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计兵：“心里装满手电的人”
王计兵，1969年11月出生，江苏徐州人，现生活在江苏昆山。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外卖骑手。初中辍学后出门打工，1988年起开始文学创作，1992年发表过部分小小说作品，后停止投稿，但未停止创作，2017再次发表诗歌作品，已出版诗集、散文集多部。2023年获紫金山文学奖，2025年获花地文学奖，2026年获鲁迅文学奖。
一、标签、流量与“新大众文艺”
记者：王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对谈。“外卖诗人”如今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标签。对于您来说，它为您带来了流量与声望；对于大众而言，这一标签作为素人写作的成功案例激励了许多文学创作者。您曾在访谈中提到，对于这个标签，您希望它能像蝉蜕一样“自然脱落”。可能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认识，您现在是否依然希望“外卖诗人”的标签脱落？您觉得大众脱离身份标签单纯从文本上接受您的诗歌，还需要多久？
王计兵：对于外卖诗人这个标签，我曾这样作答：如果我低着头，一定不是因为挂满果实，而是因为背负着恩情。这份沉甸甸的感念，从来都没有消散过。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我越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当下的社会价值，已然高于文字本身的文学价值。我一边心怀感恩，一边学着从容适应眼前所有的境遇与变化。
我对身上标签的认知，就是如同蝉蜕一般，一点点挣脱旧的外壳，完成自我的成长与蜕变。蝉要经过漫长的地下蛰伏，熬过孤寂的时光，才能褪去旧壳，挣脱束缚，扶摇飞上树端。
我亦是如此，历经漫长岁月的坚持创作，在人生诸多谋生的行当里，送外卖，竟是我做过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比起过往的奔波劳碌，如今的生活，我已然满心知足。
提笔写作，我坚持了三十八年；送外卖，至今不过八年。我深知，万事万物的沉淀与蜕变，本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若是强行剥离身上的标签与过往，便如同硬生生撕扯蝉的外壳，只会折损它的羽翼，让它再无力飞上枝头，放声鸣唱。
站在文学的角度，我自然由衷期盼，大家能从文字文本本身，解读并喜爱我的作品。至于需要多久才能抵达心中的理想，我暂时给不出确切答案。但我始终笃定，只管做最努力的自己，心怀真诚、踏实前行，相信世间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
记者：您最初是用纸笔创作，后来使用电脑写诗，如今您开始习惯语音写作，有时还会用AI来排版、检查语病、校对标点，可以说您的创作之路是随着创作工具一点点发生变化的。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手稿这种充满体温和质感的载体似乎就要消失了，而这个载体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所珍视之物。从您的创作经验来看，使用纸笔写作与使用电脑和AI，在感受上有什么不同？您认为在AI时代，诗性还存在吗？是否您生命中所感受到的街头巷尾的真实生活经验，才是AI无法取代的属于人类的最后的阵地？
王计兵：我生活的原则是，生活为主，爱好为辅。我相信生活是我生命里的大地，爱好是我生活里的水分。我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恰恰是因为我的生活不断变化，为了适应我的生活，才转变了我的爱好。而当碎片化的外卖生活来临，也只有使用语音的创作方式，才不会和我的生活发生矛盾，也算是无奈之举。
尽管如今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借助语音转文字完成的，就连此刻作答，也依旧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不难预见，未来AI与各类电子产品的应用，会变得愈发普及。这必然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一如我最初尝试语音创作时的模样。往日沉淀思绪、落笔成文的节奏被打破，许多灵感往往在脱口而出的瞬间悄然消散。所幸，我早已跨过最初的不适，慢慢接纳了这种新形式。
我也笃定，自己会愈发习惯当下的创作方式。它如同一位朝夕相伴的知己，我可以肆意倾诉心底所想，时而畅怀交谈，时而动情落泪，为情绪找到一处便捷的出口。
即便如此，我依旧保留着旧日的习惯。每日睡前，抽出一点时间翻阅纸质书，提笔在书页间圈圈点点。我喜爱纸张翻动的轻响，也享受笔尖划过纸面的触感，宛若蚕食桑叶一般，安然又治愈。人的情感本就丰盈且富有层次，两种创作与表达的方式各有韵味，而文字，始终让平凡的生活愈发美好。
