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的那些年，那些事儿（1）

记得离岗退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场合，与一些人见面交谈中，常常会有人问我：“你当过兵吧？”开始，我会用话岔开。后来问得多了，我便由最初的避而不答转为迎风而上。每当这时，我就会不露声色地买个“关子”：“怎么，您看出来了？！”紧接着，我会望着对方那自信的双眼，直截了当地说：“我呀，还真没有当过兵！最多高一时当过基干民兵连指导员。”待略加停顿后，一瞥对方的目光，脱口而出：“我呀，当过10年的老师倒是真的！怎么？不像？......”岂料对方的应变能力超强：“......我就说吧，说话办事就是不一样......今天，咱们尊师重教，先敬老师，敬老师......”

这以后，接触多了，他们当中的几个成了几乎无话不说的朋友，便有机会断断续续讲述一些他们所感兴趣的校园里的故事，我也因此会时常想起自己当老师的那些年，那些事儿......

一

那是1968年4月初的一天。

得到命令而尚在“学农”劳动的我们全校师生，在驻校支“左”解放军的直接指挥下，从一个公社的周围村庄紧急集合，返回学校。

驻扎的村庄渐渐远去，送行的乡亲越来越模糊，而蓝天下的西山，崎岖蜿蜒，在和暖柔和的阳光下愈加清晰了。时令已过清明，远山的积雪好像还没有融化尽，而大片的麦田已是绿油油的，河边的垂柳在微风下轻轻摇摆着嫩绿枝条。尽管乍暖还寒，但，春天意志下的暖流正在驱走冬寒，万物复苏的力量，不可阻当。

大家的步伐依旧是那样的整齐，口号依旧是那样的清脆，歌声依旧是那样的嘹亮，可，每个人的心里，却都有一个疑问：“什么事儿啊，这么急？……难道是又有什么重大事件？……”

之所以这么想，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两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的思想上的惯性，或曰“条件反射”。因为，这两年来，就是这么一个个重大事件，一篇篇重要文章，一次次紧急集合过来的呀！

两年前的1966年，我们高中毕业。本来已经完成各门功课的毕业考试，本来已经体检，颁发了高考《准考证》，本来已经一边阅读高校招生简章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然而，形势突变。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从那天早晨广播里听到那条新闻的那一刻起，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梦就惊醒了！而此前，批《海瑞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毛主席“五.七指示”、北大聂元梓大字报......此后，颁布“16条”、毛主席8次检阅红卫兵革命群众、红卫兵串联......直到1967年的上海“一月风暴”、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革委会成立、解放军“三支两军”……重大事件接二连三，重要文章连篇累牍......这一切的一切，使得“文革”两年后的我们有理由去这样想：不同寻常地中断这次“军训”教育后的大规模“学农”活动，必然会有不同寻常的事件在等待着我们......

大家的想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大事，唯独没有我们自己，没有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大家就是这样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在焦急的等待中回到学校的。

提前结束“学农”活动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

因为，领导们特别会议提前散会了。

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

果然，晚饭前后，“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听说了吗？咱们要分配工作了！”

“你们班消息真灵通。我还以为又有什么国家大事呢！”

“这可是咱们自己的大事啊！”

............

第二天开始，各班集中学习。

首先，领导在我班宣布正式文件精神：高三、高二，初三、初二将要分配工作，第一批分配当教师；高一、初一原地学习待命。

其次，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有关论述，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有关文件。

在此，就是以往的“一贯制”：每个人谈思想，每个人发言，每个人表态，很斗“私”字一闪念……

学习是严肃的，讨论是热烈的，发言是积极的，“听从指挥，服从分配”的声音是一致的。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国家大事的“私事”更能够触及“灵魂”，如同有人在背后“猛击一掌”，使自己猛然惊醒，回归到了生活现实，面对今后的人生。同时，大家心里也清楚：一切都在领导的手心里攥着呢！决定个人前途和命运的主要因素，不是一贯表现和学习成绩，而关键是在“文革”中的站队态度。既然说什么都一样，为什么不捡好听的说呢？那时候，本来是自己无法选择的事儿，却个个都要说一遍“心甘情愿”之类的“心外话”，这也是彼时共同患上的“习惯症”吧！

正确理论已经武装，指导思想已经明确，个人态度已经表示。就要看最后的结果了。

结果是几天后在烈士陵园集体宣完誓公布的。

记得宣誓完毕，领导就立即宣布第一批当教师的名单。我是其中的一个。

学得时间那么长，说得话语那么多，居然就在这一刻定格了。

几天来觉得那么复杂的问题，一下子简单了，有结果了。

就是有一百个不愿意，可这时候已经成为现实摆在面前了。

真的，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不能分到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第一批分配去当刚刚挨过批判的老师呢？你看，论表现，我已被认定是站错了队的。

难道是，之前去看望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父亲的老同事，做了个顺水人情？！

也许，这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

就这样，我们没有学习教育学，没有学习心理学，没有经过实习，没有掌握任教师的基本常识（例如写教案，写板书等等），仅凭一道命令，一个宣誓，就决定了职业。而且，第三天，就要与新入学的初中生见面，走马上任了......

