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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故事集》:从“东北故事”到“中国故事”

2024-03-20 11: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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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黑土地的守望者,迟子建多年拈笔行文尽是白山黑水,她用笔掘穿封冻的土层,既穿透历史,也穿透人心。新著《东北故事集》共有三篇小说:《喝汤的声音》《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碾压甲骨的车轮》,如同三条缓缓流动的叙事河流,由东向西,自北向南。起点各不相同,饶河,依兰,大连;终点目标明确,浇灌因被现实反复煎熬而心灵焦渴的读者。抽绎三篇的叙事共性,“讲故事”的模式清晰可见。在书中,故事之流起伏跌宕,在与现实之岸交锋时,泛起生命的浪花。

被选中的“听众”:

现实中受伤的三颗心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来了。”

——《东北故事集·白釉黑花罐与碑桥》

当作家将自己的小说追认为故事时,首先值得关注的就是故事的听众。小说是一种写作行为,它聚焦于人的生命结构,依赖于文字,是自身存在经验、感觉结构、心灵求索的抚摸凝练。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所有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这个谜。”故事则不同,它依赖声音而非文字,诞生的意义在于口头讲述。即与小说相比,它源自对听众讲述的渴望而非自我的镜观。

在《东北故事集》所封装的三篇小说中,“我”作为故事的听众,似乎是被命运所召唤,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宿命感。《喝汤的声音》中,自称乌苏里江摆渡人、身穿绛紫色麻布长袍的女人飘然而至,对话开始得如此自然,没有铺垫,好似老友叙旧一般,哈喇泊三代的爱恨传奇与恩怨情仇就从她嘴里淙淙流出。《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窑工救“我”上岸,用肯定的语气,好像预先知道我要来似的打招呼,并早已预备好更换的衣物,“穿上很合体,像是为我专门准备的”。《碾压甲骨的车轮》中,“我”作为李贵的妻子,境遇的两极反转使“我”水到渠成地成为甲骨故事的倾听者。

如果将“讲故事”看作一次“事件”,如齐泽克所言:“原因与结果所在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原因是对于事件结果的反向追溯,是对于事件的逻辑化阐释。文学作品是开放交流的自足世界,是“作家——读者”进行“编码——解码”的符号游戏。迟子建特意强调“被选召的听众”,一定有其合理的解释。在《作家的那扇窗》中,迟子建自白文学的真谛:“一个作家,大概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如果把这个独有的文学世界比作房屋的话……一点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要有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有了窗口,你就找到了与世界共振的节拍。”“被选中”意味着作家的挑剔,更意味着这弥足珍贵的故事在作者眼中的理想听众。它提供了透视迟子建心灵结构的“共振之窗”。

《东北故事集》中的三篇小说,在行文间不着痕迹地弥漫着一种“危机感”。危机感源自现实生活中隐秘的心灵伤痕,可以说,三个叙述者都有一颗“受伤的心”。《喝汤的声音》中,“我”之所以江边“熏腊肉”(抽烟)凭吊麦小芽,是因为想要倾诉“苦闷”;《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我”的家“就像一个开放的码头,为着利益,什么船都可以靠港”;而在《碾压甲骨的车轮》中,由婚姻导致的危机感甚至蔓延到作品的开头:“丈夫近年去龙王塘赏樱归来,总要找碴儿和我大吵一架”。受伤的心灵需要疗愈、抚慰、救赎,从故事中汲取力量对于心灵的隐疾则是一针强效的药剂。

迟子建是一位温柔的作家,对人饱含默默温情,充满怜悯之心。事实上,这并不是迟子建第一次讲述“东北故事”。《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的创作为其写作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处理经验。而对人的悲悯与同情成为贯穿迟子建作品的情感线索,一路延续,从《伪满洲国》流淌到《东北故事集》。但《东北故事集》与其他三部历史性作品存在明显的边界。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说:“因为确定用短篇承载这个故事,所以写的时候不停捶打和挤压它,不断地‘收’。”说到底,《东北故事集》“收”的是勾勒国家、民族等重大历史事件下众生百态的叙事野心。它打捞个体的历史,形成故事,通过讲述人讲故事这一中介,与时代同频对话。

