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读懂鲁迅的多元面貌
经典的最大品质是，可以从一百个方向进入，进而打开一个广大的世界。而作为一位经典作家，鲁迅的任何一面甚至一个点，都可以是无限拓展的话题。《经典的炼成》收录了阎晶明近年来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研究的文学随笔十篇，按照内容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对鲁迅其人及其作品的整体阐释及侧面解读；下辑五篇，是对《孔乙己》《故乡》《祝福》《野草》等鲁迅经典作品的文本细读。作为鲁迅相关研究领域的大家，阎晶明以细致严谨的研究分析和亲切易读的散文式表达，从鲁迅其人、其人生经历、其作品等各个角度切入，对经典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阐述鲁迅何以成为鲁迅、鲁迅创作何以体现出多方面的超拔以及现代性自觉。
“以讲述而不是讲课的方式谈鲁迅，既不是高头讲章式的玄论，又不做没有出处的渲染式讲解，这很难，但很必要。我想以一种自己认定的方法完成这任务。既谈鲁迅的思想，也谈鲁迅的生平；既讲鲁迅的思想，也谈鲁迅的作品。凡论都要有出处，要严谨、扎实、可信，但行文又力避生涩、高深。”阎晶明说，自己不确定《经典的炼成》算什么文体，但只要因此能让更多读者走近鲁迅，走进鲁迅的人生世界和作品世界，就值得去做。
记者：《经典的炼成——为什么说〈孔乙己〉是经典里的经典》，题目就很有吸引力，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您对《孔乙己》的评价为何如此之高？
阎晶明：莫言曾经表达过对鲁迅小说的崇仰，说愿意用自己的全部小说换得一篇《阿Q正传》。那鲁迅小说究竟高在何处，这确实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孔乙己》在鲁迅小说里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鲁迅自己最认可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早在1924年，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问鲁迅，最喜欢自己的哪一篇小说，鲁迅说是《孔乙己》。问他好在何处，鲁迅的回答是：能在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漠，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失显露，有大家的作风。的确，《孔乙己》真的具有经典作品的多种品质。它是现代小说，因为它是对人的发现，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讲清楚一个故事。它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简洁的、白描的手法达到极致。而同时期的《狂人日记》《药》，还不同程度地留着外国小说的影子。它写出了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而这个苦人自己却具有善良的品质和喜感的举止。一个历史夹缝中的人，却不知道自己身处其中的尴尬。孔乙己在那时就是一个“过时”人物，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即使在网络时代，孔乙己又“活着”回来了。“孔乙己的长衫”成为网络上讨论的热词。然而我还要说，其实，孔乙己的这件长衫，既是鲁迅对一时代特定人群的精确描写和勾勒，“长衫”这个比喻，也得自于民间的各种说法。绍兴方言谚语里就有好几句以“长衫”来嘲讽某种死要面子的人。所以孔乙己以及他的长衫，不是鲁迅的凭空创造，而是对现实与民间的发现、提炼与创造性的文学转化。即使在综述鲁迅小说的某些特点时，《孔乙己》也总是特别重要的例证。历史上看，对鲁迅小说的解读汗牛充栋，说法各不相同，尤其是鲁迅在世时代，将鲁迅小说分出层级，给出不同结论的有很多。陈西滢、成仿吾、李长之等等都这样做过。相对而言，大家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孔乙己》是上品，没有争议。这也是个旁证吧。
记者：您是很讲究写作技巧的，切入点很小，但是剖析得深刻，同时又很耐读，整部作品体现了一种纵深感。如《“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谈鲁迅小说里对金钱的描写》《“往往”是“衣服在山西”——鲁迅小说人物衣着描写漫谈》等。这样的专题性研究，写作者和阅读者一样兴致盎然。在这部作品中，您格外注重了趣味性吗？
阎晶明：这些看上去小切口又具有大空间的观察，肯定不是一种写作上的“强说愁”，我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发现”过程很感兴奋。而且所谓小说里的大和小，那是看怎么分析。像“金钱”“服饰”在鲁迅小说里，我可以说它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而是与“大”密切关联的具体与精微。就比如金钱描写，它的重要不在于鲁迅写了，说明他有经济意识，从而具有现代意识，这当然也是对的，更是在于鲁迅总是以精确的数字暗示人物的处境与命运。举两个例子。《孔乙己》里说孔乙己一到店就喊温两碗酒，来一碟茴香豆，接着“排出九文大钱”。这“排出”说明在孔乙己那里，这点钱多么“威严”而且有阵势，同时也意味着，小说开头所述一碗黄酒四文钱，一碟茴香豆一文钱绝不能略去，也说明孔乙己多么窘迫，一碗酒不足以配一碟茴香豆。由此，掌柜对孔乙己“还欠十九文钱”的抱怨也就有多重含义。再比如《祝福》，两处讲到祥林嫂的薪水，这些具体的数目不但可以换算出祥林嫂在鲁镇“打工”的时间长度，而且可知她的全部薪水不是被婆家掠走，就是捐了门槛，自己最终一无所得。如此说来，金钱在鲁迅小说里怎么能只是个小小的存在呢。