偌大的操场上，排满了新入学的中学生：8个班，400多人，黑压压地一片。

今天升入中学的是一批1966和1967年小学毕业生（基本为1952年--1954年生人），也可以称之为小学8年级和7年级。尽管经过两年“文革”运动的洗礼，但今天看来，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特有的单纯和微笑，在阳光的沐浴下，更显得精神抖擞和稚气十足——今天，可是自己人生的新阶段开始啊！

现在，他们正在上中学生的第一课——聆听驻校军宣队黎队长的训词。

黎队长，不是他的名字，黎，是他的姓。至于为什么这样叫？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的？还真是个谜。难道是见他喜欢眯缝着眼睛讽刺挖苦老师吗？

不过，黎队长讲话是有了名的。自他驻校以来，凡大会议、大事件、大场面，讲话的非他莫属。是的，他能讲、会讲、敢讲，虽然在常讲“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字里行间中或有意无意或一不留神会流露出对“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影射或轻蔑味道，却往往因穿插点儿诸如“柳条穿王八——一溜子货儿”之类的“歇后语”、俏皮话，能博得众人一阵阵的莫名笑声......

毫无疑问，今天的会场严肃的，认真的，有不少同学正在做着记录。黎队长对此似乎很满意，讲话也因此更加起劲了......

在大篇幅讲了大好形势，讲了他的光荣使命之后，终于开始对在场的新生提出希望和要求了......

一直站在大队伍后面的被称为“排长”的跟班解放军战士和即将上任当老师的我们，并没有那么认真听讲，而大都在集中精力仔细阅读刚刚分发下来的各班新生名单，有的还在比划着议论什么。是的，马上就要直接面对自己班的学生了，应该有所准备。说些什么呢？对于当众讲话，我从心里不怕，这是多年来当学生干部锻炼的结果。可是，对自己由学生立即转为老师讲话这事儿，从里到外，还真没有底儿，毕竟，“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呀！虽然经过两天的思考，但到现在也没有琢磨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黎队长讲话最后的口号声......

会议一结束，各班便开始按顺序离开会场。

“......九连一排（77班）！”

“九连二排（78班）！”

“......”

会议主持人的话音刚落，各个跟班军训“排长”就示意本班老师跟着他一起回到教学楼一层的教室......

我是因故第二天才与自己的学生——九连三排（79班）同学正式见面的。

记得那天，被称为“张排长”的跟班解放军战士仅几句简单的话语，就把我推到了讲台前。

此刻，不容你再有一点儿迟疑。

我必须要开口说话了.....

“我姓崔，叫崔承志。”我站在讲台的中央，手扶着讲台桌，望着全班同学，一边大声地说着，一边用事先准备好的粉笔在黑板上规规矩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我感到低下静静的，似乎听到了有的同学的呼吸声，然后望了大家一眼，接着快速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我，1966年高中毕业，今年算是高中5年级了。从今天起，咱们就认识了，将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下面，我开始点名，点到谁，一定要喊‘到’。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回答得整齐而响亮。

然后，外出按大小个儿排队。

然后，分班（组），写名单。

然后，推荐指定临时排（班）长和班（组）长。

............

待一切完成，已是中午12点了。

下午，我去找军训张“排长”。

因为，第二天，要开始为期两周的军训活动了。

借此机会，我应该仔细地了解掌握一些这个班的有关情况，迎接学校将要下达的新任务了。

二

就这样，我们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得到分配工作机会；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第一批分配当了老师。好在，那年月，上课不多，活动、运动、劳动不少，感到明显的就是学生比较活跃。所以，上任之初，见学生们去军训了，自己燃上一支烟，眼睛浏览着本班学生的基本情况，心里不由自主地想：就这样了此一生，倒也还算轻松……

哪成想，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儿，一连几个“意想不到”！

学校召开的首次教师会上，几个领导都提出：每个老师要求“多面手”，必须“一专多能”。怎么？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而是要向相反方向发展了？