任凭科技走到何种阶段，心性与感悟永远不会消失。那是每个人立足于生活的独一份的真切体验，是AI这类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带着温度的鲜活生命，本就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灵动。周遭环境不断变迁，人心与情感也随之层层递进。我从不会为科技的发展徒生忧虑，所有技术进步，终究是为人服务，目的是让生活变得更好、更丰盈，而非本末倒置。
记者：您的回答非常给人以启发，我们常常从写作工具对创作的影响来思考工具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但确实如您所说，选择何种写作工具是由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决定的。除了AI，“新大众文艺”和“素人写作”也是当今文坛所热议的话题，您作为其中的受益者和典型代表，对该潮流有什么看法或感受，是否会担心这种关注会演变为一种“猎奇”？当苦难被书写的时候，很难避开消费时代的文化商品化倾向，对此，您是如何警醒自己避免陷入这种叙事套路的？
王计兵：当下，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正处在蓬勃的发展阶段，这是文艺领域悄然生长的新生事物，更是属于普通写作者的黄金时代。谈及这份全新的文艺现象，我总会想起父辈们当年的扫盲班，想起我的母亲。母亲曾上过一期识字课，虽然她只学会了六个字：毛主席，以及我父亲的名字王丙现。仅仅六个简单的汉字，却深深影响了母亲的一生，成为她精神世界里珍贵的光亮。也正因见证过这般质朴的文字力量，我心底始终怀揣着一份热切的期盼：期盼新大众文艺能够持续推广、深耕滋长，期盼素人写作真正走入寻常烟火。
我始终觉得，文艺不该是高高在上的奢侈品，而该像三餐的柴米油盐，自然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间烟火本就五味杂陈、包罗万象，生活的丰富与鲜活，恰恰源于这份多元与真实。为何不能为平凡的日常，撒上一把鲜活的调味剂？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悄然颠覆了长久以来的文艺格局。长久以来，文化行业始终呈现金字塔式的格局，塔尖的少数创作者被看见、被关注、被传颂，而塔基无数普通的热爱者、生活的记录者，始终默默无闻、隐匿人海。
如今，一股力量，将这座固化的文化金字塔轻轻倒置。广阔的舞台、平等的机遇，开始向千千万万普通人敞开，这便是素人写作的意义。这个包容的平台，让无数平凡写作者得以抬头立身，被世间看见，被时代铭记，这正是素人写作的黄金机遇。
当然，万物生长皆有规律，素人写作的发展，或许还会催生出新的文学金字塔。文学从来都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我们拥抱素人写作的纯粹与真诚，却不能以此为借口松弛懈怠、止步不前。攀登文学高峰，始终是每一个写作者不变的初心与追求。
通往文学高处的道路从不止一条，盘山公路、层层台阶、直立云梯，方式各异，却皆可抵达山海。放眼长远，新大众文艺终将惠及每一个心怀热爱的普通人。愿所有人都能放下固有偏见与狭隘成见，以笔墨记录生活。长久以来，文学留给大众的印象，是仰望、是崇敬、是遥不可及的高远。而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打破了这份距离感，让文学的目光向下、向烟火、向平凡众生，俯身拥抱最真实的人间百态。
我从不提倡刻意的苦难写作。人生在世，追逐幸福、奔赴美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我们终身奔赴的方向。我始终反对无意义的自我消耗，拒绝盲目“没苦硬吃”，只愿真实书写生活的本貌。想要让新大众文艺行稳致远、蓬勃生长，离不开每一位素人写作者的同心同行、聚力深耕。我们要坚守初心、沉淀创作，避免素人写作“出道即巅峰”。唯有如此，新大众文艺才能在文字的天地里，持久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记者：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写作了，80年代是一个被很多文学爱好者怀念的文学黄金时代。您觉得当下的创作环境与80年代相比有什么不同？从您的感受来说，现在的诗歌环境是因网络媒介而变得更加繁荣，还是更艰难了？毕竟当下娱乐方式太多，文学早已失去了80年代的轰动效应。
王计兵：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面貌。人要学会适应时代，而不是让时代适应自己。80年代写作，我对梦想有着朝圣般的虔诚。那时选择不多，人心专一，创作也更加纯粹。所有的期待与希望都很缓慢，很悠长，正如诗里写的，从前的日子很慢。
进入网络时代，写作和投稿变得快捷、简单。创作的门槛低了，参与写作的人多了，文学的基础群体愈发庞大。对比80年代，更多普通写作者有了被看见的机会。我始终认为，网络媒介推动了文学的普及与繁荣。但繁荣的背后，也难免存在泡沫。当下的娱乐五花八门，像璀璨灯火，热闹、炫目，却流转不定。文学看似寂静，却如同天上星辰，恒定、长久，不会消散。可这些文字的星光，最终只属于愿意抬头仰望的人。
