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孩子》研讨会在京举行
为进一步深化与芒果TV的战略合作，推动文学影视艺术的融合发展，9月28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联合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作家网承办的《消失的孩子》研讨会在京举行。梁鸿鹰、高小立、王小英、李敏、许诺、李宁、许哲妤、宋嵩、赵依、田明月等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学者、编辑、编剧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汇聚一堂，围绕《消失的孩子》这部正在热播的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展开精彩讨论。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宋向伟主持研讨。
宋向伟指出，《消失的孩子》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电视剧，剧中围绕儿童失踪案这条主线展开叙事，同时叠合两条支线故事，案包案、环连环，神秘诡异，引人入胜，动人心魄。它所呈现的剧本杀式叙事风格，悬疑剧的内在肌理，给观众带来了在场性、沉浸式的追剧体验，而其根性则是指向沉重的社会问题，它关乎家庭，关乎教育，关乎成长，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和敏锐反思。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今天我们举办研讨会，就是期望对其思想意蕴力和艺术表现力进行深入挖掘，同时通过这部电视剧的成功探讨，把握电视剧的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文学与影视等媒体的融合，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与会专家对该剧展开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探讨，着重分析了这部剧在艺术特色、类型化探索、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创新性价值。
以悬疑关切社会现实 用推理引发思考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认为，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反映的途径与方法有所不同，有悲剧、悬疑剧、青春剧、家庭剧、校园剧、少儿剧等各种类型。这个作品采取的是悬疑的方式。剧情触及到的社会问题发人深省，诸如家庭教育问题、女性成长问题、单身问题、养老问题以及再组、重组家庭问题等等，在剧中都有所涉及。这部剧采取的悬疑方式，把故事讲得真实、可信又富有艺术性，力图通过人物的心路历程展现人物的行动逻辑，一方面作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文学的样本，同时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灯光、服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让这个作品呈现出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认为，《消失的孩子》以本格推理的剧情演绎，抽丝剥茧般将孩子失踪案、迷奸案、藏尸案递次解开，再以剧本杀主线推进。通过主线任务剧情演绎，引导观众进入角色扮演般的身临其境的效果。但剥开典型性质的刑侦破案剧外衣，我们看到却是社会派推理演绎下，对于现实性、社会性的人性剖析，具有敏锐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强大的情感穿透力。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小英认为，悬疑要有力量，一定要触及社会现实，而悬疑要动人，则一定要与真善美相关联，《消失的孩子》有着社会派推理的特色，将推理置于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中，有较强的现实性，并且在探求真相的同时，也在展示人性之善，引导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向善而行。剧中的袁午，高分低能，但本质不坏，杨远一家虽然经常吵架，夫妻两人为孩子的学习和挣钱养家焦头烂额，对邻居小女孩示以温暖，即便知道孩子的失踪与小女孩恩怀有密切关系，也并没有责怪他，所以这是普通的一家人，但并不是市侩的一家人。他们焦虑、争吵却并没有过多的算计，即便顽皮的消失的孩子杨莫，与生俱来的善良让其身上充满阳光，这是都市社会中非常难得的品质，这样的善良也出现在一心想追查凶手的林楚萍身上，她是受害者，也是性侵事件暴露后可能遭受非议的未婚女性，但在面临选择是否救孩子的时候，她却没有丝毫的犹豫，这是普通人身上的善念，也是我们社会最宝贵的品质，这些情节设置与人物刻画都使得这部剧成为一部具有正能量的电视剧。
