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送张廉卿序》
原文
孙况、扬雄（2），世传所称大贤，其著书，皆以成名乎后世。而孙卿书称说春申（3），《法言》叹安汉公之懿（4），皆干世论之不韪（4），载而以告万世者。世以此颇怪之。
吾则以谓凡著书者，君子不自得于时者之所为作也（6）。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实以谀人（7），而当世贵人在势者必好人谀己。十人谀之，一人不谀，则贵人恶其傲己（8），十人者恶其异己，贵人与贵人比肩于上（9），十人与十人比肩于下，上恶其傲，下恶其异，虽穷天地横四海，而无与容吾身，吾且于书也何有（10）？
于此有一在势者，虽甚恶之，而犹敬乎其名而不之害伤，则君子俯嘿而就容焉（11），而以成吾书。而是人也，虽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谀己也，闻有书，则就求而亟观焉（12）。察其褒讥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谤我也，此怨非我也。则从而龆、齮龁之矣（13）。盖必其章章然称道叹羡我也（14），夫乃始慭置而相忘焉（15）。
彼君子也，其志洁，其行危，共不枉实而谀人，众者于天下后世。及其为书，则往往诡辞谬称，谲变以自乱（16），以为吾意之是非，后有君子读吾书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訔訔察察者为（17）？磋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诗》三百篇所为主文而谲谏（18），孔子之《春秋》所为定、哀之际微辞者也（19）。
楚两龚、孔北海、祢正平之徒（20），背而易之，乃卒会祸殃，至死不悟，岂不哀哉！
二子之书，意其在此，吾既推而得之，会吾友张廉卿北来，乃为书告之。复书日：“子言殆是也。”
盖自廉卿之北游，五年于兹，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今兹湖北大吏走书币（21），因李相国聘廉卿而南（22），都讲于江汉（23）。
廉卿，今世之孙、扬也。见今贵人在势，皆折节下贤，不好人谀己，其所遭，孙、扬远不如。其北来也，自李相国以下，皆尊师之。老而思欲南归，而湖北君所居乡，其大吏又慕声礼下之如此。吾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辞（24），立信文以垂示后世（25），无所不自得者。
独吾离石友（26），无以考道问业，疑无问，得无告，于其归，不怏怏也。因取所意于古而尝质于君者，书赠之，以为别。
注释
（1）张廉卿：即张裕钊。
（2）孙况：即战国思想家、文学家荀况，汉人避宣帝（刘询）讳，改“荀”为“孙”，后人时亦沿用。扬雄：西汉末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太玄》、《法言》等书。
（3）“孙卿”句：战国时楚人黄歇号春申君，楚考烈王时为令尹。《荀子·成相篇》以春申君为“大儒”之列，与孔子、柳下惠（展禽）并提，说“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荀子曾因春申君之力为兰陵令，在其著作中这样称说春申君，尽管其时春申君已死，仍有阿谀之嫌。
（4）“《法言》”句：安汉公即王莽。公元5年（汉平帝元始元年），以王莽为太傅，号安汉公。扬雄在王莽秉政时官为大夫，校书天禄阁，他在《法言》里称赞王莽说：“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法言·孝至》）懿（yì易）：美德。
（5）干世论之不韪（wěi委）：犯了世论所不容的错误。不韪：不对，错误。
（6）不自得：不得已。
（7）枉实：歪曲事实。
（8）傲：轻慢。
（9）比肩：并肩，引申意为处于同等地位而相互结成势力。
（10）于书也何有：何有于书，还能写什么书呢？
（11）俯嘿：低头无语。“嘿”同“默”。以上四句实际上也是指荀况、扬雄的处境。作者认为，春申君、王莽虽恶荀况、扬雄，但“犹敬乎其名而不之害伤”，因此荀、扬得以容身而有所著作。
（12）亟（jí吉）：迫切。
（13）（齮）龁（yǐ hé）：咬，引申意为伤害。
（14）章章然：亦作“彰彰然”，明显地。
（15）慭（yìn印）：愿。
（16）谲（jué决）变：诡诈。这句意为故意说假话以混淆自己真正的意思。
（17）訔訔（yín银）：争讼貌。察察，分辨。
（18）“《诗》三百篇”句：《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主文：主于文辞，即以描绘形象为主。谲谏：劝谏时隐约其辞，不直言指摘。
（19）“孔子”句：《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鲁定公、鲁哀公与孔子同时，故孔子修《春秋》对这两位同时的君主从不直言批评，而是把贬意隐含在言辞之中。