二、诗歌的技艺与尊严
记者：您在第十二届鼓浪屿诗会上曾说：“不要高看大海，也不要低估岛屿。”这句话似乎是一种诗学态度的表达，就像您的代表作《赶时间的人》，将日常与诗歌美学高度融合，因而拥有了动人的力量。在您的创作中，如何处理具体、微观的“外卖员视角”与宏观、抽象的“诗人视角”之间的切换？您认为好的诗歌语言是什么样子的？
王计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的岳父是一位老木匠。有一次，我从他堆放的木料里随手拿走了一根槐木，却遭到了岳父的训斥。
他告诉我，那一根看似普通的槐木，是打制大衣柜最好的立柱。这件事，一直让我警醒。世间万物，皆有它的惯性与归宿。在老木匠的眼里，从来没有真正无用的木头。木料修长的，可以做立柱；长短适中的，可以做横撑；细碎短小的，也可以用作木楔子，各有其用，各安其位。
其实，写诗的技巧，大抵也是如此。当你长久热爱一种语言，便会自然而然地懂得衡量每一个词语的分量，找准每一个字词所处的位置。我始终希望，诗歌的语言贴近生活，从真实的生命里抽取、生长，带着鲜活的灵性，也带着人间的温度。当然，文字创作的话题，相对专业。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不求高深，唯求真心。我写作，我快乐。我更愿意在日常的语言中，融入自己的生命经验，用最朴素的意象，道出生活的沉思与哲理。就像我近期写的一首诗，名叫《花开》：
这些花，每一瓣
都像羽毛
当花一朵一朵绽放
一棵树
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我对这些，毕生
都寸步难移的生命
充满敬畏
一年一年举着自己的希望
从不放弃，成就人间
最美的风景
记者：是的，或许日常与诗歌美学之间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区隔，一举一动皆是诗语。您的诗歌充溢着爱、同情和善意，比如“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又比如“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人间/父亲母亲，请你们/掉下两朵花瓣给我看吧”，这些语句朴素却有力量。很少在您的诗歌中看到消极、颓废的情绪。您是否认为诗歌应当承担“道德责任”？您在经历了许多生活磨炼后，依然选择了充满爱的表达，这源于您的性格本色，还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
王计兵：我一直格外感恩母亲给予我的微笑教育。我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表舅，小时候，母亲反复叮嘱我，每一次和表舅说话、打招呼，都一定要笑容满面。她告诉我，人的微笑，既是笑给别人看的，也是给自己的。后来我越来越懂笑的含义，一个愿意对自己微笑的人，更容易抵达快乐的核心。这份道理，放在做人、写作上，同样适用。我始终不愿意把文字引向幽暗，引向找不到光明的路途。文学最珍贵、最强大的力量，是让人内心柔软，让人懂得悲悯、懂得共情，懂得众生平等。这是我心中，文字应当承载的使命与重量。
我也从不排斥文学的批判力量。批判让人清醒、让人警醒。但所有的批判，最终的归宿，都应当是向善、向暖、向好。无论写作方式如何不同，文学的终极价值永远殊途同归：催人奋进，引人向善，让人向往光明。如果文学是刀，我也愿意相信是一把手术刀。
记者：您诗歌创作速度极快，量也很大，一年能写上千首诗。对于这些诗歌，您提到您会淘汰大部分，只拿出自己满意的少数作品给读者看。您的筛选标准是什么？在您心目中，什么样的诗歌才是一首好诗？
王计兵：写作天分重要还是勤奋更重要，这是我参与过的一场讨论。我认为勤奋大于天分。那场讨论，其他的老师认为，天分是大于勤奋的。我相信有天才的作家，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天分。但是我肯定不是，我是属于勤能补拙的那一种，创造的量很大，但精品很少。
创作的速度与产量，源于我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身为一名奔走在市井间的外卖员，近十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与自己对话。生活里那些触动心灵的瞬间，我总会第一时间用语音记录下来。无论最终能否凝成诗句，我都乐于在日常点滴里，和自己交流。
挑选作品时，我始终坚守一个标准：文字先要打动我自己。它不必辞藻华丽，但不能空洞浮夸，唯有流露真情、立足真实，拒绝矫揉造作。好的文字从不是一人的独唱，而是为了唤醒人心深处的共鸣。生命是一个人的，但生活不是，生活包含所有人，好的文学也应该如此。这也正是评判佳作的标尺——真正优秀的作品，终究是属于所有人的。
