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我要写出冰冷铁轨上的温度和传奇
有评论认为，《青云梯》超越了《水乳大地》，是范稳自《水乳大地》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范稳其实不太确定。因为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就像要一个父亲评价自己的孩子孰优孰劣一样难。或许，只有外人的评价才会是相对公允客观的。也许《青云梯》的确完成了一次超越。十月份时，《青云梯》的故事发生地建水县搞了一次分享会，嘉宾刘亮程在分享会上用“老熟”形容《青云梯》。
这使范稳回忆起在自己写《青云梯》的状态，“我显得比过去更从容，更气定神闲。”他说，尽管那几年自己的日子也过得比较漂泊，几乎是每周都要收拾一两次行李箱出行，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可打开电脑写作，哪怕是在飞机上、高铁上、候机（车）室。这或许也是一个写作者的“老熟”罢。
《青云梯》以云南高原一百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展现云南人民立志改变交通状况的历史风云和为此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作品结构恢宏大气，有丰富立体的层次。它既写了百年铁路修建史，也写了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史。高原上的铁路，就是一条通向云端、通往四面八方、通向美好未来的天梯。而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认为，作家穷其一生的劳作也可以比喻为攀登文学之梯，“《青云梯》也标志着范稳经过漫长艰苦的攀登达到了自己长篇创作的新高峰”。
记者：创作《青云梯》时，李白“身登青云梯”的诗句是核心灵感来源吗？这一意象在书中如何串联起吴氏家族的兴衰与时代变迁？
范稳：这部小说的主旨是要书写云南的百年铁路交通史和一个大家族的百年兴衰史。有一次我在观赏一幅铁路的俯瞰照片，看到沿着山坡盘旋而上的铁路时，感觉到云南高原的铁路，就像一架不断向着云端攀升的云梯。高山峡谷地区的铁路不比平原地带，工程量大，技术难度高。许多地方出了山洞就是桥梁，桥隧比可达百分之八九十。但海拔再高也不能阻挡高原人走出大山融入世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我高中时就读过，诗中“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体现的是一种突破重重阻碍，不断向上攀援的气概。我想这也和高原人修铁路的精神气质有关。这正如书中的吴氏家族，如果不投入到修铁路的大事业中来，就和其他豪门家族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在那个年代为了和西方列强抗衡，为民族尊严倾家荡产也要修自己的铁路，这就让这个百年家族有了时代感和历史价值。尽管他们也经受着大时代背景下大家族的兴衰沉浮，但写出一个家族几代人的铁路情怀，比单写豪门大族繁华落尽、勾心斗角更有意义。
记者：小说以建水吴家花园横梁藏宝的发现开篇别出心裁，为何选择用考古式的“揭秘”结构切入，而非直接平铺家族历史？
范稳：解读一个百年家族秘史，总需要设置一些悬念，以引人入胜。实际上这个开篇是在完稿之后，在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韩敬群先生讨论稿子的结构以后，我后来加上去的。而现实中的建水县朱家花园（即书中吴家花园的部分原型），也是在上世纪末期地方政府维修它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批50年代初期隐藏起来的家族资料，有房契、地契、族谱、家规、诗稿、商务合同、往来信函等，这对研究这个家族的过去意义非凡。人们正是通过这批珍贵的原始资料逐步还原了一段久远的历史。我也是通过阅读地方史专家整理过的朱家家世，才进入到这个神秘的家族。写作有时也如考古，钩沉史料就如在尘封的历史现场发掘。尤其是那些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就像时光隧道里的一束光，引领着我们探寻并揭秘历史真相的步伐。作家的责任，就是用文学的手段将这个真相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
记者：《青云梯》以云南百年交通史为核心线索，选择“铁路”作为串联家族兴衰、民族觉醒与时代变迁的载体是否与您出身铁路世家有关？
