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和她的小院子

外婆是个老旧的小脚女人，据说她来自一个殷实老诚的农家，因她排行老大，所以出嫁后族里的亲戚晚辈都叫她大姑婆。小院子是她的嫁妆，位在一座小镇的老街上，一栋木质板楼的四合院子，窗户和门都是雕着些万字和福字图案的花纹，按现在的市值来看大约还是很精致值钱的，只是后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罚没了，只留下小小的一间给外婆歇身，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间木屋里渡过的。

记忆里的童年，我体弱多病母亲也没有奶水，总是吃不饱，姨母也是我的乳娘赶集的时候便常来看望外婆，带些自家晾晒的红苕粉和一种俗称两面痳的酥饼来，还有她喜欢的烟叶。那时我常常孤零零的站在小院的台阶上，透过天井里四方的天空，听着前街嘈杂喧嚣的声响，翘着小脑袋傻愣愣的等着她来，为此总被父亲责骂甚至还挨了打。但每次姨母的到来依然是小院木屋里最开心的时光，外婆在用她铜质的水烟袋尝过金黄的烟丝之后；在亲昵的问过“姨奶奶好吧？”并从内衣的手帕里拿出几张毛币小心的硬塞给姨母之后，便扭着小脚去到屋外的老土灶边，“哗”的一声划着一根“洋火”做饭去了。饭食很简单，无非红薯玉米粥或酸水面疙瘩，姨母也会跟着，搂着我在炉灶口添柴烧火，爱怜的看我偎着她吃麻饼。那是我一生中最早也是最为永远的温暖记忆。

小院的前门是不允许我们出入的，只有一条窄窄的巷子通到后街上，老旧的小巷子经历了数月的折磨，早已变得坑坑洼洼，雨天时，昏黄的雨水便从老瓦沿子上“卟嗒卟嗒”的滴落下来砸在我们身上，我去到巷子口的时候，外婆总是给我扣上一顶破旧的草帽，还一边喊着“娃子，莫跑，一哈绊倒啦！”声音在雨中传到很远，而我已经一溜烟的窜到“狗娃子”家里玩去了。

夏天到了，外婆喜欢拉着我到镇西头的河堤上乘凉，撩起大襟，把一双小脚盘坐在臀下，摇着粽叶扇子说：天河边住着牛郎和织女尼，那时我还不懂她们为啥住在河两头呀？在一起不好吗？然而很快便不去管她们的闲事了，只惦记着清澈见底的“月河”快些涨水，老在叫唤的那些知了快些退壳，因为那意味着河滩里有一种叫做“白条子”的小鱼儿可以捉来吃了；意味着可以捡了知了壳去到药铺里换来几枚亮闪闪的分币了---------，记不清多少次凉凉的河风里，早已不知道啥时候睡着的我又是怎样被外婆那双尖尖的小脚一步步背回到小院木屋里了。

到我大约四五岁时，生产队里割麦子的季节，我便拖着鼻涕和“狗娃子”们一起去拾麦穗交到队里的粮仓，当时生产队是记工分的，一天的壮劳力是十分，约合两角钱，队里的老会计看我乖巧人小，便逗我说也给记一分。休息的时候，会给割麦的社员发一条黄瓜和两个米面馍充饥解渴，那些好心的叔伯婶子们也会给我一份，有时还会掰下自己的半根黄瓜或一块馍塞给我，每当此时我便得了宝贝似的，小心的包在衣服里，等到回家交给外婆，以为自己终于长大可以挣工分了。

又过了几年，小院的木屋已经无法容纳十六七岁的大哥以及我与外婆同睡的两张床铺了，我和他只好在阁楼上收拾出一小块地方，铺上单薄的棉被打了地铺，阁楼夏天闷热且有很多蚊子，如果做饭灶烟会呛得楼上的我们哥俩只咳嗽，冬天的时候寒风从开裂的木板缝子里灌进来很冷很冷，晚上我们休息是要用长长的木梯子爬上去，再点上一盏现在已很难见到的老式煤油灯来照明的，但所幸的是慈祥的外婆为我们准备了烧好碳灰的火笼和用来驱赶蚊虫的艾叶，我们和外婆一起熬过了那段充满了艰辛漫长的时光，后来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终于结束了，外婆和我们一起离开了小镇，离开了那个留下了她的辛酸和青春的，伴随了老人半生幸福与苦难记忆的小院木屋，先是到了县城再到了市里，家里的八仙桌和老木床送给了姨母，水缸扁担、簸箕锄头和一些杂七碎八的物件也赠与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外婆的小院子终于离她越来越远了。再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独自又回来老屋住了一两年，推开雕着福字的格子门，昔日熟悉的木屋里只有那盏给过我无数驱散黑暗恐怖的老油灯，挂满灰尘和蛛网默默的坚守在墙角，还有破碎灰白的旧窗纸似一只只忧伤的蝴蝶轻轻舞动在雕花窗格之间。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已从那个瘦弱多病的鼻涕小孩变成了鬓须花白的小老头，小院早已被当地的有钱人家用来建起了小洋楼。时间的烟尘已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的淹没了那些亦或荣耀、亦或屈辱，亦或是甜蜜还是苦涩的故事，尘埃落定，外婆-------这个历经了近乎一个世纪，见证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诞生及繁荣的柔弱而又刚强的小脚女人，在她九十三岁高龄的时候安静祥和的去了，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她心心念念的小院。

屈指算来，外婆离开我已有二十余年了，小院不在了，外婆不在了，但我想说：谢谢你外婆！谢谢你小院！外婆还在，小院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