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江宁府学记》
原文
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作孔子庙于冶城山，正殿门店，规制粗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马公新贻继督两江，赓续成之。凿泮池，建崇圣词、尊经阁及学宫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为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敕既周，初终无懈。
冶城山颠，杨、吴、宋、元皆为道观，明曰朝天宫。盖道士把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静无为；其后乃称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秦时诸畴，而渭阳五帝之庙，甘泉泰一之坛，帝皆亲往郊见。由是圣王祀天之大典，不掌子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夺而领之。道家称天，侵乱礼经，实始于此。其他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上竹下录)禁咒，征召百神，捕使鬼物诸异水，大率依托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宫，名曰“朝天”。亦犹称“上清”、“紫极”之类也。
嘉庆道光中，宫观犹盛，黄冠数百人。连房栉比，鼓舞(田亡)庶。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泰西诸国诸馀，燔烧话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见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原夫方士称天以侵礼官，乃老子所不及料。造粤贼称天以们群神而毒四海，则又道士辈所不及料也。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殛凶渠，削平诸路。而金陵亦以时勘定，乃得就道家旧区，廓起宏规，崇祀至圣暨先贤先儒。将欲黜邪(匿心)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藏有定位，(纟委)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未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老子之初，固亦精于礼经。孔子告曾子、予更，述老聃言礼之说至矣。其后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背本，所自然之和；于是矫枉过正，至讥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盖亦有所激而云然耳。圣人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妙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则圣人虽没，而鲁中诸儒，犹肄乡饮大射礼于冢旁，至数百年不绝。又乌有窈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
吾现江宁全大夫，材智虽有短长，而皆不屑诡随以徇物。其于清静无为之旨，帝天褥祀之事，固已峻担而不惑。孟子言：“无礼天学，贼民斯兴。”今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廪廪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
译文
同治四年（1865年），当今的相国、合肥人李鸿章公改建江宁府学，在冶城山上修建了孔子庙，正殿和门庑等建筑，规模大致完备。同治六年（1867年），我（曾国藩）再次来到金陵。第二年，菏泽人马新贻公接任两江总督，继续完成这项工程。他开凿了泮池，修建了崇圣祠、尊经阁以及学宫中的官署房舍。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工程全部竣工。负责监督这项工程的人，是候补道员桂嵩庆，以及知县廖纶、参将叶圻。他们安排得周密妥当，自始至终没有丝毫懈怠。
冶城山的山顶，在杨吴、宋、元各代都是道观，明代称为朝天宫。这本来是道士祭祀老子的场所。道家这个流派，起初只是崇尚清静无为；后来却宣称能够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除秦代留下的诸多祭坛，而渭阳的五帝庙、甘泉的泰一坛，皇帝都亲自前往郊外祭拜。从此，圣王祭祀上天的大典，不再由天子的礼官掌管，却被方士们夺去并主导了。道家自称通天，侵扰混乱了礼经的规范，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至于其他诸如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箓禁咒、召唤百神、驱使鬼怪等种种异术，大体上都是依托天帝的名义。所以他们徒众所居住的宫观，就叫做“朝天宫”。也类似于“上清宫”、“紫极宫”这类名称。
嘉庆、道光年间，朝天宫的宫观还很兴盛，有几百名道士。道观的房屋鳞次栉比，鼓动迷惑百姓。咸丰三年（1853年），粤贼洪秀全等人窃据了金陵，偷取了西方各国的邪说，焚烧了众多的庙宇，无论是礼典记载还是未记载的祭祀对象，一切都被毁弃，唯独对他们所谓的“天”特别尊奉，每次吃饭前都要祈祷；道士和佛教僧徒都遭到摧残消灭。金陵本是文物荟萃之地，却沦为豺狼猪狗的老巢。三纲九法，被扫除得干干净净。推究根源，方士们假借天帝的名义来侵夺礼官的职权，这是老子当初预料不到的。而洪秀全等粤贼又假借“天”的名义来欺压众神、荼毒天下，这又是道士们所预料不到的。圣上震怒，分别派遣将帅，诛灭那些凶恶的首领，平定了各路叛乱。金陵也及时被收复，于是能够在道家旧有的区域上，扩展宏伟的规模，用来崇奉祭祀孔子以及先贤、先儒。想要摒弃邪说、回归正道，究竟依靠什么办法呢？那便是：尊崇礼制罢了。
先王制定礼制，是要把每个人都纳入规范的轨道之中。从孩子幼年时起，就设立规矩约束：洒水扫地、洗手洗脸都有固定的礼仪，饭菜羹汤的摆放都有确定的位置，帽带、绅带、玉佩的佩戴都有一定的尺度。长大之后，则教他们行冠礼，以培养成人之道；教他们行婚礼，以明确男女有别、重婚姻之义；教他们丧葬祭祀之礼，以厚待死者、报答根本。当他们出仕处世，则有士相见礼来倡导谦让，有朝觐之礼来勉励忠诚；在官位上，则有“三物”来荐举贤能，有“八政”来防止淫邪。至于更深远的，则教他们乐舞，以涵养和顺的气质，完备文武的仪容；教他们《大学》，以领悟本末终始的次序，懂得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教他们《中庸》，以充分发扬本性而通达天理。因此，人才造就之后，足以辅佐世道、教养百姓；次一等的，也能遵循规矩法度。夏、商、周三代之士，没有人敢遁入邪僻之途。人没有不出于学府的，学没有不归于礼制的。
老子当初，其实也精通礼经。孔子告诉曾子、子贡时，讲述老聃论礼的说法是十分精到的。后来老子厌恶末世的繁文缛节，追逐浮华而背离根本，崇尚自然的和谐；于是他矫枉过正，以至于讥讽礼制是忠信的薄弱和祸乱的开端，大概也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罢了。圣人并非不知道虚浮的文饰和琐碎的礼节并不触及礼的精义，只是礼的根本在于太一（原始混沌），发端于精微之处，不能对所有人都讲清楚。那么不如就百姓日常生活的常规之事制定礼仪，修明这些礼仪来施行教化，让大家习行而成风俗。风俗一旦形成，那么即使圣人去世了，鲁地的儒生们仍然在孔子墓旁演习乡饮、大射之礼，持续数百年不断。又怎么会有幽渺虚诞的邪说，来淆乱百姓的听闻呢？
我看如今江宁的士大夫们，才智虽有长短，但都不屑于随波逐流、迎合世俗。对于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祭天祀神的那些事，本来就已经坚决拒绝而不迷惑。孟子说：“没有礼制和学问，反叛的民众就会兴起。”如今战乱已经平息，学校刚刚建立，大家更应该相互阐发讲明这个道理，对上辅佐圣朝匡正教导的教化，对下则辟除异端而启迪吉善之士。这样，几乎可以期盼大家迈向圣贤的境界，岂止是人文荟萃、在东南地区称颂盛世而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