《中国作家》杂志社编辑赵依认为，《消失的孩子》在三线交织的悬疑案件背后，讲述了隐藏着的原生家庭的爱与救赎，也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式的生活情感类悬疑剧。它用丰富的生活细节和严密的心理推理揭示了看似简单却又出人意料的生活真相、人性真相、社会真相，对当下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提供了思考和借鉴，好看又发人深省，丰厚而且深刻。全剧的故事节奏张弛有度，不是一上来就三线并置，而是循循善诱、缓缓展开，引发观众对暗线和细节进行捕捉，最后突然相撞，有点类似在玩剧本杀的感觉。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田明月认为，《消失的孩子》这部剧同样回应了我们对于亲子关系、独居女性这些现实问题的关切，但相较于我们常见的家庭剧，作为一部悬疑剧，它天然地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以极端呈现日常，用悬疑牵引思考。它抛弃了日常生活的琐细繁杂与温情脉脉，具有一种强烈的戏剧冲突性，将矛盾一开始就摆在观众的面前，通过扣人心弦的讲述，最后引发了关于如何处理亲子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爱的分寸感的思考，剧作本身没有提供答案，但这部剧最重要的意义是引起关注、带来震荡、激发思考。
文学性讲述与类型剧的创新启示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敏认为，国内的悬疑剧近年来依托网络平台取得了显著发展，类似《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等网剧，流量与口碑齐飞，直到今天仍然是现象级的话题，芒果TV此次推出的《消失的孩子》，收视率与豆瓣评分都有不俗的表现，通过设定“孩子”杨莫的消失串联起整个故事结构，同时还构成一个隐喻，“孩子”可以隐喻着纯洁、快乐、未来。在这部剧中，这些东西都消失了。这种隐喻性的讲述方式使该剧呈现出文学性特征。同时，这部剧很鲜明的一个主题是指向原生家庭等严肃社会问题。悬疑剧无疑属于类型剧，而类型剧一般会被归入文化工业的生产线制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可能会评价偏低，但是悬疑剧不仅有剧情，而且不乏思想性，有一些甚至可以上升到哲理反思的高度，《消失的孩子》的成功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李宁认为，融媒体时代，小屏观剧已经成为我们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的主流模式，为了适应当下时代观众审美趣味多元化的现实，同时为了规避手机、平板这种小屏幕在呈现场面奇观上的一些劣势，影视创作可能越来越偏爱营造一些比较紧凑、刺激的故事情节，所以也就为悬疑剧的发展提供了比较丰厚的土壤。《消失的孩子》将悬疑剧和家庭剧相杂糅，非常注重展现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情感关联，同时借助第一视角或者第二人称，内心读白种种方式来呈现和发掘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说剧中采取了镜像结构塑造人物形象，几个代表性的人物，杨莫、袁午和许恩怀等几个有问题的孩子互为镜像，呈现出不同的人性侧面，增强了剧中人物精神性格的深度。
《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宋嵩认为，“悬疑/推理”这一类型的作品通常被纳入“通俗文艺”的范畴，原本应该是最大众化、受众最广的作品，但目前在我国还只能算是“小众”类型，甚至被某些戴有色眼镜的人纳入青年亚文化的领域而加以排斥。因此，如何积极推动全社会消除对“悬疑/推理”文艺的偏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消失的孩子》以一起孩子的消失案件牵引，用插叙、倒叙、闪回等方式，把三组家庭的日常生活呈现在大家面前，形成冷与暖的鲜明对比，从而引起对于亲子关系乃至于人性的思考。这部剧借鉴了日本悬疑文学作品的创作路径，通过改编较好地实现了由文学向影视作品的转化。
编剧许诺认为，《消失的孩子》采用了多线叙事结构，也可称之为“POV”叙述方式。POV的叙事方式早在JJ马丁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就已经被广大观众所知。这种叙述方式的的妙处，在于这是一种受限制的第一人称视角，有利于观众带入体验的同时，也利于打造某种“叙事诡计”。因为“影像”的特质导致了它对“时间”的表现是先天不足的，而生活是不断随着时间单向流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在影像叙事中采用POV视角，就有可能把不可逆的时间拆分，再重新组合成一个全新的故事。电视剧《消失的孩子》中，其主线故事只发生在冬至这一天，但故事叙述时空却达到了数年。将不同时间、空间中的不同人物视角编织在一起，利用时空诡计，将观众的时空认知塑造为整部剧在“案件悬疑”之外的另一层“心理悬疑”，这是一种颇富创新性的类型剧创作模式。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博士许哲妤认为，这部剧的悬疑感做得很扎实，和同类剧相比，它的悬疑感并不是单一氛围塑造，而是有实践支撑，每一个人物动作都参与了叙事，并不是为了悬疑而悬疑。此外，这个短剧采用了一种非线性剪辑，不是按照时空发展顺序，而是把时间分成了案发前、案发时、案发后三个时间段，三条线，最终在后半段汇合，这个过程中，必定带来一些场景和情节的重复，这在国内的影视剧创作中是比较新的，有利于塑造悬疑剧氛围，有很强的戏剧张力，但是这种剪辑方法一定需要重复进行解释说明。从接受美学讲，我们既需要一定程度的留白，让观众自己补上，同时又要照顾广大观众的接受能力。
研讨过程中，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这部剧展开了深入论析，充分总结了这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代文学融合发展具有很强的参照性价值和启示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