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国庆人物 | 当代爱国作...

　　散落在乡间的记忆

      许是年龄的因素，近来总是想起儿时的往事。常常在睡梦中回到远在吕梁山深处的家乡，挑着水桶奔跑在当年的乡间小路上，与发小们相互追逐，嬉戏打闹，不小心水桶挣脱了扁担钩子滚进了深沟；绿油油的庄稼地里一只土黄色的野兔正在低头吃草，跨步追了过去，兔子飞快地跑出老远，却发现脚下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甜瓜，伸手去摘，却怎么也够不着；手挽竹篮与母亲在门前的山坡上拣拾跌落的红枣，一阵秋风吹来浑身颤抖，伸手去抓母亲的手，母亲忽然不见了；坐在教室里正拿石笔在小黑板梦上演算着几加几等于几的算术题，可就是算不出答案，忽然被老师用教鞭敲黑板的声音惊醒。每当这些时候，我都会披衣立在窗前，数着不远处高架路上稀疏驶过的车辆，思绪却早已飞回那遥远的乡间岁月。

　　乡下人没听说过幼儿园，孩子到了八岁就直接送去上小学。教室自然是建国初期就打好的三孔土窑洞，前面用砖砌了个面子，乡亲们称作接口子窑，窑洞的尽头靠墙立着一块刷了墨汁的大木板，是教学用的黑板，课桌高地不等，桌面上坑坑洼洼，不垫上本书连字都没法写，两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起接受着老师的复式教育。我出生在十月份，其实那年按周岁够不着上学的年龄，眼见同伴们一个个背上了书包，母亲便求老师，但教室实在坐不下，开始坐在讲台上，与老师共用一套桌椅，老师坐时我便站在一旁，老师不坐时我便坐下来写写作业，看看书。好在那时学生流动性大，不久终于在讲台下谋了个正式的位子。我在班里平时比较安分，但偶尔也喜欢搞点恶作剧，有两次记得特别深刻。山里缺水，打扫地面洒水时格外节省，结果到上课时间了还满教室灰尘，挨了老师的批评。恰巧午后下了一场暴雨，院子里积了不少水，放学后便领着几个同小组的发小使劲将雨水舀来往教室泼，结果第二天早上教室门打开，满地的稀泥，又挨了一顿批。一位女同学嗓门高，好骂人，几个男生合谋着整治她一下，便将一个木头墩子放到门框上面，课间后示意别的同学慢点进教室，那位女生一推门，墩子刚好砸到她的肩膀上，哭了整整半上午，批评是自然少不了的，若干年年后想起来也笑那时的不计后果，真傻，假如砸到头上，那是多大的事故、多大的遗憾啊！

　　那时的乡村小学，一二年级尚可以正常上课，三年级以后就进入半工办学的状态。村里在一个叫作双塔的地方划给学校一块满是石子的荒地用于勤工俭学，每年开春，几个力气大的高年级同学舞动撅头刨石子，其余同学手持筐子将拣起的石子倒在旁边的沟渠，几个星期刨出的坑不久就用抬回来的新黄土填好，成为一块平平整整的地，种上了西葫芦、黄瓜、土豆等农作物。麦收时节，在刚刚收割完麦子的地头，到处是挎着书包拾麦穗的的学生，先将麦穗交回学校，再由学校统一交给生产队。这样的场景也常常发生在秋天，村民们在前边忙着秋收，我们则在身后拣拾跌落的土豆、蓖麻、豆类等等。黑豆的豆角最容易干裂，拾黑豆也就成为学生们颗粒归仓的重要任务，有时为了多些战利品好得到老师表扬，趁村民不注意，我们会在放好的黑豆堆上压一压，将其偷偷挪移位置后，底下全是白花花的黑豆。那时没有机械化抽水设备，每当春夏之交天气干旱，生产队就把抗旱的活派到学校，我们常常挑着水桶将水从深深的沟底送到高高山梁。村里的孩子长到七八岁，大人们就着手准备好扁担和小水桶，扁担自然是柳木的最好，挑起来软和不伤肩膀，但山里很少有柳树，便只能退而求其次砍小的刺槐树，从中锯开正好坐两根扁担。条件稍好的人家可以到集市上买一对铁皮箍成的小桶，轻巧耐用，一般的人家则用绳子将两个用瓷烧成的罐罐系上当水桶，不仅分量重，而且稍不小心就容易碰碎，水则满地洒落。

