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学》2026年第9期｜梁瑞郴：人生尔尔
梁瑞郴，曾任语文教师，中学校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湖南省作家书画院院长。一级文学创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三百万字作品行世。
冬山可望。
人生入冬，本应眠藏，翻检过往，不过尔尔，我等书生，在文学之途，不过过江之鲫。抚今追昔，人说有些光彩，我说无甚了了，一条随波逐浪的鱼，怎能掀波起浪？
大约5岁的时候，外婆请算命先生跟我算了一卦，说我10岁前犯水，有一劫；20岁左右犯土，有一劫；50岁左右犯小人，有一劫。三劫过后，便稳稳当当了。
1993年，在北京拜访臧克家。左起依次为贺绍俊，梁瑞郴，臧克家，谭谈，武俊瑶。
我瞪着那半瞎算命先生，似懂非懂，外婆却缠着那半瞎子问破劫的办法。半瞎子摇摇头，接了红包，面露秘相，说，那就看他命了！
这三劫，半瞎子算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我从小便随外公外婆，6岁时外公走了，从此与外婆相依为命。外婆为旧时裹脚女人，稍通文墨，爱戏，喜讲故事，我两岁时，她便抱我入戏院，但我每见大花脸出场，便吓得哇哇大哭。外婆怕扰了观众，便送我回家，交由外公看管即风急火燎返场。
她喜讲的故事，多是从戏文中得来。《白蛇传》《岳母刺字》《风波亭》《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等等，莫不使幼时的我充满了神往与好奇。及年长，每天背着书包放学回来，便流连于街坊小书摊。当年的小书摊，只是几根木方支撑的书架，上面挂满了连环画，一角九分钱以内的书，一分钱可看，二角九分钱以内的两分钱可看。那时的连环画，几乎没有三角钱以上的。两年之内，我几乎看完了《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西游记》《三国演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见我如此痴迷，有时身上无钱，摊贩也会不收我钱让我看书。
童年的我，几乎很少见到父母，只知道父亲从衡阳三师毕业后，即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热衷秘密集会，积极完成永兴地下党组织交付的任务。后来从他口中，就经常听到黄克诚、王平、谷子元这些名字。
母亲是江西吉安人氏，幼时随其父母经商来了湖南永兴。母亲生性活泼，就读省立第三中学时，虽是初中学生，对新思想却天然亲切，自然就围绕在当时是地下党员的校长的身边。1949年10月3日，解放军进永兴县城时，她便参加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的一系列活动。
充满理想的父母激情四射地投入了革命工作，哪还有精力顾及儿子？裹了脚的外婆也管束不了我，于是我便有了自由生长、天性尽显的机会。我已全然忘记算命先生命犯水劫的话，整个夏天，一俟暑假，便整天泡在便江，从狗刨式到蛙泳、自由式，和小伙伴比潜水，玩得不亦乐乎。
当时郴州永兴县境内的便江，畅通无阻，舟楫往来频繁，排筏顺流而下，故常年有船只排筏停靠在水流平缓的河边休整和补充给养。这里便成了我们比拼潜水的乐园。少年不知险，河边有时一排四五条船，我们竟可一口气潜过船只。记得一次在排筏下潜水，竟然迷失方向，怎么也潜不到头，于是在木排下乱窜，终于在一块松动的木头处冒出头来。后来我想，这也许就是算命先生说的水劫？
外婆终于知道我的种种冒险行为，有一天在河边，我远远见她踽踽独行，竟一个猛子潜过四条船躲藏起来。外婆见状，呼天抢地、捶胸顿足，船老大实在看不下去，把我捉了送到岸边。外婆受不了这担惊受怕的日子，死活不肯再带我，让我回到父母的身边，就读于黄泥完小，那是一所乡村全日制小学，会集了十里八乡的适龄学生。
学校占用了一座旧式的祠堂，青砖黛瓦，错落有致，天井雨廊，勾连衔接。在我眼中，它新奇别致，远胜县城先锋小学的形制，简直就是同学们捉迷藏的天堂。
15岁之前，我瘦小精灵，人称“小不点”。外婆经常叹气说，你虽生在大年初一，却没有富贵命，你妈没有奶水，街坊见你可怜，这个喂一顿，那个奶一餐。难怪，我读高中时已是一米七四的个头，在街上走，还经常有大妈喊：郴儿，这么高了呀，你小时可吃过我的奶！每听到这话，我总是脸一红，心中却隐隐发热，多好的世道，多好的人啊！
