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坡》：由堵至疏，通达人心
2025年《北京文学》第十二期刊发了王彬的短篇小说《莲花坡》。
《莲花坡》虽然篇幅不长，内容却十分丰富而饶有意思。小说从一次塞车写起：
李县长赶去参加关于道路拥堵问题的会议，车在莲花坡路口堵住了，原来是一位老婆婆被一辆SUV撞倒，肇事者逃逸，现场车辆不敢挪动，交通随即瘫痪。交警又因为县里的徐书记在靠山屯召开水稻改良示范会而被大量抽调，疏导力量难以及时到位。李县长为了不耽误开会当机立断，让秘书留下救护伤者、处理现场，自己和司机下车小跑回县政府参会。
开篇就写得很焦灼，也很“基层”。笔者曾经以“三支一扶”身份在北海市银滩镇基层一线工作，读《莲花坡》时最强烈的感受便是它不是简单地描写官场，更像是在写基层工作者每天要面对的大大小小的抉择，作者对现实的把握是相当准确而真实的，紧急任务总是一桩桩一件件突然降临，可调用的资源也时常受限，重要会议、突发事件和群众诉求经常会在同一时间压到干部身上。小说开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把读者置于一系列的“偏偏”之中，这段让读者读得非常紧张——路偏偏堵了，伤者偏偏在路口倒着，交警偏偏不在，时间偏偏很吃紧，这些正是基层工作的真实写照，大量事情互相挤压，迫使人不断在轻重缓急中迅速作出判断。
莲花坡路口的堵车不是一件孤立的偶发事件，这儿之所以成为远近知名的堵车点，病结在于城市扩张速度过快，原先的近郊已变为城区，车流激增，而道路改造和基础设施水平却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脚步。从地理结构看，莲花坡的一条支岔伸向公路，使路口变窄；从基层治理看，道路拓宽问题被几次上会讨论，又几次被撤下，原因就在于三个字——没有钱。李县长碰到的事故既是偶然发生，又是结构性的必然，用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判断来说，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细节真实，也在于能否呈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莲花坡》里的典型环境是发展不均和财政紧张叠加的县域治理困境。
说完了开篇，作者暂时将笔放下，转头叙述写徐书记开完水稻改良示范会以后，去莲花庵时看到无名小战士之墓的情节。在莲花庵，徐书记回忆父亲曾于1946年在此处剿匪，一名十五岁的小战士因发现“道姑”是匪徒的伪装而不幸牺牲。徐书记在莲花庵，叮嘱村长与支部书记，莲花庵将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和进行文旅开发，随后去祭扫那位牺牲的小战士坟墓。他看到小战士的墓碑上没文字，徐书记要求刻上“来自冀中的小战士之墓”，而且字要填红。徐书记以公职身份在墓碑前低头鞠躬，将文保和开发一并思量，让读者看到了在这个人物身上的历史感和地域感。
《莲花坡》的主题是描写写基层治理，但也描写了县域政治生活的框架，展现体制内部复杂的秩序和人情，搭建起作品的官场性背景，比如后文徐书记上调、李县长接任，办公室作为权力空间的延续，见证了干部调动带来的人事调整等等。徐书记在上调之前，在收拾办公室物品时，看到那把钉着白俄和我国两枚铜牌（家具登记牌）的椅子，徐书记的父亲也做曾经做过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特殊年代因为这枚铜牌而遭受批斗，复杂情绪和时代余波在徐书记的心底交叠回响，这就使《莲花坡》拥有有了比一般基层题材的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叙事层次，由是作品就有了历史回声与思索的空间。
《莲花坡》最见温度的描述当属老婆婆提着南瓜、黄芪、小米、石榴等土特产来县政府道谢的情节，作者通过这个丰富的情节把新时代干群关系生动地写了出来。见李县长时，小女孩不小心碰翻茶杯，老婆婆抢抹布时又把另一个碰翻了，杯盖摔成两瓣，场面顿时有些紊乱失控，老太婆与小女孩不知如何是好，此县长用“岁岁平安”这句中国人熟悉的、带有安抚意味的吉利话安抚了她们的情绪，体现了基层工作中的语言智慧。笔者在乡镇工作时也见证过这种时刻，比如修新路、拆危房、安置村民，政策的落实等等，最后拼的其实是能不能得到人心，许多事情最后不是靠长篇大论来推进，往往靠的是那些有“情绪价值”的玩笑话和闲聊。
以上情节，引起了李县长对往事的回忆，刚刚李县长接到了升迁电话，如果是往常看到茶杯盖被打碎，他“可能会皱眉，今天绝对不会。”十五年前在保定直隶总督衙门里，李县长与同学讨论“对百姓而言，是父母官好还是勤务员好”这一问题，并顺着这一细节去追问“父母官”一词的渊源。这就使李县长这一形象带有了具体情绪背景的人之常情。
