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的一个春日,我家从农村搬到城市,住在父亲所在机关宿舍的一个胡同里一个大院中。
记得那时,每家都用一座烧煤泥的火炉取暖做饭。天一暖和,大伙就都把火炉搬到了大门洞过廊,靠着东南墙丁字型摆开,算是共用厨房。你瞧:谁家做什么饭,炒什么菜,看得一清二楚;相互尝尝,不用客气,大方自然……炒西红柿要先用热水烫了剥去皮儿,炒豆角时用手掰而不用刀切,黄瓜、茄子等常常带皮儿生着吃……
夏天吃饭最热闹:家家门前先摆上一张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边吃边聊,取笑逗乐。这家说:“饭好吃!”那家说:“菜真香!”其实基本都是粗粮,因为配购的少量细粮白面,还要等着过年过节吃呢!饭吃完,你不用检查,盘子、碗、锅干干净净,大人小孩都用掰碎了的饼子块,将菜汤菜渣擦得精光精光地吃掉……
吃饭是大事,挖野菜是好事。记得那次,我和二姐跟着同院姐姐阿姨到市郊挖马齿苋,来回步行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大伙儿互相帮着,一家一捆提着抱着说着闹着回到家里......有一家沉不住气,当天晚饭就用开水焯了凉拌吃,一滴香油满院飘香……
在我的印象中,六家相居,毗邻和睦;从来没有发生争吵、矛盾的事儿;一切都感到很平等,平常,平淡;没有新旧居民的区别,没有装腔作势的架子,更没有钱多钱少的攀比。春夏秋季晴朗天气,男人上班、孩子上学去了,妇女们独占了院子,有的打毛衣,有的择菜准备午饭……互相看管孩子的,帮助代买蔬菜的,代收信件的……一切自然而然。院内有一台压水机,有时赶巧了,几家打水扎了堆,一准相互谦让急用的……
那时候,孩子们接触比较多的有三家。
赵家,北京人。赵姨常穿一件天蓝色的上衣,眼大肤白发黑,为人热情;母亲出院当天,她就来看望,几次说:“咱们是街坊,有事您说话……”她家距离压水机最近,二姐去打水,赵姨见了会说:“嗨!少先大队长!”她家两个孩子,霞姐,高我两届;辉弟,低我两届;平时上学、放学一起走,暑假里霞姐带着她弟和我去参加少先队组织的活动……
我家隔壁蔡叔夫妻俩没有生过小孩,蔡姨外甥女从小跟他们长大,我们叫她叶紫姐。我家搬来第三年,叶紫姐结婚,对象是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这下院儿里可热闹啦!由几家主妇去看望,吃点儿花生糖果,嗑点儿瓜子,还送去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些祝福的话,算是集体送礼了……
檀叔的小儿子整天就喜欢研究安装当时的矿石收音机。我也跟着他买来漆包线、矿石和耳机等让他帮助安装......你可千万别笑出声,那时是用一根针在内装的矿石上不断调拨找台,好不容易调出了声音,可又遇有干扰声,还得耐心地调拨,调拨……
这个院里,最有资格的是大人们叫他主席的北屋宋伯,对人很和气,没有架子。到了星期天,有什么重要事儿,他有每家一人到院里开会的习惯。记得那年市报登出:有人利用封建迷信搞喝“神水”活动。他就开会反复讲解,让大家千万别上当!印象最深的是宋伯对二儿子和煤泥、做煤糕时的要求。他讲煤面、黄土和水的比例,又要求用铁锹划出的壕沟要横平竖直......有个叔叔小声对他说:“孩子干活,差不多就行了。”他的回答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孩子,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小的时候,你要求他做到什么样子,他就能做成什么样子;大了,就来不及了!”
这个院里,最数杨姨辛苦逗乐。杨姨年龄大了,耳朵多少有点儿聋,可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帮着看管小孩、代人收取信件、招呼外来客人……她爱说,会说,一口本地话,话糙理不糙。可有的时候,因为耳背,或者不理解政府政策,也难免弄出点儿笑话来。一次,傍晚时分,院子里几个人在谈论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从屋里走出来听见了立马插话:“什么,《潘杨讼》?那可是佘太君带领杨家将打败了潘洪这个老贼!”说着,还跺了两脚......逗得在场的都笑了。她的小女儿赶紧扶着她走回屋里。还有一次,院里有人议论:谁谁谁调级了……不知什么时候,杨姨来了,插进了这么一句话:“俺老头子(指杨叔)干了几十年才弄个十几级,看俺大小子上班没两年就是二十多级……”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了,她还瞪着双眼一本正经地说着:“你们别笑,是真的!不信,问俺老头子去!……”
不错,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每天会传出欢声笑语,飘上晴空……让人感到,不是亲情,胜似亲情;没有约定,那就是缘分了。
可是后来,有的退休回老家了,有的跟孩子生活搬走了。再后来,我成了家,也离开了那“低头可见,抬头也见”的大院,离开了相处多年的邻居,住进了由“水泥壁、钢筋林”构建的一栋楼、一堵墙、一扇门里,使一次见面、一句问候、一个微笑,竟成为一种奢望……
记得那一天,当我从因拆迁夷为平地的那个大院处回来的时候,湿润的双眼前浮现出来的全是分携如昨的情景……
啊!我远去的大院邻居,你们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