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那阵，我迷上了养兰花，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花卉市场卖花的老太太，说最懂兰花。她八十多岁了，仍在市场守着一方小摊位。我午休时常去那里走走，总能撞见她弓着背，给兰花喷水，用软布一叶一叶地擦拭，或是低头配着营养土。有时正午去，见她独自就着小小的酒精炉煮一碗菜汤，掰开家里带来的面饼泡进去。她的衣衫四季不换，冬天偶尔添一顶小红毛线帽，像朵灯笼花扣在头顶；身上总是一件对襟夹袄，蓝的或绿的，冷时罩件灰马甲。她身材单薄，矮小，面相里看不出年轻时的风致，却透着一股端庄沉静，像败落了的大家族里走出的老太太——地位没了，气度还在。
我从没见她主动招呼过客人。有人在她摊前站上许久，她也只自顾自地侍弄花草，直到对方开口问价，她才抬眸，一道灵活的眼神探过去，人老了，眼睛却年轻。因她冷淡，客人稀少，但识货的都认她的品种。我开始搭讪时，她爱答不理，后来大约觉得我略懂些兰花，才慢慢熟了，断断续续跟我讲起她的家事。
她说她是浙江海宁硖石人。我心头一跳，立刻想到徐志摩。硖石那样小，她小时候家里算得上殷实，自小屋里便养着兰花。“那时候硖石养兰的人家，不是书香门第，就是富贵人家，寻常百姓家里见不到的。”她说这话时，眼里有光。原来她的矜持，是有底子的。
我问她可知道徐志摩。“我见过他呀！”她答得平淡，我却惊住了。她告诉我，她后来的爱人，是她青梅竹马的玩伴，也是同学。有一回两人去他家玩，在客厅外看见他父亲——也就是她后来的公公，叫张士章，正与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激烈争辩，声音很大，吓得他们躲在楼梯口偷看，后来被佣人撵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徐志摩。”她说，“可我公公从没提过他，一次也没有。是别人告诉我，他们原是朋友。”
我回去翻查硖石与徐志摩的旧籍，竟在徐志摩杭州府中读书时的日记里找到一行：“今日一年级中亦拟招股，组织一球会，以余与徐元琳、徐钟琳、张士章诸君为发起人……”若此张士章便是她的公公，那他不只是徐志摩在硖石的旧友，更是同赴杭州读书的同窗，一起组过球队的少年。按她说的，她见到徐志摩那回，是在1931年飞机失事之前不久。那时徐志摩已常住上海，他为何回硖石？为何与张士章争吵得那样剧烈？而张士章此后又为何缄口不提这个名字？这些问号悬在历史的风里，再无人作答。
她说，她公公后来信奉基督教，一直留在上海。前几年老家有人辗转找到她，要了些张士章的资料，不知作何用途，后来便没了音讯。
之后她随丈夫北上，辗转北京、天津，时代翻覆，他们早不是硖石的大家子弟，成了异乡的普通人。她记得结婚那天，雕花大床上悬着一幅杏花天雨的苏绣帐幔，轻软如烟，缥缈灵动。可不知怎的，正沉浸于幸福的她忽然生出不祥的预感——杏花花期极短，满帐飞花，是否预示此后一生的漂泊？未来于她，恰似一本古书的残卷，那些暗示一知半解，却句句成谶。
她说人老了格外思乡。硖石的烟雨、青瓦灰墙，对她而言是一指流年，是明媚不散的余香，是童年时满室的兰香，是迂回在心底的乡音。家乡话忘得差不多了，但家乡戏还能听懂。我问她后来可回去过？她说回去过一次，可老房子早已不在了，离徐志摩故居不远的那片旧宅，也什么都没留下。故园难回，她只能在记忆里打捞。如今的硖石，无论如何繁华，都与她无关了。
她说这一生失去太多，好在还有兰花。我不知道，守着兰花是不是她宿命里的一场必然——仿佛那来自故乡的幽香，是她与旧日唯一的牵系。
有一年过完年，她打电话叫我去，说岁数大了，儿女催她回家，摊位上的花能处理的都处理了，留几盆好的送给我。我帮她整理存货，然后坐下来喝茶，彼此都沉默着。她先开口：“你这孩子，倒是个好孩子，只是不爱说话，旁人难免看着不合群。”我笑：“你还不是一样？花养的这么好，卖出去的却很少。”她也笑了。
她又说：“你们写文字的，书要多看，别只钻一门，各类都通博了，文章自然水到渠成。”我说：“你不干了，这些花可惜。”她说：“交给你，我还算放心。”
有时我想，她比我祖母还年长，可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是同类——都甘愿躲在生活的一隅，不愿被打扰。毕竟不是所有深情都需要表白，就像这兰花，暗香幽然，隔开尘嚣，只守一份宁静。她心中的硖石，想必永远是美好的。
此后我也去花市，少了她的摊位，市场依旧热闹，毕竟缺了谁太阳都照常升起。
她的故事我很感兴趣，但她对我说的却不多。世上总有些事，成了夭折的故事，再难通晓结局。或许故事早已完结，只是心还不肯死，总有一些沉淀，如兰花的香气——即便自赏，也足以心醉。她的一生，连同那段与徐志摩擦肩而过的旧事，都像一株被移栽北方的兰，根还在故土，香却散在了他乡的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