（20）楚两龚：龚胜，字君宾，龚舍，字君倩，西汉末楚地人，两人相友善，坚节操，世称“楚两龚”。王莽专权，龚胜归隐乡里，王莽征召他，他以“岂一身事二姓”拒不出，绝食而死。孔北海：孔融，字文举，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为人持才负气，因为写文章讥刺曹操，为曹操所杀。祢正平：祢衡，字正平，性刚直，以当众辱骂曹操，为曹操遣送荆州刘表处，刘表复转送江夏太守黄祖处，后来为黄祖所杀。
（21）走书币：送来书信和路费。
（22）李相国：即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清末淮军军阀，积极镇压太平军、捻军。后又从事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海军。对外一贯妥协投降，曾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日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时李鸿章以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故称相国。
（23）都讲：学舍书院的主持人。
（24）直道正辞：以正直之道，坦率之辞著书，不必像荀况等人那样“谲变以自乱”了。上面几句对“见今贵人”李鸿章的称颂，实是地道的谀辞，很不足取。
（25）信文：诚实不欺之文。
（26）石友：情谊坚如金石的朋友。
译文
孙况（荀子）、扬雄，是世人传颂所称道的大贤人，他们的著作都得以在后世成名。然而，荀子的著作中称颂春申君（黄歇），扬雄的《法言》中赞美安汉公（王莽）的美德，这些内容都触犯了当时舆论所不容的忌讳，却被他们写下来告知后世万代。世人因此对他们颇有非议。
我却认为，凡是著书立说的人，大多是君子在当世不得志时所作。之所以不得志，是因为君子之道不肯歪曲事实去阿谀奉承别人，而当世那些有权有势的贵人必定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十个人奉承他，只有一个人不奉承，那么贵人就会厌恶这个人傲慢不敬，那十个奉承的人也会厌恶这个人与众不同。贵人在上位互相勾结，十个小人在下位结党营私。上位者厌恶他的傲岸，下位者厌恶他的异类。这样一来，即使天地再广阔，四海再无边，也没有容身之处了，我还著书干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当权者，虽然非常厌恶我，但还敬重我的名声而不加害于我，那么君子就会低头沉默、忍耐容身，以完成我的著作。然而这个人，虽然敬重我的名声，但原本就知道我不会奉承他，听说我有书，就会立刻找来急切地阅读。他观察书中褒贬所寄托的含义，一旦发现有可疑或类似批评的地方，就会说：“这是在诽谤我啊！这是在怨恨非议我啊！”于是就会随之进行攻击诋毁。大概只有那些明明白白称颂、赞叹、羡慕我的内容，他才会满意地搁置一边而不再计较。
那些君子啊，他们的志向高洁，他们的行为正直，他们不肯歪曲事实去奉承别人，而是寄希望于天下的后世之人。等到他们著书时，却常常用隐晦的言辞、反常的称谓，甚至故意变化文风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们以为，自己思想的是非曲直，后世有君子读到我的书自然能够领会，何必需要那些喋喋不休、明察秋毫（只盯着字面意思）的当权者来理解呢？唉！这恐怕是君子遭遇的不幸，他们的用心是极其可悲的。这也正是《诗经》三百篇之所以要采用委婉含蓄的言辞来劝谏，孔子作《春秋》在记载鲁定公、鲁哀公时代的事情时使用隐微言辞的原因啊。
像楚国的龚胜、龚舍，孔融（孔北海），祢衡（祢正平）这些人，刚直不屈，轻易地触犯当权者，最终遭遇灾祸，至死也不明白（为何要隐晦），难道不悲哀吗！
我推想荀子和扬雄著书的用意，大概就在于此（指曲笔避祸）。我既然推究出这个道理，正好我的朋友张廉卿（张裕钊）从北方来，我就写信告诉他。他回信说：“你的话大概是对的。”
自从廉卿北上游学，至今已经五年了。我和他每年互相往来，经常互通书信问候。我有疑问就请教他，有所得就告诉他。见面时就当面讨论，分别后就书信交流，常常如此。如今，湖北的封疆大吏派人送来书信和聘礼，通过李相国（李鸿章）聘请廉卿南下，在江汉地区（湖北）主持讲学。
廉卿，就是当今的荀子、扬雄啊！看现在当权的贵人，都能放下架子礼贤下士，不喜欢别人奉承自己。他所遭遇的环境，比荀子、扬雄那时好太多了。他这次北来，从李相国以下，都尊他为师。如今年老想要南归，而湖北又是他的故乡，那里的封疆大吏又如此仰慕他的名声、礼贤下士。我知道廉卿可以凭借正直之道、严正的言辞，著书立说以确立诚信的文章流传后世，没有什么不得志的困扰了。
只是我失去了这位亲密的学友（石友：指情谊坚如金石的朋友），再没有人可以一起考究学问、探讨道义。有了疑问无处请教，有所得无人可告。对于他的南归，我心中怎能不惆怅呢？因此，我取出心中对古人（荀子、扬雄）著书用意的理解（这些理解曾经与廉卿讨论过），写成文字赠给他，作为临别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