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辉《从安康车站到天涯海岛，我与陈忠实先生》
2016年4月29日，是令整个中国文坛、也令我终生哀恸的一日。清晨上网，骤然得知恩师陈忠实先生溘然长逝，我瞬间僵在原地，心神纷乱，整整一日都茫然无措。窗外大雨倾盆，雨丝漫过窗棂，宛若苍天垂泪——天悼先生，我亦痛失良师。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热潮席卷全国。彼时我在大巴山深处的小火车站工作，刚刚踏上文学之路。一年早春，铁路分局通知我前往安康聆听作家创作讲座，到场才知晓主讲人是陈忠实先生，同场授课的还有子页、莫伸诸位作家。怀揣对文学的赤诚、对作家的敬重，我寸步不离跟在几位先生身后。午休时，我守在招待所台阶上等他们午睡结束，再一路相随重返会场。
次日诸位作家要返程西安，当年物资匮乏，公务轿车十分稀缺，安康文研所无车送站。我连忙四处奔走，找来当地人称作“突突突”的三轮摩托出租车送众人去火车站。上车时先生执意礼让旁人，自己坐到车尾。同行一位作家打趣：“忠实，车尾不稳，当心摔下去。”先生笑着回：“我年纪大了，真摔下去无妨；你们年轻，前程要紧，万万不能出事。”我与先生同坐后排，他还反复叮嘱我抓牢扶手，小心颠簸。
抵达车站，趁众人进站间隙，我在路边小贩处买了十斤桔子，快步送上火车，供他们路上解渴。有作家掂了掂袋子直言看着至多六七斤，我当场窘迫难堪，一时无言。先生立刻开口解围：“火车站小贩向来缺斤短两，这小伙子是被坑了秤。”
彼时先生一身关中农人模样，轮廓粗粝，脸上沟壑纵横，看上去比实际年岁苍老许多，我牢牢记住了“陈忠实”这个名字。席间有作家感慨：“今日听课文学青年上千，日后能真正走成作家的，恐怕一两个都难。”年轻气盛的我脱口而出：“我便是那其中之一。”先生只淡淡看了我一眼，未发一言。
八十年代初，先生的文坛声名尚与同场几位作家相当，甚至略逊几分。火车即将开动，我才不舍走下车厢，众人依次与我握手道别。陈忠实先生握着我的手温声道：“多谢小伙子专程相送。”我想，那时他定然不知我的姓名。
1990年，我的中篇小说《车帮》被《新华文摘》转载，在陕西文坛小有反响。次年，我以陕西青年作家代表身份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会议。1992年11月，路遥先生离世次日，我举家离开陕西远赴海南谋生。初到海岛举步维艰，一度流落街头，整日徘徊在东湖三角池，生计无着，只能托人将孩子送回内地，与妻子继续漂泊，窘迫到近乎难以为生。
《安康日报》编辑、诗人陈敏知晓我的绝境，专程奔赴西安，向刚出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先生讲明我的处境。时隔两年，陈敏终于联系上我，带来先生一番恳切嘱托：“我一直联系不上杜光辉，你们若能找到他，转告他，让他回陕西。不能让这样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在海南四处流浪，他回来，工作我来安排。”
先生离世次日，陈敏在微信追忆：“忠实先生始终牵挂安康走出的文学新星杜光辉，多次托我邀约他返乡深耕创作。先生爱才惜才，一片赤诚提携后辈，天地可鉴。”
接到陈敏转达的话语，身在异乡、日日为温饱奔波的我，心底积压的委屈与漂泊无依尽数翻涌，止不住落泪。我向陈敏要来先生电话，拨通了远在西安的他。先生在电话里宽慰我：“远赴海南于写作而言并非坏事，陌生地域能拓宽眼界，站在经济特区回望故土，反倒能生出全新的观察与感悟。可生活终究是根本，倘若实在找不到安稳营生，就回来。咱们陕西的作家，不能在外颠沛流离。”
一席话熨帖了我所有惶恐。我清楚，时隔多年，先生早已记不清当年安康车站那个莽撞青年的模样，他全然是出于文坛前辈的本心，怜惜、扶持困顿的写作者。一通电话过后，我在海南悬而无依的漂泊感骤然消散，心底笃定：若实在撑不下去，回乡尚有先生可依。凭借先生的名望、《白鹿原》的分量，再加上他对青年创作者的体恤，定然会尽力为我安顿生计。
万幸不久，我觅得海南一家杂志社编辑的岗位，收入稳定，总算在海岛扎下根。此后我时常致电问候先生，有手机后便常发短信，先生每次收到消息，总会主动回拨电话，直言打字繁琐，通话更省心。
陕西文坛名家云集，文学爱好者更是数不胜数，我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晚辈，可先生始终记挂我的生存境遇，认真回应我的每一次问候。也正因如此，陕西文坛上下皆评价他：心性良善、朴实无华、待人谦和，一心扶持青年写作者。