范稳：应该有一些关系。我父亲干了一辈子铁路，至今我家里还有人在铁路上工作。小时候就从我父亲那里听了许多修铁路的故事，那时就认为通火车的地方，一定比没有火车的地方更繁华。铁路不仅仅带来交通的便利，它还代表着现代性。《青云梯》写的是一百年前人们修铁路的故事，我在阅读相关史料时忽然感悟到，那个时代的铁路就像现在的互联网，谁先拥有了铁路，谁就占得了发展的先机。尤其是在一百年前的云南，还处于人背马驮的马帮时代，许多民族地区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这时一列法国人的火车带着殖民意图和强权色彩，以排山倒海之势轰隆隆地开进了一个闭塞封闭、偏远贫瘠的地区，那种震撼或许只能以魔幻来形容。在清朝末年，法国人修建的铁路就像一把双刃剑，既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屈辱，也带来了蒸汽文明，让我们知耻而后勇，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不管怎样，铁路、火车带来了民族的觉醒，观念的改变，社会的进步。
记者：之前您写过的《碧色寨》也是以滇越铁路为题材，《青云梯》与前作在题材挖掘、主题表达上有哪些延续与突破？
范稳：《碧色寨》是写法国人在20世纪初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是西方蒸汽机时代猝然闯到尚属蛮荒之地的云南带来的震撼和冲击，写的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是中国人被迫接受一种带有强权色彩的外来文明。《青云梯》是中国人被法国人的铁路震醒了以后，自主修建自己的铁路。这意味着民族的觉醒，观念的飞跃，是从人背马驮的马帮时代一步跃进到火车时代。云南在上个世纪初的这条铁路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印证。因此，《青云梯》是着眼于民族的觉醒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是呈现一个民族的进步。尤其是在这部作品里我贯通了云南一百年的铁路建设史，从当年时速仅有十五公里的民营铁路，到百年后，云南高原上的高铁已经达到时速三百多公里；从被西方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将一条带有殖民色彩的铁路强行延伸到中国，到现在我们为打通南亚大通道，将高铁修到了国外。我试图通过一条百年铁路的发展史，来诠释我们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记者：小说融合了铁路史、家族史、地方文化风物史与边地革命史，这种多线叙事的结构其实需要很强的艺术驾驭能力。这一结构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还是创作中逐步完善的？
范稳：这四条线索是评论家和编辑们总结归纳出来的。我在写作时并非刻意为之，我只是在尊重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来创作，就很容易形成人物命运的逻辑。云南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拥有2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态，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命运，都构成了小说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关键是我们要走出书斋，深入到生活中去。我在写这部作品时，除了走访铁路沿线，还走遍了滇南的每一个县。我在写作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不能就铁路写铁路，关键要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不同时代的风貌，要写出冷冰冰的铁轨上的温度和传奇。一个百年家族的兴衰史和一条百年铁路的修筑史，正可构建起这部作品的两根骨架。而故事发生地的云南南部这片地域，地方文化特别丰厚灿烂——实际上云南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也令人感动，云南地下党的第一次党代会就在这里召开，由地下党领导的第一次铁路工人大罢工也发生在这条铁路上。长篇小说的独特形式让作家有充足的空间来将一个大时代的风貌都容纳进去。关键是你如何去提炼、加工、萃取，并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当然，要将各条线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还涉及到作家本人对小说结构的掌控。结构是一门技术功课，需要不断地磨练创作技艺。
记者：为了创作《青云梯》，您历时多年遍访历史遗迹、实地采风，甚至数易其稿。这部作品对您来说有哪些挑战？