记者：“打动自己”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当下写作者身处各种评价体系，面对纵横交错的诸多阐释坐标，有时会眼花缭乱，但或许答案就像您说的那样，当我们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时候，也就能够与他人呼应。您曾把爱好比作种子，认为没有一颗种子能逃得过春天。但现实是，许多种子在生活的冻土里再也无法发芽。您认为您的种子能够发芽，除了个人的坚持、努力，是否还有某种可被称之为“命运”或“时代机遇”的东西在发挥影响力？对于那些尚未等到自己的春天的写作者，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王计兵：我说，没有一颗种子能逃得过春天。这些种子，必是你用心热爱、用心守护，才得以留存的希望。毫无疑问，我心中的种子能够生根发芽，既离不开我一路遇见的一个个好人，也与时代赋予的机遇密不可分。人生本就是不圆满的。我们穷尽一生，不过是一场奔赴圆满的旅程，也是一场不断收获的修行。世人皆盼顺遂圆满，可谁又能说，人生的悲伤与失落，不是另一种珍贵的收获？
我们所能做的，便是拼尽全力，做好自己。尽力而为，便是最好的结局。我曾有长达二十五年只写作不投稿的时光，但我始终相信，人生从没有真正的空白。即便有，那也是命运为未来预留的纸张，永远不要和命运讲道理，命运本就无常，从不循规蹈矩。
我们能坚守的，是心底永不消退的热爱，是保持土壤的温度。这两年我去过草原，看到了辽阔的草地。每棵草都很平凡，当它们连成一片，就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是种子的价值。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有花朵，但所有的种子都要学会扎根。学会把一个一个的我变成我们。像草原一样，我们终因普通而不凡。
三、生活、故乡与精神史
记者：您的诗歌创作与生活紧密挂钩，您在春晚的高光时刻后，依然选择继续送外卖。对您而言，穿梭在大街小巷是否是您保持敏感诗心的一种方式？如今您的生活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时间会留给文学活动，例如各类访谈、诗会等等。您觉得当下这种文学生活对您的意义是什么？是否有助于您的创作？您的诗歌创作内容有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
王计兵：我能拥有今天，能够站上春晚的舞台，这份成绩，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无数媒体的助力，是万千网友的善意与偏爱，一步步托举着我走到这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卖员，只是在奔波的生活之余，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爱好。正是这份平凡身份里的小小坚持，让大家从茫茫人海中看见了我、照亮了我、成全了我。
我始终清醒地知道，我从未脱离人海，我本就是人群之中最普通的那一个。被众人托举，从来不是证明我有多出众，而是印证了众人拾柴、微光成炬的磅礴力量。大家喜欢我的文字、偏爱我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共情我平凡又真实的人生。我曾写过一首名为《壁灯》的小诗：我理解那些飞鸟，为什么一次次撞向玻璃。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羽毛，翅膀会让人高估自己。
不可否认，如今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真正热爱写作的人，从不会被环境束缚。境遇更迭，环境变迁，只会让人在不同的人生阅历里，收获不一样的感悟与思考。我亦是如此。随着人生经历不断丰富，我的诗歌创作，表达的内核与内涵，也在悄然改变。世间所有变化，皆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坚守初心，沉淀自己、精进自己，努力活成更好的自己。
记者：如今您走过了很多地方，您会在罗马读诗，也会在鼓浪屿分享诗歌感受。当您站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回望故乡和曾经的生活时，内心会有怎样的感触？当诗歌跨越语言感动那些异国观众时，您心中所确信的“诗歌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王计兵：先说说这次出访的由来，还有我心里的感受。我有一首诗作《下午3点》，收在诗集《低处飞行》里。意大利交换生林明月博士读到这首诗后，把它译成意大利文在当地刊发，也让这首诗渐渐被更多人知晓。之后我便接到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今年3月3日到8日，我前往意大利进行文化交流。真的印证了一句话：文学无国界。短短几行文字，就能让远方的人彼此靠近。于我而言，这次经历，也满足了一名写作者心底对家国情怀的追求。文学最好的境界是抵达家国情怀。而去异国分享文学作品，刚好契合我对家国情怀的渴望与感受。为了这次罗马之行，我也做足了准备。我特意购买了一身中山装。我认为中山装，更能体现我的家国情怀。我还带去了我们老家的煎饼。这些来自民间的食物，我带去送给了客居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也是为了唤起他们心中的家国情结。