“讲故事”的人:迟子建的写作伦理

好的故事是无价之宝,千金难买;烂故事是垃圾,臭不可闻。

——《东北故事集·喝汤的声音》

如果对《东北故事集》“讲故事”的情节模式进一步分析,又可详解为叙述者“脱轨——成长——回归”的模式。叙述者从日常生活“脱轨”,进入奇异的“例外状态”,并从中获得成长,收获此前并不具备的某种品质,再次回归到日常当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完善、超越。《喝汤的声音》中,“当我用筷子挑起汤面漂浮的一颗碧绿的香菜,立在碗中央,它像一块闪亮的浮标,更像一棵长青的生命之树”时,哈喇泊家族三代人对家族历史执拗的传承,对于国土边界执拗的坚守早已成为“我”的精神向标。《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当“我”看到因我而得到救助的“长脖老等”日渐康复的照片,进而在“墙角的一堆干草中发现一只眼熟的白釉黑花罐”时,从心灵中迸发出的善念在“我”身上的传承正是其象征。在《碾压甲骨的车轮》中,碾碎罗振玉甲骨藏品的车轮最终碾碎了“我”的家庭,因果轮回中传递出行善的观念。“生命”是迟子建创作中始终关注、思考的话题,也是文学与哲学永恒的命题。作家在《靠近人》中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应该靠近人,而不应凌驾于人之上。”《东北故事集》中,迟子建并未让每个历史故事的主人公“现身说法”,因而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训诫与生命力的束缚;她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模式,表现出一种用故事寻求对话的渴望。残缺的心灵渴望慰藉,记忆流动成历史亟须表达,讲述者与听众互相渴求。记忆如同投射在荧幕帧帧播放,描写干净剔透,叙述清晰准确,涤荡历史的血腥与暴力,美与善因而熠熠生辉。

有趣又意味深长的是,在文本内,历史故事的讲述者通过讲故事疗愈叙述者内心隐秘的伤痕;在文本外,迟子建又通过写作《东北故事集》将故事讲给读者。因而,当捧起这本书时,读者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选召的听众,生活同文本获得同构。而这正应了作者那句让人感动的箴言:“作家和读者最曼妙的相遇,一定是在故事中。”对于读者而言,能为文学感动之人,一定是心绪敏感之人。在捧起《东北故事集》那一刻,我与“我”完成了置换,历史故事借此褪掉档案意义上的叙述外壳,获得指向当下与未来的能力。具有地理区隔意义的“东北”故事,因其敞开无私面对所有读者,默默为其包扎心灵的创伤,从而成为“中国”故事。

“缺故事”的人:

用“故事”讲述“东北”

她诡秘一笑,说她一进来,就看出我是个缺故事的家伙了。

——《东北故事集·喝汤的声音》

迟子建的故乡是东北,东北从来不缺少故事,也不仅仅止于故事。在东北,景色与故事浑然一体。《东北故事集》中,伴随主人公“脱轨”经验的叙述浪花,无疑是地域风物、景色描写。它们既是一丝在内心空洞时片刻撕裂现实的心绪,如《喝汤的声音》中乌苏里江边丰收麦穗似的初秋阳光,徐徐勾出“我”与麦小芽“熏腊肉”的慰藉回忆;它们也是一处逃离功利现实的避风港,如《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我”乘船流浪在巴兰河经历的奇幻美景,给予因长期浸润在世俗中而心灵麻木的“我”重返自然的激情;它们还是一种情感结构的环境隐喻,如《碾压甲骨的车轮》中“我”与贺磊散步的洞庭街景,暗示(情感)“快要生锈的‘我’”亟需移情获得新的寄托。毫无疑问,它们对于叙事推进意义弥足轻重,这无需多言,但同时又自成一体。在《迟子建中篇小说编年自序》中,迟子建用水比喻小说的三种形态:“如果说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中篇就是江河了。”《东北故事集》封装了三条叙事河流(一条小溪,两条江河)。那风景就是浮在长河表面被阳光爱抚的粼粼碎金,随着故事流动,但自身又给人以美的享受。

东北从不缺少生命力,而是亟需更多故事来彰显它的异质生命力。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三个故事,三个地区,在文学地理学意义上为饶河、依兰、大连创造了言说的机会,这一“文学东北”的写作实践,在书写东北悠悠岁月的云卷云舒中,也为写好中国故事奏出文学的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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