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国朝先正事略序》
原文
余尝以大清达人杰士超越古初，而记述阙如，用为叹憾。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明焦越《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因属给事从子应符写其目录，得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馀人，积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迹。自别京师，久从征役，而此目录册者不可复睹。同治初，又得鄢陵苏源生文集，具述其师钱给事于《征献录》之外，复节录名臣，为《先正事略》。于是知钱氏颇有造述，不仅钞撰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乡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适与钱氏相合。前此二百馀年，未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编摩于汴水，次青成业于湖湘，斯足征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达人杰主，其灵爽不可终阅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火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火昆)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是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馀；写寺庙扁榜，多至千馀。盖虽寒酸，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酸酱亩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乾、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统中兴，虽去康熙益远矣，而将帅之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则亦未站非圣祖馀泽陶冶于无穷也。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庆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音弹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当时虽为吏议所格，天子终右之，起家，复任黔南军事。师比有功，超拜云南按察使。而是书亦于黔中告成。
圣祖有言曰：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巨典，上济周家雅颂誓诺之林，不允足壮矣哉！
译文
我常常觉得，清朝的杰出人才和豪杰志士超越了古代初期，但记录他们的文字却有所缺失，为此我感到叹息和遗憾。道光末年，听说嘉兴的钱仪吉（字衍石，官至给事中）仿照明朝焦竑的《献征录》，编撰本朝的《征献录》，于是托付钱给事的侄子应符抄写目录，得到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类别共八百多人，积累二三百卷，借助名人的碑铭传状，保存名人的事迹。自从我离开京城后，长期从军征战，而这一目录册子再也看不到了。同治初年，又得到鄢陵苏源生的文集，其中详细记述了他的老师钱给事在《征献录》之外，又节选名臣的事迹，编成《先正事略》。于是才知道钱氏颇有著述，不仅仅是抄录编纂各家文章。又过了两年，得到了我同乡李元度（字次青）所著的《先正事略》，书名恰好与钱氏的相同。此前二百多年，没有成书。最近三十年中，钱氏在汴水之畔编纂整理，次青在湖湘完成著作，这足以证明通儒们意趣相投，也或许是地下的杰出人才和英豪们，他们的精神不会永远被埋没。
自古以来，英明非凡的君主，往往能带来鼎盛的时代。比如汉代的武帝，唐代的文皇，宋代的仁宗，元代的世祖，明代的孝宗。这些时候，奇才勃然兴起，俊杰如云聚集，光辉照耀史册。然而考察他们流风所及的范围，大抵不过几十年就结束了。只有周代的文王以及我朝的圣祖仁皇帝（康熙帝），历经数百年而风尚犹存。周朝从后稷开始十五代，到文王集大成。而周成王、康王以至东周，众多贤士济济一堂，都像是秉承了文王的德行。我朝从六祖到一宗，在康熙年间集大成。而雍正、乾隆以后，英才辈出，都像是沐浴了圣祖的教化，这一点就连普通百姓似乎也明白。其中的原因，即使是大智慧的人也说不清楚。圣祖曾自述：十七八岁时读书过于劳累，以致咯血也不肯稍微休息，到老了还手不释卷。临摹名家的手卷，多达一万多件；为寺庙题写匾额对联，多达一千多件。即便是贫寒的读书人，也无法比拟他的专注。北征穿越沙漠，南巡治理黄河，即便是差役士卒也不能超过他的辛劳。祈雨求福、祷告疾病，步行到天坛，连酸酱盐菜都不享用。年过六十，还带病努力去做这些事。凡是前代圣贤所称道的至高德行和细微操守，他没有一样不具备。上至天象、地理、历法算术、音乐、考订礼制、行军打仗、刑法、农业政策，下至射箭、驾车、医药、奇门遁甲、满文、蒙文、西域、外洋的文书字母，几乎没有不通晓的，而且没有一样不创立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途径。后来那些高才绝艺的人，终究不能超出他的范围。既然如此，那么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几代的才俊，如果说都是圣祖教育而成，谁能说不呢？
当今皇上即位，国家中兴，虽然距离康熙年代更远了，但是那些将帅中乘着时运建立功勋的人，大多出自一时只会诵读经书的儒生，这也不能不说仍是圣祖留下的恩泽，教化陶冶于无穷的岁月。像次青这样的人，也是一个从事军旅的章句之儒。咸丰甲寅、乙卯年间，他与我在患难中相依，备尝艰险，后来自己率领一队人马，转战数年。军队每有失利，就因公义被弹劾罢免职务。议论的人有的责备我执法过严，也有的责备次青在军中偏好文学，占用了治兵的时间，就像《庄子》中所说的挟着书策却丢了羊的人。过了很久，朝廷内外的大臣多次举荐次青，说他缓急时可堪倚重，我也草拟奏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我过去弹劾他太严厉，至今内心愧疚，恳请朝廷酌情给予褒奖和宽免。”当时虽然被吏部的决议驳回，但天子最终偏向他，让他重新起用，再次担任黔南的军事职务。他的军队屡次立功，破格提升为云南按察使。而这部书也在黔中完成。
圣祖说过：学问贵在最初有坚定不移的志向，中间有勇猛精进的决心，最后有坚贞永固的毅力。次青统兵在四省辗转，屡遭挫折仍能振作，这不就是坚贞永固吗？他发愤著书，鸿篇巨制立刻写成，这也称得上勇猛了。希望他能更加秉持坚贞永固的道理，寻访钱氏的遗书，参考补充修订，仔细历练岁月，在极细微之处谨慎地褒贬，斟酌各家言论而取其公正，最终完成大清的巨著，上继周代的《雅》《颂》《誓》《诰》之列，难道不也足以称得上壮大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