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重楼》：柜子里的人生
小说的开头重要，结尾比开头更重要，因为结尾可以烛照、颠覆、升华或叛逆全篇。以山西应县木塔为重要故事背景和原型的《上重楼》的结尾显然就具备这样的力量感。
由于我在高校既教小说创作又教小说批评，故而，接下来我将更多地从技术层面，从语言的准确性和细节的推动力、家庭妇女的命运背负、悬念和伏笔的精妙设置三个层面来剖析这篇小说。
语言的准确性和细节的推动力
严格意义上来说，《上重楼》的故事性并不强，甚至在前半部分的情节推进中有滞涩之感。然而，重读之时，娓娓道来的笔调依然没有影响小说的可读性和故事的节奏感。我想，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一是优秀小说家的一个核心技能就是从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萃取意义，并艺术性地呈现出来，而崔君做到了。二是疫情防控背景下，《上重楼》在史实与虚构之间自如切换，闪转腾挪，把一个农妇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命运嵌入寺庙生活中。题材鲜活，描述真切可感。尤其是“柜中人”的形象成了主人公许仕农一生命运的缩影和写照。三是语言的准确性和细节的推动力。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教授威廉·斯特伦克在《风格的要素》中表示，“细致、确切、具体的细节是小说的生命，而这样的写作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并让其保持注意。”
衡量一部小说优劣的标准，我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思想性是否深刻、艺术性是否独特、作者是否准确把握住时代最深远又强劲的脉搏。另外一个是微观层面，具体是异质性、逻辑性（自洽性）、可读性和故事性。《上重楼》的明显之处在于可读性强于故事性，而这要归功于细节展示调动了读者的感官，而准确的语言既生动形象，又增强了画面感。譬如，“汤底鼓起浓稠的气泡，蒸发进夜色里……夕照温热，橘光满山，密虫兜着头飞。” 这篇小说正是以这样准确又富有诗意的语言，印证了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观点：“在造词和表现思想与想象力的微妙时，尽可能使用确切的语言。”
与此同时，具体的，有用的，有意义的“细节”呈现也像八爪鱼的吸盘一样，从四面八方将读者的目光牢牢吸附。我在小说课堂上，曾经对细节描写做过这样的阐释——
如果一个细节能够调动某种感官，让读者形成自己的理解，让他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那么它就是“具体的”。
如果它也能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或人物命运的变化，那么它就是“有用的”。
如果它还能够传递作者的某种思想或评判，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
而这样的例子在《上重楼》中不胜枚举。譬如，“俗世之路多艰险，朝向五蕴皆空的世界，想必也有长长的楼阶要走”；譬如，“我也有小算盘。我盘算着我好好干，他们有缺儿了，能想着我，给我个有工钱的活儿。我喜欢在这儿干活。许仕农道。活着的时候就在这里干活，临了的话，临了怎么都好说了，别太给人添麻烦。她吐出这些话，抖掉一些命运的微粒。”
柜子里的人生：一个家庭妇女的命运背负
从故事核与人物塑造角度来看，小说主要讲述了山东农妇许仕农不为人知的隐秘人生，她的丈夫蔺金宝（吝宝金）是个文物盗窃犯，丈夫去世以后，许仕农为弥补他的过错，以赎罪之心，用后半生的光阴在清瀑寺里做义工，而“手洁心清，步上重楼”的救赎故事。小说以此为据点，以“我”为见证人视角，把时空打散，并辐射开来，将一个普通农妇在柜子里度过一生的命运背负故事铺垫得层层递进，丝丝入扣。
许仕农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以及她的命运变迁，“大概和她恪守的‘嘉言懿行’相关”。实际上，我的家乡山东省泗水县和崔君的家乡蒙阴县距离不足一百公里，民风民俗乃至农村妇女这种从一而终的思维都是相似的——哪怕她的丈夫是个有污点的盗窃犯。我在中篇小说《老年房》（发表于《野草》2019年第2期）中，曾经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过鲁南农妇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泥瓦匠就得提着瓦刀走。” 命运给许仕农嵌入了盗窃犯蔺金宝，她就接受了，在婚姻大事上，许仕农没有自主意识，或许也是受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观念的影响——小说的些微不足之处也正在于此，作品中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示或暗示。