吃了百家奶，为我一生种下了善根，埋下了善缘。
终于有一天，姨妈和舅妈结伴去乡下为我寻访专职奶妈。在一个休息的茶亭巧遇一位进城做奶妈的妇女。什么叫天作之合？这就叫天作之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奶妈又黑又瘦，身材矮小，奶我一年后便返回老家，四年后因病去世。大恩不能报，终生遗憾！
在黄泥完小，我遇上了教我描红的语文老师，遇上了踩脚踏风琴的音乐老师，遇上了给我篮球启蒙的体育老师，遇上了会讲故事的算术老师……我更是结交了一帮放牛砍柴、摸田螺抓泥鳅的伙伴，钻草垛、捉迷藏……
往事如烟，唯独有一个声音总在耳畔响起：郴儿，吃饭了……这是我的母亲，站在她工作的粮站高坎上呼唤。因每天放学后，我总恋着学校的泥土球场，无休无止地运球、上篮、投篮，几乎是一个球痴了。
三年乡村小学生活，终于单纯而快乐地来到了最后一学期，严厉的父亲要求我春假时到农家体验生活，很巧，生产队长安排我住在了同班同学的家中。这位女同学，我过去很少正眼瞧过她，这次却让我有了别样的感觉。她健硕而灵巧，黝黑的皮肤泛起红光，扯秧插秧如蜻蜓点水，如脱兔前行。她把一种劳动之美写在春光点点的田间。她手把手教我扯秧插秧，面对面时，我感受到她的青春气息和泥土的芳香。
少年心思，在春色中迷迷茫茫，有谁读懂？七天的春假结束了，我似乎对这个农家小屋依依不舍了……
我的父亲永远是一副严肃而冷峻的面孔，但我小学毕业时，考了个全县第二，进了永兴县第一中学，父亲开心死了，居然把自己灌了个半醉，还破天荒用自行车载我上县城，在新华书店购买了两本连环画送我，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亲切慈爱的笑容。
我为他争了颜面，他开心得有点忘形了。殊不知不久，暴风雨来了，他被打成“走资派”，县城大街显眼的地方，到处是“打倒张平化的黑爪牙梁中柱”的标语。有同学告诉我，你爸爸被打倒了，我错愕不已，我那当芝麻官的父亲居然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张平化的“爪牙”？
初中的我，煎饼般被炒来炒去，一会儿返校闹革命，一会儿复课闹革命，一会儿黄泥完小，一会儿永兴二中，一会儿永兴一中。大时代人的命运如同大海波涛中的舢板，波峰谷底，起伏跌宕，不可名状。
1966年秋冬之交，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开始了红卫兵大串联。永兴一中高年级学生出行归来，带来了种种新鲜有趣的故事。于是，我们一群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果断组织了十一人的“熔炼长征队”，步行奔赴井冈山。
那是一条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的山路，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宿营点：永兴县城、大江边、鲤鱼塘、龙形市、七甲、酃县（今炎陵）、宁冈、茅坪、黄洋界、茨坪井冈山。这是我第一次远行，母亲给了我十元钱、十斤粮票，还给我做了件新棉袄。
不意队伍行至炎陵时，大雪纷飞，道路阻塞，大喇叭反复播放：红卫兵同志，因黄洋界道路结冰，大雪封山，茨坪已经断供。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关心，已派飞机空降物品，以解燃眉之急。因供需紧张，请大家原地待命，解冻后再上井冈山。
炎陵一个小小县城，已集结了十万串联大军。我们被安顿在炎陵森工厂，十一人挤在一间房里，在那里真正体验了“吃大锅饭”的感觉——吃饭只需在接待站登记姓名学校，便可免费领取饭票，敞开肚子吃。
原地待命，无所事事。但有两个地方，让我足以打发每天的时光。白天我会待在县体育场篮球场边，观看一场又一场篮球比赛。全国各地高校的篮球高手会集于此，迎风冒雪，把一座山城搅得热火朝天。夜晚，我会去县剧院，观看一场又一场文艺表演，那些斗志昂扬的歌舞，永远激情澎湃。山城只半月，胜读十年书。
茨坪那边终于传来解冻的喜讯。