2009年，我筹备出版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冒昧请先生作序，他当即应允。我迅速将书稿寄往西安，没过多久，先生便将序言挂号寄回。序文开篇，他重提当年安康车站初见的往事，记下我年少时那句豪言：“这是我与杜光辉唯一一次会面。平心而论，彼时的他并未格外引人注目，可那份自信与勇气，令我心头一振。如今再回望，不禁感慨，他终究成了那千人之中难得的一个。”
先生在序中写道，听闻我举家南下海南，他并未惋惜——在他看来，年轻创作者奔赴全新地域，能捕捉更鲜活的生活体验，沿海特区飞速变迁的人间百态，本就是绝佳的写作素材。可得知我一度流落街头、囊中羞涩时，他满心忧虑。直到收到我的来信，知晓我入职杂志社、摆脱窘境，他才放下心来。
先生这份长久的惦念，让我至今对陕西文坛怀着深重暖意。
新世纪之初，先生应海南新华书店之邀，在评论家李国平陪同下赴海口讲座。临行前他特意提前致电，告知抵达海南后，除主办方既定活动，其余行程全交由我安排。
那段时日，我陪同先生前往海南大学做文学讲座，又赴《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设下的饭局，席间皆是旅居海南的陕西文化乡党。当晚先生下榻新国宾馆，我送他到客房门口，他问我：“家中只有你一人？”我答妻子回娘家照看孩子，独留我在此。先生当即挽留：“你独自回家冷清，今夜就留在这里同住。”
那一晚，我与先生一室长谈。我们聊海岛风土，聊我初到海南的潦倒困顿，聊文学创作，也聊路遥先生英年早逝的遗憾。先生当晚反复叮嘱我两件事：一是文学之路贵在坚守，切莫半途而废；二是写作之余务必保重身体。如今我的身体日渐康健，可先生却早已不在人间，思之怆然。
往后每次回乡探亲，我必定登门拜望先生。一回，几位晚辈文学爱好者购置了许多《白鹿原》，托我恳请先生签名合影。我心中为难，先生公务缠身、身体又常年抱恙，不忍再劳烦他。我委婉向先生说明来意，不料他一口应下：“你定好地点，我打车过去。”
最终在西安一间普通饭馆里，先生为厚厚一摞书籍逐一签名，又与每一位青年单独合影。送别先生后，一众晚辈无不感慨：陈老师能拥有这般好口碑，原是情理之中。
我与先生最后一次相见，是2014年5月。一如往年，我回乡探望母亲，顺路前去拜访他。我深耕灵芝研究多年，深知五指山野生灵芝滋养身心，特意带上一份，送至西安石油学院家属院先生的工作室。
客厅堆满书籍字画，先生面容清瘦憔悴，看得我心底阵阵发酸。我将灵芝放在茶几上，细细说明其调养之效，盼他常服、平安康健。先生轻叹：“年轻时吃苦受累，年岁一长，身上的旧伤病痛全都显现出来。”说罢，他取出提前备好的信封，展开一幅书法赠予我，纸上是郑板桥两句诗，落款寥寥四字：赠乡党光辉。
我爱人连忙提出想要支付润笔，先生神色骤然严肃：“再说这话我便要生气。给光辉写字，何谈报酬？你多照拂他，这些年他笔耕不辍，佳作频出，只是身形单薄，一定要劝他好生养护身体。”
见先生体力不济，我不忍久留，起身告辞。他送至房门，紧紧握住我的手再三叮嘱：“你身子瘦弱，写作又太过耗费心神，千万珍重身体。人活着，才有源源不断的文字；人毕了，啥都毕了！”
这几句掏心之言，竟是先生留给我的最后嘱托。后来我时常回想，先生耗尽心血写就《白鹿原》，如同燃尽一身灯火，世间真正的写作者，大抵都这般以生命殉文学。
2015年我因故未能返乡，无缘再见先生。心底却始终萦绕不祥预感，频频致电西安文友打听他的身体状况，得到的回复无一不令人忧心。我不敢贸然惊扰病榻上的先生，只能远在南疆海岛，日日默默祈祷，盼他渡过难关。
未曾想，2014年5月西安石油学院的那次一席闲谈，竟成永诀。
窗外大雨依旧滂沱，天地同悲。我身在三亚，伴着漫天雨泪落笔成文，写几句便停下敲击键盘，拭去模糊视线的泪水，再继续伏案。全文落笔，我伏在电脑前，任由思念与悲痛化作无声泪水。
杜光辉，陕西西安人，国家一级作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文学研究基地主任。著有《大车帮》《可可西里狼》《闯海南》《大高原》《祭秦》等多部长篇小说；于《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核心期刊发表中篇小说84部、短篇小说37篇、散文随笔三百余篇。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先后斩获全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海南双年文学奖等多项文学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