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虎《书清芬集后》
原文
明归熙甫以女子未婚守志为过礼。近世江都汪容甫复作议以佐其说。甚哉，二君之不知礼也。古圣人缘情以制礼，度夫中人所能行者著之，而不责以卓绝过高之行，此礼之所以通于天下万世也。然其中有隐微疑似之间，不能显著之令者，则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择焉。
哀公问于孔子曰：礼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也，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推此，则礼文之不可泥明矣。是故三年之丧，礼也。世有若刘瑜之服除二十余年，布衣蔬食常居墓侧者，君子不以为非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有疾饮酒食肉，礼也。世有若张敷杜栖隐之不食盐菜，哀毁伤生者，君子不以为非也；师没心丧三年，礼也，世有若子贡之三年以外，筑室独居者，君子不以为非也；汪踦殇也，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丧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为非也。若如二君论，则兹数子皆可议矣。
且二君所执者，曾子问之文也。其文曰：既纳币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不敢嫁，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许人而重之也，婿弗取而后嫁，而不责以坚守者，所谓度中人所能行也，而后嫁者难辞也。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女服斩衰，何服也？服以斩衰，则俨然其夫矣。而不责以守节者，亦度中人所能行也。设于时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愿事舅姑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许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齐楚之君死，鲁卫之臣号呼而自杀，则必为狂易失心之人。呜呼！是何言也！
婚礼纳采，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注曰：将以先祖之遗体与人，故受其礼于祢庙。曲礼女子许嫁缨。注曰：女子许嫁系缨，有从人之端也。许嫁之初，其重如此，而比之鲁卫之臣于齐楚之君，其不为狂易失心之论乎？
昔者齐侯之女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弟立请同庖，女不听。卫?于齐，齐使人告女，女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卫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当往持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此二女者，岂不知有既葬除服之礼哉？矢志不嫁，节著千载，容甫又将比之鲁卫之臣号呼而自杀乎？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此即所谓卓绝过高之行，不可以责之中人者也。以卓绝过高之行，而谓之狂易失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
熙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为许聘于人，而已无与焉。夫己身，父母之身也，以己身许嫁者，父母也，父母许之，而曰己无与焉，此复成何说乎？且夫礼非强人而束缚之驰骤之也，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微箕比干，皆谥为仁，伊周夷齐，各成其是。孔子闻孔悝之难，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而无所褒贬于其间，此所谓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礼，三代不相袭，今古异宜。父在为母，妇为舅姑，服皆期，而今则皆三年，二君其能执古礼以反之乎？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以今世俗波靡，日浮趋薄，苟有卓绝过高之行实足以激励人心。而二君者，又从而非议之，其亦异乎孔子之论礼矣。然熙甫亦自知其言之过，故于张氏女贞节记斡旋之，举三仁夷齐为况。而容甫遂怙终焉。奉贤徐母吴孺人，未婚夫死，在室守志十五年，闻姑病，泣请归徐事姑，抚嗣子得厚成立。事闻于学使者，旌其庐。士大夫有歌咏其事者，得厚汇刊为《清芬集》，乞言于虎。虎读临川昆明两学使序，辨熙甫之谬，引而未发，又未及容甫所议，故为推而详之，不自觉其辞费也。
译文
明代归熙甫（归有光）认为女子在未婚时为死去的未婚夫守志，是超过了礼的要求。近代江都汪容甫（汪中）又写文章支持他的说法。这两位先生实在是不懂得礼啊！古代的圣人根据人情来制定礼，考虑到一般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才写进礼制，而不勉强人们去做那些过于卓越、高不可攀的行为，这正是礼能够通行于天下万世的原因。然而，礼之中也有隐晦微妙、似是而非的地方，不能一一明确地规定出来，那就等待懂得礼的深意的人去妥善选择了。
