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送李佛生序》
原文
佛生既罢官，居于江南，日读书不辍，尤愈笃好庄子，为书后数百言，称其有合于圣人之道。余谓庄子者，负绝异之资，乘于时而一切以取自快者也。其于圣人之道，本差之不能一发，末乃大驰而绝远。至于流极而弊益不胜。释氏得其精以为空寂，王何得其粗以为诞纵。诞纵之弊，蔑弃礼法，荡废时务，天下于是大乱。空寂之弊，去人伦，无君臣父子上下，乃胥斯民而为夷。庄子疾时垢浊，务洸洋激诡，以讥切当世奔趋势物之徒，不知其弊乃至于此。道之不明也，愚不肖不及，贤智过之。由庄子而后，高才伟异之士，身不得其处，而误于所之者，岂可胜道哉！
盖尝试论事功之途，诗书文章之业，与人世所谓势位富厚，君子未尝必舍而不事也，有道以御之，故所之而不穷。后之君子，溺志富贵无论已，其少有志者，欲有所树，则务取天下之业之可以为名者托焉，期自章异于流俗，而未尝循于其本。故方其志得气盛，力足以观骇一世贵贱贤否之伦，横厉乎无双。及其久之，倦而思返，顾视身世，邈不足以自乐。反之内而砀无可据，爱恶攻取，又从挠之，睹老庄浮屠之书，一旦得其所为一死生齐得丧而渺万物者则大熹之。于是蠲弃百为，解弛堕坏，颓败不可振救。生犹是人也，而质则已亡矣。
且学儒者之学，服圣人之言，于卒也乃以异端为归，何其悖欤！夫彼未知圣人之道之有其自得者也。惴栗以为危，荡夷以为安，不以荣喜，非必于恶而逃之也，不以悴悲，亦非其往而不能返也。得志则措诸事，事立而世正焉斯已耳，我无与也。不得志则寓诸言，百世之下有能遵而行之者，犹其在吾身也。其衡诸道也不过，而传之久也无弊。隤乎其至适，确乎得其所归，以与夫老庄浮屠之所称，孰为同乎大顺，而即乎人之心者乎？知道者以谓孰贤乎？佛生将北游，索一言以为赠。余以佛生才高而不得志，惧其过而流于是也，为书此以诒之。
译文
佛生罢了官以后，住在江南，每天读书不辍，尤其愈发笃好《庄子》，写了几百字的读后感，称《庄子》有合于圣人之道的地方。我认为庄周这个人，天赋超绝奇异，乘着一时之兴，一切以自我快适为务。他对于圣人之道，起初的差别不过毫发之间，但到了后来，就大大地背离，越走越远。等到流弊发展到极致，弊端就更加不可胜言。佛教徒得了他的精髓，便讲空寂；王衍、何晏之流得了他的皮毛，便流于荒诞放纵。荒诞放纵的弊端，是蔑弃礼法，废弛时务，天下因此大乱。空寂的弊端，是抛弃人伦，无君臣父子上下之别，将全体百姓都引向蛮夷之道。庄子痛恨时世污浊，致力于汪洋恣肆、诡异激切的言论，用来讥讽抨击当时追名逐利之徒，却不知自己的学说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愚笨不肖者够不到它，贤智之人又超过了它。自从庄子以后，那些才华高超、卓异不凡的人士，自身不得其位，又因误入歧途而迷失方向的，哪里说得尽呢！
我曾经试着谈论事功的途径、诗书文章的事业，以及世人所谓的权势地位和富贵，君子并非一定舍弃而不去做，关键是有道来驾驭它们，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不会穷困。后代的君子，沉溺于富贵志向的就不必说了，那些稍微有点志向的，想有所建树，就务必选取天下那些可以博取名望的事业来寄托，期望以此自我彰显，区别于流俗，却不曾遵循根本。所以当他志得意满、气势旺盛的时候，力量足以惊动一世的贵贱贤愚，横行无匹。等到时间长了，厌倦了而想回归，反观自身与世途，渺渺然不足以自得其乐。向内反省，内心空虚无所依凭，爱憎攻取之情又不断骚扰他，看到老庄、佛家的书，一旦得到其中所谓齐一生死、等量得失、渺视万物的说法，就非常欣喜。于是抛弃一切作为，松弛懈怠，败坏堕落，直到颓废不可挽救。佛生还是那个人，但本质已经丧失了。
况且学习儒者的学问，信服圣人的言论，到头来却以异端为归宿，多么悖谬啊！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圣人之道有真正自得之处。战战兢兢地认为那是危险，坦荡平易地认为那是安稳；不因荣耀而喜悦，并非一定要厌恶而逃避它；不因困顿而悲伤，也并非一味向前而不能返回。得志时就付诸事功，事情办成了，世道也就平正了，如此而已，自己并不执着什么。不得志时就寄托于言论，百世之后有人能遵行它，就像在自己身上一样。它衡量事物不会过度，流传久远也没有弊病。颓然自得，极其安适；确然有定，得到真正的归宿。拿这些来与老庄、佛家所称说的比较，哪个更合乎大顺之道，更切近人心呢？明白道的人认为哪个更贤明呢？佛生将要北游，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看佛生才华很高而不得志，担心他走过头而流入异端，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