我们连日急行，参观宁冈朱毛会师广场，登上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八角楼，攀上了“高路入云端”的黄洋界，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茨坪。人山人海的茨坪，到处是红旗、红袖章。我们住下后，第一件事就是来到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把“熔炼长征队”的旗帜悬挂于塔前，献给先烈。
经风雨，见世面，更多的是好玩。串联归来，读书业已废弛，篮球却打得风生水起，泡在球场，昏天黑地。16岁时我刚读高一，居然进了县篮球队，就有了几分志得意满的神气！看重我的高中语文何老师，惋惜地说，这家伙的语文天赋就葬送在篮球上了。
我在那样的时光里乱闯乱撞，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却也还安然无恙。风浪之中，虽呛了几口水，却练出了一身“肌肉”。
我中学时有位同学，长我两岁，我们是“剁脑壳”的兄弟。他总是仿佛世事洞明的样子，凡事讳莫如深、神神秘秘。一次交谈时，我说我有土劫的命犯，但这大概是算命先生的瞎扯。他却说，你这不是上山下乡，整天跟泥巴打交道么？泥巴是什么？不就是土吗？
几个围在一旁的同学都拊掌称赞，解得好，解得好！
永兴一中高中毕业的城镇知青集中下到县五七干校，生活的艰苦，自不待言，劳作辛苦也有目共睹，情感上却是充沛富足。
在这苦乐年华中，有两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苏俄文学，这两本书表现出来的激荡青春、坚定理想、钢铁意志和爱国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另一人走进我的视野和生活中，几乎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一生。《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热风》《而已集》《华盖集》《且介亭杂文》等，这些书，让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文学有了更深的热爱和理解。我是从文本开始走近鲁迅的，喜欢他、崇敬他，并保持终生的热爱。
文学的力量，消解了我对篮球的疯狂。
1974年，五七干校投票推荐知青上大学时，我被同学们一票一票推进了湖南师院中文系。我本是被录取到湖南师院体育系，前来郴州招生的颜雄老师得知我希望进中文系，连夜从永兴赶往郴州招生办，帮我改录至中文系。后来颜雄老师告诉我，他到郴州招生前就领了中文系主任邓超高之命，务必在郴州招一个篮球运动员。
1975年，我在《长沙日报》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但并未被同学特别关注，我的风头仍在篮球上。作为学校篮球队控球后卫，多年后仍为师生津津乐道。其实那时，我已“移情别恋”，萦绕于怀的是作家梦。
那时的大学，推行的是“开门办学”模式。在湖南师院平江分院的一年里，我倒是在寂静的山村里认认真真上课、读书、写作。平江分院原为时丰茶场，位于汨罗江畔，我们主要的劳动是培育茶树，松土、除草、杀虫、施肥、摘茶。中文系1974级四个班两百学生齐聚基地，让这寂静茶园热闹起来。每天早晨，宿舍后山的松林里鸟鸣声四起，让我们享受了大自然最美的音乐。
从知青到大学，从大学走向我人生工作的第一站——涟邵矿务局，在时代的颠簸中，我倒没觉出悲苦，毕竟年少不知愁滋味。我的知青生活仅仅三年，但为人生积累的财富却终身受用，它永远是我生活的参照物，我一直笃信，甜与苦是要对比来看的，想想知青三年，什么困难都不算困难了。
1977年，我被分配到位于娄底市的涟邵矿务局，这座特大型矿山共五万职工，连同家属共二十万人，矿区分散在娄底、邵阳、湘潭三市，兵强马壮，一时威武。
我在洪山殿煤矿子弟学校教了六届高中毕业班，且在这里娶妻生子。教学之余，我在全国各刊物发表语文教学研究论文三十多篇，但我并不“安分”，总觉此地非久留之地。湖南教育出版社、益阳师专、湘潭师院都给我发来商调函，涟邵矿务局却留着我不放。
也许是商调函让涟邵矿务局认为我有几分价值，1985年，我被破格提拔为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涟邵工人报》社长。一个副处长的官帽子落在我的头上，有人说，这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变成了“永久”牌。