范稳：在一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如何尽其所能地还原历史真相，从塑造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展现其精神品质，到形象生动地呈现他们的言行举止，再到让当代人接受并喜爱，在阅读文学作品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是一个写此类题材的作家永远都要面对的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一部写百年史的小说，如何合理分配故事叙事时间、控制节奏，结构文本、设置人物关系、安排历史事件等，都需要作家调动一切智慧去提升作品的完成度。这个挑战有时比第一个更大。
记者：小说对建水文庙祭孔、以朱家花园为原型的吴家花园建筑、少数民族风情等描写极为细致，这些仪式在情节推进和主题表达上分别承担着怎样的功能？
范稳：我在开篇部分用两节来描写建水文庙的祭孔，也用较多篇幅来描写了吴家花园的中式建筑特色，意在展现云南文化的另一面。长久以来，人们一说起云南，就会说到众多的少数民族和文化的多元丰富，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它的遥远和偏僻，许多人来云南旅游主要就是欣赏这里丰富灿烂的各民族文化和自然山水，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其实在云南，也有汉文化传统保存得相当完整的地区，工业文明、开放程度也有一度领先内地的高光时刻。比如上世纪初云南通铁路时，许多国人还不知道火车为何物。云南的汉族大多是明朝以后的屯边后裔，跟中原文化发生直接联系的时间虽然不算长，明朝以后才开科取士，但几百年来重文兴教，文脉延续，也积淀了相当深厚的文化传承。建水文庙就是一个实证，因其偏远，幸得完好保存。不仅是建筑和祭孔仪轨，更有其精神内核。他们不仅保留了儒家学说和思想，还把汉文化传播到了边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衍变过程。从修铁路来说，一个百年家族和一条百年铁路，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支撑这个家族和他身边的人及后辈坚持将铁路修下去的，正是这种以家国为己任的儒家文化。
记者：吴廉膺作为核心人物，兼具士绅、商人、革命者多重身份，而与陈云鹤的“君子之争”跨越科举、商场、革命……您如何通过两人的较量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能谈谈您对主要人物塑造方面的体会吗，最想突出他们身上的哪类特质？
范稳：吴廉膺和陈云鹤代表着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际遇，生于时代变革之际，既保守传统，又向慕西学，更具士人学子的家国情怀。他们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信奉的是“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有才华又有抱负的人必然会面临不同道路的选择，期图以自己的方式报效国家。但人的命运吊诡之处在于，你往往无法判断自己投身的阵营是输还是赢的一方。正如书中的吴廉膺，因为受家族的影响，除了在辛亥革命时选对了阵营外，其他时候总是站错队，吃尽苦头；而陈云鹤则因为审时度势，把握住时代潮流，坚守文人士大夫的道德良知，他就成为吴廉膺命运的一个对立面。他堪称一个洁身自好的道德完人，当然也有其局限，在他任省财政厅厅长时，当云南军阀要巨款购买军火时，他也不得不靠征收鸦片税来维持开销，尽管他是一个力主禁烟的人。
记者：小说中“死绝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活动描写，参考了哪些近代云南革命史料？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
范稳：云南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几个省份之一，有名的“重九起义”在“武昌起义”之后仅不到一个月，书中写到的“临安起义”也是紧随“重九起义”两天后。此外，云南地处边关，19世纪末期就通了海关，更加之滇越铁路在1910年通车后，和外界的联系更为便利。在武昌起义之前，云南就爆发过同盟会领导的“河口起义”。因此，反清活动在云南有较为广泛的基础，这方面的史料也很丰富。至于历史题材的写作，我的大体原则是：以历史来观照现实，用现实之光去照亮历史的幽暗处；在史实基础上尽量用文学手段还原历史真相；让文学成为某段历史的注脚。
记者：锡矿的开采场景、砂丁的生存状态刻画得十分鲜活，这些细节是否源于具体的地方史志或民间传说？
范稳：云南的个旧市曾是有名的锡都，书中写的那条民营铁路主要就是为了大锡的外运而修建的。现在个旧还是一个锡工业基地，我曾到锡矿上去采访，也进过那些老矿洞，了解了许多过去砂丁的工作状况和生活。巴金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砂丁》，他写作之前没有到过个旧，他是在参阅了大量史料和采访过熟悉个旧矿工生活的相关人士后写的。这篇短篇对我写砂丁生活也有不少启发。巴金先生在1960年到过个旧，曾回忆起他写《砂丁》时的感受，现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他的一尊塑像。当然，我在个旧也阅读了许多地方史料，采访过数十位当地的学者和矿业工作者。这座矿山城市有很多挖矿的传奇故事，对我构思人物、结构情节都有很大帮助。