在现实生活中，基层干部不怕苦也不怕累，最怕的是解释不清和情绪对冲带来的委屈。面对百姓的朴素和实诚，又常让人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小说对新时代干群关系的刻画被安放在这么一场真实的、略带窘迫的会面中，其中的温暖就更显得可爱而可信。干群关系是在具体事务中一点点培养的相互理解，它建立在责任感上，也建立在尊重感上，脱离“喊口号”式的生硬展示，《莲花坡》写出了群众对干部生成信任的过程，开会时的画饼，比不上切实服务好群众、让群众满意，基层工作的成功就在于要让路通了、事顺了、群众安心了。
从叙事艺术上说，《莲花坡》首先在结构上具有回应关系，开头写“堵”，结尾写“疏”，过程中既有对现实困境的铺垫，也有对地方历史和未来空间的展望和思考。同类型小说的结尾往往是路已修成、问题彻底解决的大团圆结局，《莲花坡》却是“一年以后，莲花坡路口拓宽改造开始施工”，标志着另一个新的开始，堵点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疏解阶段，作者借此表达基层建设从问题提出到真正落地需要时间以及流程层面的持续推动，而非一蹴而就。与此同时，莲花庵“还没有开放，不过也快了”，村里正在和宗教局、文旅局商议，道姑也请好了，这同样不是以“大功告成”圆满收尾，多个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到了结尾都处于向前更进的一步上，作者对事务的落实结果选择了留白，读者通过留白反而更能看到那个充满光明的未来。
在语言上，《莲花坡》具有一种生动抓人的文学魅力：写车流“犹如脱缰的野马”，写眉毛“像是两团乌云压在眼皮上”，写枪声“仿佛是山泉冒起的水泡”，写夕阳“慌张地跌落在奔跑的褐色道袍上”，写石榴能“把寻常瓜果照亮”，写茶水“贼似的偷偷溜下来”……由此看以出作者对比喻和动态细节有很好的控制力。这种语言风格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使生活性的叙述突然充溢审美的独特逼人光彩。按照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关于“陌生化”的说法，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让习焉不察的事物重新变得不凡而可感。《莲花坡》中许多细节之所以动人，正因为作者通过这些精准比喻，让读者突然看到日常事物里面的新奇之处。
最后，是对空间的经营和搭建，《莲花坡》在小说中随着故事的推进逐渐成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地方：这里是道路的堵点，也是历史的节点；公路连通着县城，也通往山上的莲花庵和无名小战士之墓；村庄承受着发展滞后的尴尬局面，也孕育着未来可能发生的改变。到结尾时，支脉已经被炸掉，道路开始拓宽修缮，山门即将开启，文旅项目正在筹划推进，“莲花坡”这个空间本身完成了一次由阻滞到疏解、由沉寂到通达的意义转换。小说真正着力描写的不只是一条路、一座山、一个村庄的命运，也是一处地方在现实治理、历史记忆和地方发展等方面重新被打通的历史进程。
尤其可贵的是，《莲花坡》为当下基层题材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作者们不必只停留在如实描写工作纪实的层面，而应该将笔触深入到县域、乡镇的真实体制生活之中，避免把现实的困境简化为单线条的“先进事迹”，聚焦于人心和现实层面的堵塞，怀着问题意识展现基层工作是如何疏通困境的；语言上也应该致力于克服死板和模式化的叙述方式，用生动丰富的细节去刻画人物、描写事件。正因为这些元素同时存在，《莲花坡》才不是一篇单纯的基层题材小说，也不是一篇徒有温情而缺少现实骨感的故事，它把基层工作的难处、群众感情的真实和干部处境的复杂，都如实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节点上而熠熠生辉。
总括而言，《莲花坡》是一篇兼具现实感、历史感与人情温度的优秀短篇小说，它把基层治理写得富有精神纵深，对于新时代干群关系刻画得不空泛也不做作，小说中的干部形象既有责任感，也有人之常情，同时展现出地方治理工作中面临着实打实的迟缓和艰难，但结尾时随着政策的落地，哪怕是一个小地方也将迎来光明前景。在我国还有大量的“莲花坡”，也有众多的“李县长”和“徐书记”，正是这些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座座无名的村镇，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曾在基层工作过的读者，我尤其珍惜作者对那些不大不小、天天都在发生的小事件的精准把握，在一通一疏的过程中，问题得到推动解决，干群之间的关系得到拉近，这些丰富的细节和详实的内容，共同展现了基层的真实面貌，也使这篇小说超出了单纯的现实书写范畴，具有了更加坚实的文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