　　其实在乡间，孩子们偷点瓜菜水果压根就算不上是贼，顶多人家找上门来后被父母骂上一顿，因为那是属于普遍现象下的共性问题。光秃秃的大山里，有数的几棵桃树、杏树、果树长在数得着的几个地方，哪棵树上的果实什么时候成熟，尽在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们的掌握之中，倒时就摸了过去，先吃个肚圆，然后往别在裤腰中的肚兜里揣一些寄存起来，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是断然不敢带回家的，一次揣了些长了毛的桃子进去，肚皮发痒难受了好几天。最难确定的是甜瓜、西瓜生长的地方，虽然在入种后我们便分头开始满山遍野的寻找，但成片的可以找得着，为了防野虫糟蹋和防备有人觊觎，乡民们往往选择与其它作物套作，比如将西瓜种在玉米或棉花地里，将甜瓜与红薯种在一起，即使到了地头也很难发现，但偏偏有一次让我们瞎猫碰上了死耗子。那是一个雷雨过后的午后，我同龄的三个发小相约去村子不远处的地方摘桃子，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山洼里红薯地里有东西闪着光，狂跑下去后看见是满地拳头大的甜瓜，而且散发着成熟的香味，正当我们准备敞开胸怀满载而归时，被对面山梁上的人发现了，大喊“偷甜瓜喽，偷甜瓜喽！”，我们便每人拽了两三个落花而逃。第二天天还没亮，瓜的主人便找上了他们两家的门，大人们说尽了好话后也就不了了之。我在大门外忐忑不安地等着，但始终没有找上我家，我当时在想，要么是瓜主人碍于与大人们的关系，要么就是他俩够意思，没有供出我，真相究竟是什么，我竟然等了近五十年。去年老家唱戏，吃饭时我问当年的瓜主人当年他家丢甜瓜的事，迟疑了半天反问道“没有吧？”，他根本记不起当年曾经有过这么回事，我向他如实还原了当时的情形，并告诉他当年的第三个人就是我，他一脸茫然：“不可能，不可能。你是咱村书读的最好的，小时也乖。”而问及刚为什么当初那么的阵仗面前没有供出我时，他倒是还记得这回事：“那时看的电影多了，当叛徒没有好下场，所以不能说。”我笑着说：“好兄弟，信得过，能共事！”话虽这么说，但相互望着花白的头发，握着粗糙如树皮的手，都会心地微微一笑。是啊，岁月沧桑，能共事的机会恐怕不会再有，但这份孩童时的情谊得永远珍藏在心底。

　　后来我走出了乡间，求学工作一路远行。期间虽然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有时也越来越复杂，但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儿时那些充满欢乐与苦涩的陈年往事。早些年听说曾经的教室也卖于村民居住，再后来学校也被撤并，好端端的大砖窑空空荡荡，曾经书声琅琅的山村最终又归于了久远的安静，正在学龄期的孩子们只能背起行囊跟着大人到外边求学，我想等他们长大后，对于这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将是别样一份情感。而对于我们这些当年从乡下泥土中、课堂里长大的孩子，那种特殊的经历习惯，以及朦胧中形成的潜意识，将是随时可以开启却又永远无法完全破解的人生密码。

祈 雨

     春夏之交，正是下种的季节，也是家乡吕梁山上一年中雨量最少的时候。望着干巴巴的土地和灰蓝灰蓝的天空，大人们长吁短叹，孩子们虽然调皮着，但实在受不了一双赤脚踩到地上快要被烧焦的滋味，盼望着老天爷能可怜可怜这些庄稼人。但老天爷的心硬得很，毒辣的太阳依旧炙烤着大地，煎熬着人心。无奈中的人们只能挑起水桶，手挽瓢把，一个小坑、一粒种子、一瓢清水在田间赶种着玉米、棉花，而绝大多数大田作物须等到一场透雨后才能播下。

　　农时不等人。每到这时，村里的长者便会站站出来，召集大家张罗给龙王献牲的事。说白了，就是给龙王爷杀头猪，让赶快下场及时雨。猪必须是纯色的黑毛猪，特别忌讳身上长了白毛，相传有一年买回的猪后蹄子有一撮白毛，结果下了一场冰雹，买猪得人受到全村人谴责不说，还失去了此后的买猪资格。杀猪前先将猪头对着龙王庙，拿一小盅白酒浇在猪的头上，如果头左右哆嗦摇摆，则表示龙王爷收下了，否则得继续浇，直到猪头动了为止，有年半壶酒都快完了就是没效果，便拿来半盆冷水一下子浇上，猪被惊吓得满村跑，好不容易逮了回来。杀完了诸，长者要带头跪下，挑点上好的槽头肉行祭奠礼，剩下的肉则全村人分而食之。那时还小，懵懵懂懂只觉得龙王爷就像戏台上的县太爷一样不地道，不给好处就卡着你的脖子，等着了好处便有雨下，但点想法多数只能藏在心里，有次不小心刚要说了出来，很快被母亲用手捂住了口。不知是偶然还是别的原因，记忆中好几次等分完了肉就下起了雨，有一次刚买回了猪来不及杀，倾盆大雨便下了半个下午，望着久违的细雨，村民们欢呼雀跃，直夸龙王爷的灵验。其实后来读书多了，便觉得那是一种自然规律，久旱必逢甘霖，否极泰自然会到来，只不过是人心在快要崩的时候总得有所寄托，而一切的功劳自然就归于这所寄托的对象了。

