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日报》
原文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沈之祸。唐宋代有贤者，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辨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
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札饬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如英国泰吾士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宰相名臣，自然无勒索人财，亦名驰中外矣。）
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诈财贿者，祗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分。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援例告官惩治。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当变经权，操纵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而奈何掩聪塞明，箝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庞然自大，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
译文
在古代，人们设置“诽谤之木”供人书写意见，设立“谏鼓”让臣民进谏，悬挂“善旌”表彰善行，太史官采集民间歌谣，采风官询问风俗民情。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了解百姓的疾苦、传达民情，可见古人对此是多么迫切。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愚弄百姓，试图用权术、刑法和威势来控制天下，其统治严酷暴烈，最终导致天下人群起而推翻了他。汉魏以后，君主们虽然喜欢秦朝那种便于一人独裁的法律，表面上指责秦政的弊端，暗地里却沿用其做法，逐渐导致中原沦陷的祸患。唐宋时期，有贤德之人开始设立谏官、御史等言官，以防止君主被蒙蔽，民间的议论才开始显现。然而，要说百姓的疾苦全部上达、民情完全畅通，还远远不够。要想真正了解民情、传达民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广泛设立日报。
西方各国，无论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的议政局、商务局，以及各个衙门的大小案件，还有派驻各国的使节和领事每年汇报的新技术、商业情况，凡是有关建议兴革的大事、君主大臣行为的对错、议员辩论的高低、国内外工商业的盛衰，报馆都可以如实记录并刊登。主笔人还会由此引申发挥，撰写评论，让民众了解议员的优劣、政策的取舍。因此，日报盛行，传播迅速，不胫而走。日报的种类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等；内容体裁则包括新政、奇闻、近期事件和广告等。有的按季度出版，有的每年出版，速度不一，种类繁多。比如法律界有法律报，医学界有医学报，士农工商也各有自己的报纸，官员、绅士、百姓、军士、工匠等各类人，几乎家家都有一份报纸，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便于考证。甚至还有给儿童看的报纸，文字浅显易懂，便于他们理解。近年来，英国有报馆两千一百八十多家，法国一千二百三十多家，德国两千三百五十多家，美国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多家，俄国四百三十多家。总计各国，每国都有三四千种报纸，每种每期少则数百份，多则数十万份。报纸发行量大了，读报的人也就多了。政府认为报纸对民众有益，从三个方面支持办报：一是免征纸张税，二是协助投递报纸，三是出资资助。因此，远近各国的事情，民众都能知晓。报纸销量广，关键在于见闻多、议论公正、是非分明、褒贬严格。评论时政的人可以批评，执政者也可以申辩，是非由公众判断，隐秘的事情都能暴露出来，一切不法之徒也就不敢肆意妄为了。
中国开放通商的各口岸，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地，也开设了报馆，但主持的都是外国人。每当发生中外交涉事件时，有时会出现诋毁中国当权者、迷惑民心的情况。近年来，随着通商日久，华人主笔的报纸议论趋于公平。广州又有《广报》、《中西日报》等，大多还是外国人主持，而华人主笔的报纸几乎被排斥到边缘了。（日本没有哪个郡没有日报馆。我国各省当权者，也应该妥善制定章程，设法保护日报。可以发文通知有体面的绅士来倡办，以开风气。就像英国《泰晤士报》的主笔，都是退休的宰相、名臣，自然不会勒索钱财，也能名扬中外。）
现在应该在沿海各省，依次仿效外国办报。全部由华人执笔。外国人的报馆，只准用外文出版。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官员要设法保护，使其能劝善惩恶、兴利除弊。对于人才的盛衰、风俗的好坏、技艺的精粗、西方各国政事的变动、兵制的变迁、商务制造的新技术等有益于人的事情，都要精心考察，刊登在报纸上。大小官员如果有什么过失，报纸要直言不讳地批评，不准官员与报馆为难。如果有无端诋毁、勒索钱财的情况，只允许报馆向上司说明，由官员公正处理，以保持古代“三代”的公正遗风。执笔写文章的人尤其要毫无私心，对于私下请托的要婉言谢绝，对于贿赂的要坚决拒绝，心中不染一点尘埃，只是冷静观察天下的得失是非，发表自己的高见。如果有人徇私受贿、颠倒是非、玩弄诡辩之术、扰乱民众视听，就按法律告官惩治。如果认为当权者挟私报复、审判不公，允许报馆登报向天下人公布。这样，公众舆论才不会被扭曲。在发生战事时，官员要依法稽查，对于本国的军事机密不宜泄露，而对于敌人的虚实则要详细报道。这样，随机应变、掌握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了。比起现在禁止华人办报而任由外国人开设报馆，其中的是非得失和利弊又如何呢！
设立报馆的好处非常多。大致列举，有以下几项。各省发生水旱灾害，灾区遥远，人们往往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自从报纸迅速传播，灾民流离失所、困苦不堪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于是人们纷纷捐赠衣物、捐款赈灾，源源不断地接济，使灾民得以存活。这是对救灾的功劳。对于违法犯罪的人，公开依法惩处，报纸上详细记述，看到的人胆战心惊、气焰消退，不敢肆意横行，于是叛乱逐渐平息，百姓得以安居。这是对除暴的功劳。读书人修身养性、培养品德，尤其贵在通晓时务，成为有用之才。自从有了日报，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之事。一旦有机会担当重任，就不会毫无头绪。这是对学业的功劳。其他有益于国计民生、边防商务的好处，更是数不胜数。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掩耳闭目、封口结舌，坐视敌国怀有觊觎之心、外人掌握褒贬之权，而自己却泰然自若、妄自尊大、心安理得地甘受他人欺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