记者：书中对吴封氏的刻画既展现其坚韧持家的一面，又凸显其封建家长的专制。而山猫这一来自原始部落的婢女角色，为何被设定为开启吴廉膺传宗接代命运的关键？她身上的“野性”与家族的“礼教”形成怎样的对照？您如何看待这个女性角色在家族传承中的复杂作用？
范稳：山猫这个人物在构思之初只是作为一个次要人物来设计的，但在写作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个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为吴氏家族代表封建礼教的老祖吴封氏的反面。一些评论家也认为山猫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我在民族地区采风多年，受民族文化熏陶浸淫日久，因此在塑造这个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时，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山猫的后代桑进步、桑小青、桑逸的人生经历在解放后成为故事的主线，也是我刻意为之。照过去的规矩，他们是“野种”之后，是不能进入吴家祠堂的。但我觉得这条家族血缘传承正是对以往封建家族礼教的一种反正，也反映了边疆地区民族融合的合理性和复杂性。如果桑进步、桑小青都是吴氏家族的嫡长子、嫡长孙，那这两个人物形象反倒没有那么丰满了。
记者：小说对周大祥、李伯君等革命志士的刻画，既写了他们的血性，也不回避其局限性，你如何把握这类历史人物塑造的分寸感？
范稳：我们观察历史人物时，总会看出他们的局限性，这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带来的便利。身处大时代的人能进入历史，一定有他们的非凡之处，有他们为了理想信仰敢于奉献和牺牲的高贵品质，但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局限。正如我们在当下，也会有局限性一样。因此，我们在塑造历史人物时，最好按“非完人”来写，我认为这样才是真实可信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也正是因为那些革命者受着时代的局限。任何大事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总会走弯路，总会在付出代价之后才知决策的失误。这才是真实的人，真实的革命者。
记者：结尾处桑逸、朱迪等后辈的寻祖之旅，是否与开篇的文物发现形成呼应？
范稳：应该说是有呼应的。开篇时我向读者抛出了一个疑团：吴家花园到底属于什么样的家族？桑逸热心地帮朱迪寻宗问祖，找来找去却发现他们竟然都是吴家之后。家族传承的血缘密码最终得以解开，书中人物终于弄清楚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终极追问，这是我很得意的一个设计。我在书中也借人物之口说过，现代人大多不知三代以上的祖先是谁。许多人的家族史不仅是断代的，还是失去了源头的。我试图通过吴氏家族血缘密码的破译来引起人们对家族血缘传承的关注。
记者：书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诗词典故，同时融入滇南方言与民俗，这种语言风格的融合对您来说有难度吗？
范稳：儒家文化传统和古诗词的运用对我来说更难一些，汉文化毕竟太博大精深，但我认为这是我必须补的一课。就像每当我面对一个新题材，走进一个过去不甚认知了解的民族村寨一样。在现实生活面前，作家永远都是学生，都要在不断学习中逐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写作中的难与易，实际上来自于你知识空白点多与少。
记者：从《藏地三部曲》到《青云梯》，您始终聚焦西南边地叙事，云南这片土地对您的创作提供了哪些源源不断的灵感？
范稳：《青云梯》是受云南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滋养出来的作品，云南的社会发展、民族进步、文化多元随时都在催生我的创作灵感。多年来我一直在云南大地上到处行走，我认为一个作家只有走出书斋，到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文化之丰厚、天地之大美，才能让自己的创作题材不至于枯竭，也才能获得创作上的突破和超越。过去我从未写过工业交通题材的作品，这次写铁路建设，对我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其实所谓的创作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发现，你如果拥有不断去发现大千世界的勇气和智慧，题材和灵感自然也会源源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