再说服饰，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对好小说来说，不能有没用的闲笔，或者，闲笔毕竟不闲才对。去年还读到有朋友讨论小说里的风景描写之有无以及必要性问题。我以为这种有无或多少，关键在于对理解人物有多大助力。孔乙己的长衫就不是简单的服饰描写，《风波》里赵七爷的那件宝蓝色竹布长衫也非同小可，它们是人物命运的象征和故事发展的“助推器”。鲁迅自己说他的小说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这句话通常被用来理解鲁迅的小说人物的“杂合”性，这当然是主旨，没错。但我还在文章里特别强调，浙江、北京很好理解，为什么是“衣服在山西”，就有点费解。由此可以谈到《狂人日记》，狂人的原型等等，从而进入对鲁迅小说世界的分析。这倒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切口吧，我觉得比有趣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作家创作上的心路历程。类似这样的角度，书中还有一篇谈鲁迅小说的疯癫性格的文章，它完成较早，相对还比较简单，今后若有时机，还可扩而大之。
记者：每篇文章开头您都在强调鲁迅某篇作品的独特之处，比如《故乡》。您对《故乡》的独特发现是基于什么？
阎晶明：在解读某一篇小说时，我确实首先要将这篇小说在鲁迅小说这个“大盘子”所处的方位给予简要说明，这一方面是为引起读者就相关话题的关注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解读确立大概的方位与目标。比如《故乡》，一百年来它是各类教材的“固定”存在，但研究鲁迅时被论述的机会却并不多，存在影响力和研究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同时，闰土这样的人物，我们主要强调他的“变”，原来是活泼的少年，如今却老而懦弱。但我们也要看到鲁迅其实也暗示闰土其实没有改变的一面。在闰土眼里，城里来的“我”从前是“少爷”，如今被称为“老爷”。即使杨二嫂之面相，也不一定就是她变丑变坏了，而是从前坐在柜台里看不见罗圈腿，脸上施粉淡化了颧骨。比如《药》，发表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是一篇主题性特别显眼的小说。这样的定位，也使它长期以来总是被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证明而被提及，小说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性，难免被淡化。我在文章里从电影化的语言和木刻艺术分析小说艺术上的独特之处，至少就个人而言是一种特别的阅读认知。总之，鲁迅有代表性的小说，总是能够找出它们各自独特的定位，这也是它们需要和值得我们“逐篇”进行分析阐释的重要原因。
记者：作为著名评论家，您认为当下的小说家应该如何向鲁迅学习？ 您在作品中写足了对经典的理解，如果请您概括，您认为什么是经典的品格？
阎晶明：经典作家具有很多值得深究的特质，鲁迅身上就很典型、很内在地体现了这些特质。一是可以让人从一百个方向去探究，而且窥探越多，空间越大，可研究的话题也越多。鲁迅的一生中，也有很多纠缠不清的谜局让人费解。如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鲁迅与陈西滢、梁实秋、高长虹等人的恩怨论争，鲁迅与朱安的婚姻等等。当然，鲁迅的弃医从文，参与过的各种社会活动，他的思想历程，更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现代以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这样的复杂性。当然也正因为是鲁迅，他的心路历程才会让人津津乐道，追踪不已。
其次，经典作家的创作，对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所有的经典作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书写者，只有把他所处的时代写好了，才有可能流传下来，才有可能具有永恒价值。鲁迅的创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始终遵时代之命，充满了使命感与责任感。鲁迅的文字充满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同时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殷切希望和对现实的无情剖析，包括对自己的无情解剖。鲁迅是最自觉地按照时代的要求进行创作的作家，他自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呼应着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一方面要完成政治革命，另一方面要把大众的精神从旧的束缚中拯救出来、解脱出来。鲁迅的小说，描写了旧体制对人的压迫，他批判国民性中的奴性与软弱，但也时刻铭记着文学要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悲凉感，常常怀疑自己的人生，但他却时时告诫青年，不要受他的影响。他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变革。其三，经典作家必须在艺术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鲁迅的高度，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精神高度，就是中国新文学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