但我的文学梦仍没破灭，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我仍坚持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芙蓉》《湖南文学》《散文》《中国煤炭报》《工人日报》发表作品，还促成了在涟邵矿务局举办的煤炭部太阳石笔会。
从知青到大学，从教师到矿工（涟邵矿务局后来授予我“终身荣誉矿工”），这是我踏上社会最初的路径，我一直都是踏在时代坚实的大地上，从艰苦的环境中吸取力量，从优秀的书籍中吸取营养，从底层平凡的人身上吸取优良品性。
每每想起“命犯土劫”的说法，总是莞尔一笑，回想起我的同学所解释的上山下乡的土劫说法，更是好笑。
1990年，谭谈老师主政的刚刚从文联剥离出来、单独建制的省作家协会发来一纸商调函，调我去省作协工作。我对未来充满向往，一想到能与许多如雷贯耳的名作家共事，就颇有几分激动。但也有密友劝我说，进了作协，就和仕途彻底断交了。然而在仕途和文学两条路中，我依然选择了文学。
我开始任办公室主任，不久在第四次作代会上被推选为秘书长，任党组成员，第五次作代会上被选为专职副主席。
“文学湘军”是中国文坛的一股旋风，风光一时，在省级文学队伍中一时无双。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两人双双折桂；从第一届到第九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湖南无一届空缺；有四部作品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即便未能获奖，依旧名动中国文坛者，如诗人未央、小说家张扬、诗评家李元洛、作家残雪等，都莫不在刷亮湖湘文学的名片。
面对如此众多文学前辈和名家，俯身向下，秉公处事，真诚服务，摒弃“衙门”作风，是我坚持的工作原则。
在作协的三十年，风风雨雨，一言难尽，但栉风沐雨地积累了一点经验。出作家、出作品，是作协工作的不二法门。引导、服务、交友、协商，才是与作家们打交道的有效方法。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家协会，尊重、理解、支持，才是行政工作人员的职责。“作家之家”的牌子不是挂在墙上，而是要挂在心中的。
1995年，是湖南作协大事迭出的一年：湖南成为中国作协六大创作基地之一。全国文学工作会议在湖南召开。湖南省委常委会听取省作协汇报，决定筹建湖南毛泽东文学院。1996年12月26日，湖南毛泽东文学院奠基。我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建工作中，列席了二十三次专门研究湖南毛泽东文学院筹建工作的省委常委办公会。正如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茂林所说，举全省之力建好湖南毛泽东文学院。1997年12月26日，湖南毛泽东文学院落成！我有幸担任第一届湖南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尽心尽力、战战兢兢服务了十七年。湖南毛泽东文学院建立的初衷，是要为湖南文学培养人才，为全国文学交流提供阵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提供范本。湖南毛泽东文学院作家班已成品牌，文学大讲堂及各类讲座辐射全国，名家荟萃。
这是我工作的最后一站。
工作可以谢幕，但人生并未谢幕。退休于我是一种解放，我可以心静如水读书，我可以心无旁骛创作。我没有焦虑，我的每一个文字都可以觅得静处后的栖息。
人生起落升降是常态，善于转换，一变而成为财富，这是辩证法的胜利。
当你时时用心中之秤称称自己，就会明白自己几斤几两，平凡、微芥，得失度外，才会真正获得幸福。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人生轻装，何其幸哉？运交华盖，不过尔尔！唯有心存善心、公心、良心，可慰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