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发严滩》：重返苏辙的那个大宋之夜

《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引述其作为小说文学地位缘起与变迁，却也精准地道出小说创作的起点或初始。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一篇小说常常缘起某一个意象或是道听途说，甚至在作家开始创作时并不一定知道叙事究竟要走向何方。对于温亚军的小说创作而言，尤其如此，他甚至不认为小说是设计出来的，他只遵从灵魂深处的那股无以遏制的自然流。他的短篇小说《夜发严滩》（《长城》2024年第2期）以细腻的笔触，引领着读者重返了属于苏辙特定生命时刻的那个大宋之夜，有胸中的淤积，有风疾浪大的惊惧，有人心叵测的骤变，亦有慕名而来的错失，最终明天到来，留下千年的佳话静静流淌。

事实上，有关历史的文字，温亚军在多年的创作中已有很多篇。早年以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红军长征纪念馆相关史料而作的《西路上》，介入战争双方的基底，还原了战役叙事逻辑不断突变，整体又归于一统的反逻辑与“大逻辑”下的人性真实。短篇《刺马》以曾国藩查探张文祥成功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大案的始末及随着案情水落石出的始料不及，凸显了人生崛起的雄壮与伴君如伴虎的凄凉。散文《一场寂寞凭谁诉》，以小说家的超常通感，还原了绝妙之词背后柳永灵魂的寂寥与情无所依。长篇小说《西风烈》还原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风云激荡与时势之下社会各阶层的人心起伏，如《悲惨世界》一样气势恢宏。几乎所有的关乎历史的小说，不但有重返历史现场之宏观浩瀚的把握，亦有历史现场之微观精微精到。历史的宏大浩瀚有史料可据，历史现场之幽微精微则依托于精湛而不违人性的虚构。短篇小说《夜发严滩》则重在凝铸虚构的张力，文本将属于苏辙彼时长久的心灵动影凝聚在江夜之中，言外之意天成，不著一字尽风流。

温亚军仅听说苏辙曾路过富春江，以过人的敏锐虚构了一篇小说。让苏辙如何过严滩？李清照有《夜发严滩》诗作：“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当苏辙穿越时空阻隔遇到50年后李清照的这首诗时，如何夜过严滩，在温亚军的意识奔袭中渐渐明朗起来。甚至可以说，小说是温亚军对李清照这首诗的改写与扩写，不过主人公被替换成了五十年前的苏辙。

那么这篇同题小说要表达的核心究竟指向何处？笔者认为依旧是人物，以及最终被小说人物所擎起的那个大宋王朝的时代气质。温亚军认为，故事性对小说创作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人物。小说起笔并非直奔子由而去，而是让风起浪急袭面而来，这可不是子瞻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子由梦中惊醒，不知身在何处。粗壮京差的惊慌失控反而让他镇定从容。分不清子由子瞻但见过大风大浪的行差许米尔，则冷静理性，老到地替众人拿了主意，改变行程上岸避风浪，在他看来严滩及严子陵并没有那么重要。子由、京差、行差各怀心思：子由去看严子陵钓台是心灵郁闷的纯粹舒缓；京差为私利前途奉命陪同子由拜谒并赴京；行差亦潜隐着不为人知的目的。透过京差衔接一段悲催的乌台诗案，补叙了子由的心绪淤积；借着行差江上船务熟知，码头岸上的周致安排，小说叙事进入幽深处。忽来邸报传来赴京途中的子由升任右司谏的消息，郁闷中喜讯自来。驿站安顿住歇，夜半惊魂，兄长子瞻曾评价徐凝七言绝句，惹得其后人夜半围攻，惊魂中逃回船上。究竟是行踪被行差许米尔泄露，还是京差只为完成使命的苛意？夜船航行，赶往桐庐。一觉醒来，早已错失严滩。京差建议按赵抃大人的意思返回瞻仰严子陵，子由以天意不可违拒绝，前行拜谒桐君老人。小说以五十年后李清照诗作《夜发严滩》作结，以整体性倒置，让文本近乎于完美地谢幕。

乌台诗案是苏辙此夜精神游弋的前身背景，疾风大浪亦是大宋王朝时代的象征。或许苏辙此行纯粹为拜谒严先生，行差则为名奔忙最终迷失自己，京差拜谒严滩实实在在为名利而来。不论是子由、京差还是不知所去的行差，他们终究因为自身原因错失了与严滩的际会。三个人物的精神质感显现出大宋表面繁荣之下的人心叵测与管涌暗流，错失严滩钓台可谓人生及历史时代的一种映射或宣示。与历史相关的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精神的历史在场，三个人物在温亚军的文字里得以精微精到地矗立起来。

千年前苏辙遗留在历史夹缝中的那道光，被温亚军找到并轻轻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