　　除了杀猪，据说在遇到更大程度干旱的特殊年份里，人们还用抬龙王游行的方式祈求上苍。农耕社会靠天吃饭，村村寨寨盖有不少庙，人力所不能及的灾祸只能求诸于神灵护佑，这些大大小小的庙宇是千百年来乡民们重要的精神支撑。我曾经就抬龙王的事不止一次求问过村里的老先生，他读书多，见多识广，算得上我多半个启蒙老师。抬龙王首先得吹吹打打将龙王的神像从宝座请了出来，置放于实现准备好的装饰一新的轿子上，抬轿子的四个后生光着膀子，伴随着大唢呐高亢凄美的声音，在长者的引领、众人的簇拥下沿着村里的主要道路出游，路途中长者还得时不时发出“天汗了，下雨了。”等等类似求告的呼喊。如果是几个村子合建的庙宇，需要事先协调好才成，我隐约记得他曾经说过，某村抬龙王后不久下了场暴雨，而相邻的村子则滴雨未下，以为与抬龙王之事有关闹起了意见，最终的结果两个村子各自都重新建了龙王庙。

　　舅舅算是村里有些文化有些见识的人，年龄大了以后话多，一年夏天我去看他，他刚议完祈雨的事回来，突然问我：“你相信求龙王能下雨的事吗？”我说：“舅，我说不相信有用吗？千百年来人们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他笑着给我讲了个故事，那年他刚从干部的位子上斗下来，与劳碌了一天的社员们在地里歇晌午，闷热难耐，随口说了句“老天爷，实在不行下点冰雹也可以呀。”不一会电闪雷鸣，暴雨夹杂着冰雹倾盆而下，好端端的庄稼打落在地，于是有人向公社反映，告他改造不彻底故意让下冰雹的。好在来调查的人还算明事理，只给了句“以后不准瞎说”的警告。那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讲完了故事后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世上有些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就像这祈雨，要纯粹不管用，早就没人干了。但总想着依靠它，不用双手去干该干能干的事，非要硬扛着死等着下雨后才动手，什么事都耽误了。当时我似懂非懂地直点头，若干年以后才为舅那深厚的土哲学思想深深折服。是啊，也许一切的定数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不去抗争努力，也许它永远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村里来人说，今年春夏遇到近年少有的干旱，几个月没见过一场好雨，许多种子都在家里放着，只靠自来水浇灌维持着房前屋后的那点蔬地。无意中谈及以前祈雨的事，都说几百人的村子只剩五六十个老人在坚守着，距村较远的土地撂荒了不少，人们早就不再以种地为生活来源，很少有人像以前那样重视下不下雨的，也就懒得有人去张罗那些事。是啊，倒退回三四十年，春夏之交村里事何等热闹的场景！一场春雨喜雨过后，天不亮男人们扛着梨赶着牛，女人提着各色的种子，乡间小路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要么打情骂俏着，要么相互问询着商情的好坏，那时的农民还没有大范围迁移进城，还离不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当生存面临天灾人祸的挑战时，他们会想着法子争取自己的权益，哪怕是给心灵深处的图腾去下跪。自打懂事起，我始终认为乡民为了生活想着法子去祈雨虽有迷信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浸染着鲜明农耕文明色彩的古老文化现象，就像人们喜欢走进庙宇去祭祀参拜一样，这种膜拜与尊崇体现出的是对自然的敬畏，的确失也是不该消失的文化印记。在农村，这样的遗存有很多，无时无刻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祖辈人生存的艰辛。

最后的工资条

      午后时光，手机短信息吱的响了一声，是这个月的工资到账了。自从有了短信提醒，原来的工资条便退出了舞台，说起来也该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老哥们有时还是习惯于称其为工资条，比如在上下班路上，总会听到这样的招呼，“喂，这个月工资条到了没？”上周人事通知去签了退休申请，眼前这份工资严格意义上说是属于最后的工资了，因为日后的收入是被称作养老金的，所以虽然金额与上月没有变动，还是从头到尾看了又看，连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都没放过。看着看着，眼前的数字仿佛变成了一个个将要远行的孩子，虽有千般不舍，但总归是要离你而去的。