鲁哀公曾问孔子：“按照礼，男子一定要到三十岁才结婚，女子一定要到二十岁才出嫁，这岂不是太晚了吗？”孔子回答说：“礼所讲的是最大的极限，是不许超过这个界限。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就已经有了做父亲的责任；女子十五岁就可以许配人家，已经有了出嫁的道理。”由此推想，礼文不可拘泥死守，这已经很明白了。所以，三年之丧是礼的规定。世上像刘瑜那样，服丧期满二十多年，仍然穿布衣、吃蔬菜，常常住在墓旁的人，君子并不认为他不对；不能吃粥，就在粥里加些菜，有病时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礼的规定。世上像张敷、杜栖那样，隐居服丧不吃盐和菜，因哀痛过度而伤害身体的人，君子并不认为他不对；老师去世，学生心丧三年，这是礼的规定。世上像子贡那样，在三年之后又筑室独居的人，君子并不认为他不对；汪踦是个儿童，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就按成年人的礼仪为他治丧，君子也不认为他不对。如果按照归、汪二位先生的议论，那么这几个人都可以非议了。
况且，二位先生所依据的，是《礼记·曾子问》中的文字。那段文字说：“已经纳聘礼、选定了吉日，如果男方的父母去世了，等安葬之后，男方派人到女方家说：‘某人的儿子遭遇父母之丧，不能继承兄弟之好（指不能如期举行婚礼），特派我来传达。’女方答应后就不敢把女儿另嫁他人。等到男方服丧期满，女方的父母派人去请求完婚，如果男方不肯娶，然后女方才能把女儿另嫁。”这里所说的“不敢嫁”，正是因为女子已经许配给人而看重这个婚约。男方不肯娶之后才能另嫁，而不要求女子一定要坚守，这就是所谓考虑一般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事。而“后嫁”一词，本身就带有不得已的意思。又说：“选定吉日去迎娶，如果女方死了，男方穿着齐衰丧服去吊唁，安葬之后就脱掉丧服。如果男方死了，也这样办。”郑玄注说：“女子该穿什么丧服？穿斩衰丧服，那就俨然是丈夫的身份了。”但礼并不要求女子守节，也是考虑一般人的能力所能做到。假使当时有女子立志不嫁，或者以身殉情，或者愿意去侍奉公婆，君子也会同情她的心意而赞许她。而汪容甫竟把这样的人比作齐、楚的国君死了，鲁、卫的臣子号啕大哭而自杀，说那一定是发疯、失去理智的人。唉！这说的是什么话啊！
婚礼中的纳采礼，主人在家庙的户西设筵席，席的朝向是西上，右边放着凭几，郑玄注说：“因为要把祖先留下的身体交给别人，所以在父庙中接受对方的礼。” 《曲礼》说：“女子许嫁，就要系上彩缨。”注说：“女子许配人家就系上缨，表示有了归属他人的开端。” 许嫁之初，礼就如此看重，而把这种关系比作鲁、卫之臣对于齐、楚之君，这难道不是发疯、失去理智的言论吗？
从前齐侯的女儿嫁给卫国的国君，到了城门卫君却死了。她的保姆说：“可以回去。”女儿不听，就进城为卫君服丧三年。卫君的弟弟即位，请她同灶吃饭（意为改嫁给她），她不答应。卫国后来被齐国灭亡，齐国派人告诉这个女子，她作诗说：“我心不是石头，不能随便转动；我心不是席子，不能随便卷起。” 又有一个卫国的女子嫁到齐国做太子的妻子，途中听说太子死了，她问傅母：“该怎么办？”傅母说：“应当前去服丧。”丧期结束，她不肯回去，最终为此而死。这两位女子，难道不知道有“安葬之后脱掉丧服”的礼制吗？她们立志不嫁，节操显扬于千年之后，汪容甫难道又要将她们比作鲁、卫之臣号啕自杀吗？高子问孟子：“嫁娶的事情，不是女子自己亲自做主的，卫国的女子为什么能编入《诗经》呢？”孟子说：“有卫女那样的志向就可以，没有卫女那样的志向就是懈怠。”这就是所说的过于卓越、高不可攀的行为，不能用它来要求一般的人。把这种卓越高尚的行为说成是发疯失去理智，我不知道汪容甫的心到底是什么心啊！
归熙甫说：“女子在娘家，只有她的父母能替她许配给人家，她自己是没有参与的。”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的身体，把自己许配出去的是父母，父母答应了，却说她自己没有参与，这又算是什么道理呢？况且，礼并不是强迫人、束缚人、驱使人，只是求得自己心里安然罢了。微子、箕子、比干，都被谥为“仁”；伊尹、周公、伯夷、叔齐，各自成就了他们的道义。孔子听说孔悝被劫持的危难，说“高柴会回来，子路会死”，并没有在其中加以褒贬，这就是所说的各自求得心里安然。礼，夏、商、三代不相沿袭，古代和现代也不相同。父亲还在而母亲去世，媳妇为公婆服丧，原来都是一年的丧期，而现在都是三年，二位先生能坚持古礼来改变今天的礼制吗？孔子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仪式周到，宁可哀痛。” 当今世风日益浮华轻薄，如果真有卓越高尚的行为，实在足以激励人心。而二位先生却还要加以非议，这实在与孔子论礼的精神不同了。不过，归熙甫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过分，所以在《张氏女贞节记》一文中又加以调和，用三位仁人、伯夷叔齐来比喻。而汪容甫却一直坚持到底。奉贤徐母吴孺人，未婚夫去世后，她在娘家守志十五年，后来听说婆母病了，她哭着请求回到徐家侍奉婆母，抚养嗣子徐得厚长大成人。这件事被学使听闻，表彰了她的门庭。士大夫们有歌咏她事迹的，徐得厚把这些诗文汇编刊刻为《清芬集》，请我写一篇后记。我读了临川、昆明两位学使作的序，他们辨析了归熙甫的谬误，但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也没有涉及汪容甫的议论，所以我加以推演详说，不自觉地话就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