后来，许仕农主动去承担、去背负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 蔺宝金去世。（儿子）蔺国栋结婚后两年，妻子怀孕。夫妻在房山买下一套小两居。这位堂堂男子汉，挺直的腰杆是他妈用自己的骨头撑起来的。女人村里拆迁，得到一套补给的县城郊区房，虽不值几个钱，但女人卖掉它，好歹为儿子出了部分首付。”
从一个鲁南出生的男性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感动恰恰是鲁南农妇潜意识里的原动力，它坚韧而热烈，无关褒贬。许仕农“住到楼梯拐角的柜子里，柜子让她的尊严有棱有角。” 柜子的幽闭、逼仄在此充满了象征意味和多向度的能指。与其说许仕农囿于柜子一隅，毋宁说她的命运囿于丈夫和儿子的命运之中。
而这，何尝不是每一个传统女人的命运？女人一旦嫁人，对于娘家，你是客人，对于婆家，你是外人。只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才算自己人。然而，许仕农即便是熬成婆了，依然是“局外人”，是“柜中人”。我们且看小说结尾，“女人无法原谅蔺宝金的偷盗，她认为丈夫造了毁佛之重业，她要想出一个好主意，弥补原属于他的过错。在千百次隐忍之后，她出击了。用一只包袱，偷偷揣上银盒，行迢迢千里来归还。手洁心清，步上重楼。”命运就像一张无形的蜘蛛网，它由个体慢慢织就，并将个体困于其中。那些生命中闪烁着幽光的暗物质，那些光阴流逝中的岁月黑洞，都是造就我们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应该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呢？崔君以结尾点题的方式，告诉我们，要“手洁心清，步上重楼”。
悬念和伏笔的精妙设置
结尾点题是作家惯用、好用、耐用又出彩的技巧之一。我在《创意写作·开头与结尾》课上，曾经以《百年孤独》《飘》《尘埃落定》的结尾进行过例证。从艺术成就上来说，《上重楼》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佛经偈语在传递作者某种思想或评判的倾向之时，与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倾向浑然一体。由此可以看出，崔君对佛教的深度浸染和深刻领悟。我在和选刊责编、《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刘晓闽探讨本篇小说时，她表示，“将俗世生活同寺庙日常并置，这类题材的小说不太多。”由“手洁心清，步上重楼”这句压轴文眼反观全文，无不弥漫着作者的慧智禅心。从结构设计来看，小说的悬念和伏笔的精妙设置让文本洋溢着一种精巧别致又浑然天成的艺术美感。
“盯得久了，如同有个滑轮突然空转，琐事恰切地咬合离散的时间。所有的几何图形自行寻找秩序，一条线有了意志般流畅行进，与边平行，与圆相切，包绕起零散的碎星，辉光闪现着穿入针孔。通了。一切都通了。”
这段内容在故事情节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令整部作品整饬而流畅，前面围绕着“‘四哥’在京郊清瀑寺宝宫塔四层偷宝、藏之三层”的“人生第四恨”的无数悬念有了被照亮的可能，而关于许仕农自己将“放着七珍和佛牙舍利的银盒”放进宝宫塔，然后又“发现”银盒立功的自导自演的散落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多处伏笔，也在此处乃至后文产生了被呼应的可能。对于优秀的小说家而言，字里行间所有的不经意都是一种刻意为之。对于《上重楼》而言，我尤为喜欢它淡淡的笔调、舒缓而精致的叙事，以及在水到渠成之际的有力反转。在此，同为写作者的我，不太清楚这种有力反转是崔君的精心布局，还是缪斯的格外垂青？
在技巧层面，本篇小说以“鼠”喻人而产生的“命运”互文性也值得称道，此刻，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灵感对崔君的眷顾。“吝宝金仔细回想，讲了最后一个细节。临走前，他用木工工具，艰难地把佛像盘膝部开了一个小洞，往里窥视。乱糟的经卷碎片里，没有别的宝物，倒有一副骸骨，黄鼠的骸骨。黄鼠就爱在洞中钻来钻去，有时候是在玩，有时候却很认真。对吧，许仕农。有一段岁月，神的肚子是它的卧室，它的家。又有一段岁月，成了它的坟墓。”
“鼠”犹如此，人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