请到在成大求学时的校长罗云平教授为证婚人，训导长张书文先生（我的干爸）为女方介绍人；婆婆则请公公在世时的一位东北大学的同学立法委员侯庭督先生当男方介绍人，巧的是大家都是东北人。我们的婚礼就这样简单隆重的完成了。

回顾在过去的49年中，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许多高低起伏的日子，历经多少个狂风暴雨的打击，我都勇敢的站起来面对一切。我更以“将心比心”的精神，陪着一生辛劳为这个家牺牲奉献的婆婆，努力做好照顾她，让她快乐的贻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直到91岁安祥的离开人世，我完成了在王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使命。

再看到一儿一女学有专长，工作认真，而且都是有儿有女的家庭，过着平安快乐如“全福人”的生活，这使我想起妈妈为了我，全心打造“全福人”婚姻大典的苦心，不禁潸然泪下。因为这让我感受到那无以伦比的母爱光辉，及她一生为我的幸福做无条件的牺牲与奉献的伟大，妈妈啊！你的胖儿在此向您三叩首谢恩，因为今生我再也没有回报您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