这条“校规”，虽然有点儿“意想不到”，但转念一想，也算在情理之中。情况是很明显的：大部分老师还在“牛棚改造”，少数“解放出来的”和我们新分配的老师加起来，远远不能适应“复课闹革命”的要求。至于联想到自己，努力工作就是了。反正，领导讲得明白：理化课暂时开不了（数学要自己编写教材）。剩下的，政治、语文，基本上就是读报纸、学社论、写批判稿之类，大家都能适应。至于体育课学军，出队列、练刺杀等，自己高一时当基干民兵都考核过，现在跟军训排长再学学练练就可以上课，就是音乐课不容易。尽管小学时曾参加过“少年合唱团”，但时至今日“嗓子象破锣”，也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学生。于是，一个星期六晚饭后，我去找擅长音乐舞蹈的小学同学请教，先私下学，低下练，再到课堂上教大家。在革命歌曲大家唱的年代，我很快就发现，本班同学中有这方面特长的还真有几个。经常听到课间教室、操场甬路、放学路上的同学歌声。至今还记得与同学们一起学唱电影《南京长江大桥》插曲《桥工想念毛主席》的情景。所以，同学教同学，班里学唱歌跳舞，也不是什么大难事儿了。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淌，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

可是，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问题》。

国庆节前后，工宣队按照上级指示正式进驻学校，与军宣队并称为工军宣队。

学校状况，急转直下：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喊得震天响，以对工军宣队的态度来认定你的是非、对错、优劣！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学校师生进工宣队所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在年底要增加临时劳动力，去竞争“第一”！

——“为大老粗上讲台叫好？”越来越多的工宣队员争先恐后地走上讲台讲课。

............

这一下，开始把当了没有几天老师的我们推向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

让人不解的是，同届同班同学，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受到热烈欢迎，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而我们留校当老师的，作为新鲜血液输入教师队伍，仅仅过了几个月，在当时工军宣队领导眼里，怎么就被陡然上升一大截儿，成为“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的成员，面临着“被教育、被改造”的前途......

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感。

那些正在“牛棚改造”和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老一辈老师，甚至预感“运动的新高潮”将要来到了！......

然而，事情还远不止于此。

这年元旦前后，在一次专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由军宣队代表传达上海工宣队驻校工作经验。文件中举了很多实例，反复说明和强调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绝不是去压倒一切。......”细听的人们，似乎感到了一丝春风般的温暖。

突然，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传达文件的领导尚未走下台来，那工宣队肖队长就急不可待地跳上主席台，目空一切地呐喊：“今天，我要讲一讲本校最近出现的一些“阶级斗争新动向......”

“有人说，我们工宣队进校后，说话办事，不是领导一切，而是压倒一切......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就是要压倒一切！你怎么样......”

台下听众，始而愕然，继而阒然无声......

让人愕然的事儿岂止这一件？！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位同班同时留校的一位老师（校革委会委员），因为开会时与工军宣队意见不一致，竟对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会当众宣布：“赶回老家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经该同学上访地、市领导而纠正）。

春夏之交，我的同班同宿舍一名新老师，只因在宿舍门上用粉笔书写杜甫的两句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而被扣上“反对上山下乡，反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帽子，遭到工军宣队集体围攻了整整一上午......

我，开始在惶惶不安中度日。

晚上，总是想，这些同为老师的同学，都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居然对他们这样；我这个早被定案“站错队”的，还不早晚像个“脚底下的蚂蚁”！

那些天，我就像一个即将被宣判者，惶惶不可终日......

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

一天上午8点多，我被带班师傅叫到肖队长办公室。

“你最近到‘牛棚黑帮队’去了吗？”还没有等我站稳，该队长劈头就发问了。

“没有。”我肯定地说。

“那他们找你联系过吗？”

“没有。”

“你跟他们中的同学送过东西吗？”

“......送过！”

“给谁？”

“韩江。”

“是什么？”

“我给了他20块钱、20斤粮票。”

“几次？”

“就一次。”

“还干什么了？”

............

“你态度很不老实！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勾勾搭搭！回去深刻检查！明天上午交来！”

............

我总算逃脱了那间令人窒息的房间。

当急急忙忙地回到宿舍，我还有点儿心有余悸,一边擦拭额头渗出的汗珠，一边百思不得其解：“是谁告的状呢！”

这里应当交代清楚：韩江是我的同学，一个曾经同班同桌的同学，只因说了几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的几句话，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超负荷的劳动改造致使疲劳加饥饿不堪的他见了我，有些难为情地提出急需点儿粮票和钱。我不能袖手旁观啊！

正好，头两天刚补发了半个月的工资，又凑了点儿钱和粮票，便找了个机会塞给他。岂料，那年月，“隔墙有耳”，“危机四伏”啊！

一年多以后，又由此事引起，受“极左”侵冤，我被冠以“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停职数月写检查，“接受再教育”。此处按下不表。

这件事过后，应该是第一届学生刚毕业分配完成吧，我便与被标上“特殊记号”的几个老师同时离开，到其他学校“支援”去了。

[未完，请续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