文学能让人快速抵达一种平衡。没有比文学更能抚慰人心的事物了。因为文学，甚至因为一首诗歌，人们可以放下各种成见，回归到文学这一共同的平台上来。那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些独特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家国情怀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回国的时候，我带回了在罗马街头捡到的一粒纽扣。我相信文学的力量，类似于我捡到的这枚纽扣，能把人间的友谊轻轻扣紧，把温暖留给热爱文学的人。
记者：当下文学给了您美好的感受，但实际上，在您写作初期，它带给您的并不全是正面体验，例如您早年写小说的时候，因为写了村子里的人而招来责骂，又因为用第一人称写孤儿而被家人埋怨，这段经历是否影响了您的创作？例如您是否会因此选择更“安全”“光明”的叙事保护自己？或者恰恰相反，它让您学会了如何用温柔的语句触碰深刻的真相？
王计兵：那是我少不更事时，最后悔的一段经历，也是对青春的一次说明。生活已经教会了我，写作，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生命是一个人的事，但生活一定不是。生活和你身边的人，都息息相关。不要用写作为借口，去伤害身边的人。特别是好人。我在小说中曾经把我的一位四哥写成了小人。直到我幡然悔悟，想给我这个四哥道歉，他已经过世了，给我留下很大的遗憾。
最近还有一件事发生了，对我触动很大。母亲过世后，有一天，我梦见了母亲问我要一件大红的棉袄。为了满足我对亲情的渴望和亲人的嘱托，我决定，要返回故乡，买一件大红的棉袄，带到母亲的坟前烧掉。我爱人没有阻止我，而我岳母却阻止了我。按照老家的风俗，大红棉袄不可以烧给逝去的人。岳母说，家不是你一个人的，那也是我闺女的家。这句话就很强烈地冲击到我的内心。做人，不能太自私，哪怕是面对我们自己的亲人。后来，我听从了岳母的安排，买了一件绿色的棉袄，在母亲的坟前烧掉。
生活教会了我们，用最宽容的心态，来包容生活。文学，也应该这样。当然所有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学也要见机行事。遇到人间的不公，还是要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和精神，让文学发挥最大的价值。
记者：您在访谈中多次提及您的母亲，今年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母亲的非虚构作品集《成珍》。母亲给您的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您以诗人身份为大众所熟知，近来为什么转向非虚构写作？对您来说，创作诗歌与非虚构作品有什么不同或相似的感受？
王计兵：母亲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她的“幸亏”教育与面对生活的微笑。
母亲的一生苦难重重，但是，母亲总能从苦难中看到光明向上的那一面。母亲三个月丧母，七岁丧父。年轻的时候，我父亲遭遇车祸，身负重伤。五十四岁时，母亲又中风偏瘫。
如果用母亲的话来讲述这一切：三个月丧母，她会说，幸亏还有父亲；七岁丧父，她会说，幸亏已经七岁；父亲遭遇车祸，她说，幸亏保住了一条命；五十四岁中风偏瘫，她又说，幸亏只是偏瘫，生活还可以自理。甚至是最后我父亲过世，母亲比父亲多活了两年，她也说，幸亏多活了两年，旁人也会觉得我们兄弟照顾得好，是孝顺的孩子。
这就是母亲教给我的处世信条，还有她独有的微笑教育。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表舅，母亲要求我每次遇见他，都要笑容满面地打招呼。我心里不解，曾和母亲争辩：“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微笑？”母亲说：“你对别人微笑的时候，也是在对自己微笑。”这句话，在我往后漫长的岁月里，对我心态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愿意对自己微笑的人，内心一定是快乐的。
可能大家也会好奇，身为“外卖诗人”，我为何转而投身非虚构写作。长久以来，我一直以生活为主、写作为辅。早年我开始写作，最先创作的也是小说，后来写散文。正是因为送外卖生活的高度碎片化，没办法静下心创作长篇文章，我才选择了同样适配碎片时间的诗歌。生活与创作相辅相成。我始终认为，生活是我们固态的大地与山川，爱好是流淌其间的河流与活水。