　　每个人对于工资，都报有深深的依靠，那是养家糊口过生活的主要来源。对于象我这样生长于大山里的孩子，看惯了父辈日落而息的艰辛，过多了饥不择食的苦日子，从小的远大理想除了写在作文中的科学家、作家等等而外，压在心底最现实的想法其实就是母亲日夜念叨着的“好歹有个工作，有份养活自己的工资。”而那时实现有工资挣的唯一路径，只有好好读书，考上了学校才可能有工资。我的小学和初中时光都是在乡村度过的，从小没有享受过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了能实现有工资挣的人生小目标，只有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下拼命地学，最终挤进了全县考生不到百分之三的行列，成为管吃喝包分配的中师生。记得开学报到那天天还不亮，母亲便煮好了鸡蛋，绕过好几道弯送我到山后，分手时还一再叮嘱：“好好学，毕业了挣工资。”由于怕耽误了通往市里唯一一趟班车，我挣脱母亲的手，默念着母亲的话，与兄长扛着行李消失在湿漉漉的晨雾中。

　　刚参加工作去了外地的一所学校，六七个人，发工资不需要专门通知，吃饭时会计说一声“工资回来了”，大家就都心知肚明了。不久调回到家乡一个叫林家坪的镇子，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会计老杨便满院子喊“老师们，领工资了！”顷刻间，他那不大的办公室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一个一个的，依次在工资表后面的签字栏里写上自己的名字，明细一目了然。八十年代中期，学校毕业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56.5元，一年后转正定级62.5元。刚开始领了工资的两个月，感觉自己是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时村集体的经济面临困难，开始出售几棵当年集体时栽下的白杨树，我怀揣着百十元买下了其中的一棵，母亲笑着合不拢嘴：“买下好，等你结婚时打家具用。”回想起早些年拮据的生活，望着那棵摇曳在春风里的的大树，颇有些胜利者的心态。发工资的日子，也是我们几个新分配教师狂欢的日子，每个月都轮流坐庄美美地喝上一顿。一盆辣土豆条、一碟水煮花生米、五斤辣椒蘸豆腐，另加三五斤散装高粱白酒，也就十几块钱，钱花不多，关键是气氛融洽，喝过后常常在湫水河畔对酒当歌，高谈阔论未来人生。后来我常常想，也常常讲，虽然那时是参加工作后工资最低的时候后，却也是这一生最快活最无忧无虑不计后果得失的时候，发了工资就敢于敞开了花，房子车子都是遥远的梦，既然遥不可及就由它去吧。

　　初次接触工资条是后来到了一家比较大的单位，刚开始觉得很好奇，发钱自己去领就是了，干嘛每月非要打电话让内务一个一个领回来。老汪说这是规矩，是规矩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就轻易不好改。有时内务回来后，塞给每人一个信封，里边除了钱，还有张写满明细二指宽的纸条。心中暗自嘀咕城里人的小气，每月固定这么多，这还能有错？人与人之间太缺乏起码的信任了。老汪说早些年因为这工资条的事，还闹出过不少笑话，有位职工不小心将工资条丢了，爱人到处打问那个月工资的事，结果是因为口口相传的差异，两口子差点闹出大矛盾，最后重新补了张工资条才了事。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假如没有这工资条，就像乡下那样喊一嗓子由自己签字、自己看、自己领，不也就没有这类似的麻烦了吗？老汪笑我太土，说道理都懂，但这是在城里，有时城里人最大的聪明就是总想把烦的事让别人去做，而且还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诸如为了满足某某需要等等，我听得有些晕乎，就不再说什么，反正有工资领就得了。

　　我对新科技的东西向来报以虔诚般的尊重，因为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观念思维，使用多年的工资条就是在这样的浪潮中一夜之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接踵而来的是支付方式的变革，原本触手可及的工资成为一个个符号，来无影去无踪的。这些年里，虽然工资不断地调高，但在狂飙式猛涨的住房医疗教育支出面前，曾经引以为豪的工资越来越捉襟见肘，聚餐什么的都全无了当年豪气。早年退休的同事讲，退休后收入差一大截，应对之策只能是消费降级，远离社交应酬，去趟商场市场买还得计较半天，听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申请是递交了，但距离领到社保金还有一段时间，据说要等到社平工资发布才能进行测算，老友退休前也是这么个过程，我还调侃她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随着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提高，到时一定会实现退领同步，没想到这后者没有等到，前者却悄然而至了。

　　整个午后，思维仿佛凝固在了短信，冷冷的，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上学那会不知哪个环节误将阴历阳历颠倒，生生的将属马变为了属龙。也难怪，乡下人谁能倒腾清楚那些阴阴阳阳的事，早些年有过纠正的机会，但一则考虑手续烦乱，二则也愿早点休息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去，便懒得去管。话虽这么说，但真到了较真的时候，还是有几分惆怅，倒不是囿于多一年少一年那点工资，而是感慨于从此将淡出职场，今后意味着什么心知肚明。虽说这些年银发经济大受追捧，但毕竟不是主场，被这一张最后的工资条稳稳送上客场的赛道后，只能在无限美好的夕阳里把玩着文字，翘望着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