当然，非虚构写作和诗歌写作有着很大区别。创作非虚构作品，需要完整连贯的时间；而写诗不受时间限制，我平日里也多用语音记录，心生感触，便立刻语音留存。非虚构写作即便同样用语音创作，也需要长时间沉浸其中，内心的感触会随之不断加深。有一回凌晨三点，我在小区外面的小店里，用语音写关于母亲的章节，越写情绪越是翻涌，最后忍不住在店里失声痛哭，还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如今我同步进行非虚构写作与散文创作，还有一种因素，我不能辜负大家的喜爱，所以必须更加努力，让网友和读者，看到我不一样的一面，感恩大家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与偏爱。
记者：期待看到您更多类型的作品，生活给了您很多启发，您曾经形容余华的《活着》是一种“不留活口”的写作，但后来您理解了这种写作方式，那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在您的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生活要将您“赶尽杀绝”了？那应该是生命的至暗时刻，面对这样的瞬间，是具体的什么场景，什么话语，将您拉回了生命的光亮中？
王计兵：我是一个乐观心态很强的人。这些年，别人问我频率最高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当年的日子那么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日子是在熬，我每天过得都非常有劲儿。当然，生活就是起起伏伏。如果说我生命里，有被生活赶尽杀绝的境地，应该是2023年。我贸然用所有的积蓄，投资了一份小生意，结果，搞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生活把我们逼到绝境，我爱人每天要在菜场下班时，去捡别人丢掉的烂菜叶。而我，流落街头，靠捡拾废品为生。我的笔名拾荒，也是因此而来。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租住的房屋，也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刻到期，无处安身。我和爱人就用捡来的废木头，在村口一条废弃的河道上，建了一间水上的小木屋。没有水，没有电。夏天，经过太阳一整天的暴晒，木屋里非常热，一走进去就会汗流浃背。但是没办法。每天晚上休息，我们会备两盆清水，我和我的爱人每人一盆，用清水为身体降温。一天晚上，一只老鼠，从木屋的缝隙里钻出来，咬伤了我爱人的额头。至今，我爱人的额头还有一条明显的伤口。更糟糕的是，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的水上小木屋摇摇晃晃。我特别害怕木屋倒塌，把我们翻落到河里去。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刻，附近的居民，总会有手电不停地照过来。他们关注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安全。那些在小木屋顶棚上来回晃动的手电，成为了我们生命过往中最亮的光。后来我写下：从今天晚上起，我们就是心里装满手电光的人。我相信，此后的人间，我们再也没有夜路。这就像我当年反复阅读《活着》时最后获得的一种感动，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处境，都不能放下心中的爱。这才是生命应该拥有的光芒。
记者：这真的是一段虽然艰难却令人感动的回忆，幸好有文学，您可以将这份感动通过文字传递给更多的人。您心目中的文学殿堂是什么样子的？是像现在这样被大众熟知，诗集在大众中畅销；还是像传统文学那样，文字在精英圈层中流传并被封为文化经典？如果二选一，您会选择哪一种？
王计兵：如果用诗歌来打比方，现代诗歌从未像如今这般，呈现出大雨过后、大地河网密布的模样。没有人能简单判定孰对孰错。这样的景象，在其他文学体裁里，尚不曾出现。新诗走过百年发展之路，至今仍未形成百川归来、长河入海的格局。这种状态，一方面彰显出创作生态蓬勃生长，也蕴藏着未来的无限希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长久的困惑：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成为传世经典？
当下诗坛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学院派与平民派。学院派创作者，拥有娴熟的写作技巧与深厚的专业功底，长期被视作诗坛主流。他们的作品有着殿堂般的精致与考究，却也和普通读者隔着一层无形的障壁，难免曲高和寡。不少作品晦涩难懂，更是拉大了与大众之间的鸿沟。
而来自民间的大众写作者，扎根在生活一线。他们清楚汗水滴落的位置，知晓阳光与寒风会抚过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他们忠实记录日常百态，本身就身处读者之中，和大众贴得最近。
但在我看来，文学必然要有精神高度。最好的作品，应当是二者相融：既有灵魂维度的文学境界，又有带着生活脚印的质朴语言，这才是真正的佳作。
倘若非要二选一，这会是一道无比纠结的选择题。即便内心万般挣扎、倍感煎熬，我依旧会偏向能够成就文化经典的那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