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北京

  父亲此时是我亲人中最安静的一个人了。他斜坐在北京昌平九里山公墓的碑林之中，笑觑杨柳复苏，雨润夏荷，云高风淡，低唱一朵雪花天上来，虽然在我愣神的恍惚刹那，他依旧是来去匆匆，健步如飞。穿的最多还是那件蓝黑色中山装，裤线是叠好后枕头底下压出来的，不是熨烫的。

  大半生时间，父亲的心愿是回北京。爷爷年轻时是北京南郊木材厂的工人，不幸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翻脸老大哥的86亿军火债，“勒紧裤腰带，一年还清苏联债”的六十年代初，举家回迁衡水。记得爷爷说起过，回家一看傻眼了，这里也是“低指标，瓜代菜，饿得浮肿大脑袋”，村里的榆树都没皮了。可不是车间主任游说的“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的蓝图。父亲的姑姑舅舅都坚定地留在了北京，他姑姑的女婿叫李连相，退休前是《人民铁道》杂志社副社长。

  记得父亲和那年月业务员一样拎着老式枕头帆布提包出差，回来后要贴一叠子车票。火车票要揭去硬纸板，印满红绿数字的软纸汽车票要一张搭一张粘成个斜坡，有时摸兜倒提包，抖搂毛巾摸遍衣服，找出一张面额一角的公交车票后，当即就情不自禁笑逐颜开。想想他们那代人真是很不容易，基本上分钱去向都会记得。2分钱的冰棍儿一般是舍不得吃的。那时候，全国各地跑，都要在北京倒车，寄来的信落款地址都是北京清华池，以为也是课本上华清池样的帝王行宫，后来才知道，就是个澡堂子，洗完澡就在休息的长椅上睡了。父亲带我出过两次门，在火车上，父亲的两本书都是厚画报纸包了书皮，一本是《全国列车时刻表》，一本是《袖珍全国地图册》，他热衷于告诉同行旅客，到德（dei）州几点，到兖（yan）州几点。火车此时是向南还是向西。在餐车，他告诉我，这里不要粮票，工农平等，放开吃。记得那时候，家里不少各城市交通图，基本上一块钱一张。

  爷爷是个手艺人，本身就是北京木匠，会做漂亮的鲁班凳，小折叠板凳是一块木头用细拧钻钻孔和钢丝锯抠出来的。还会做愣子面、空心挂面，能用铁丝和竹子编捞饺子面条的笊篱，用一节钢片给自行车铃铛皮做防盗，笊篱卖给日杂商店一毛八（商店卖两毛），铃铛皮防盗栓一毛。都是偷偷地做，这在当时叫小资产阶级（后期电影里叫资本主义尾巴）。父亲的特长是数学，三位数乘以三位数，笔算从来没错过，我们拿那种最简单装一号电池的大头枕计算机试过。后来搞市场经济讨论，父亲的同事们还停留在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思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讨论姓社姓资问题”讨论会上，我父亲却说，以后就是生意合法了，谁都能做了。那天回家后，父亲意犹未尽，炖了一盆肉烧茄子。说，你爷爷要是还在就好了，他有很多手艺失传了。

  爷爷反倒是埋怨过，你爸心太高，有一年给他找了个门路，去参军。那年招兵只有县大队名额，他撂挑子不去了。他说要去也得去野战军或者萧劲光的部队，他以为他爹是军委会计呀。这件事，我一直不太相信，我们家那时应该不具备让孩子去当兵的经济条件和政治能力，不过，那口气和行为做派很是贴切我父亲的。这个，我爷爷应该是最了解的。

  疫情放开后，估计父亲是无症状感染，吃完饭后睡午觉，睡着觉就悄无声息地走了。父亲走了后，我去他们单位办理相关手续，我才确定父亲的身份是国家干部，既不是以工代干，也不是工人。不是爷爷说的，出去当三、四年兵回来就正式工了。

  我曾经和妹妹调侃说，要想赚咱爸的钱太容易了，一楼卖永久自行车，五楼也卖一样的自行车，比一楼便宜20块钱。不管当时有用没用，一定会去五楼买。大概是后来我妹说漏嘴了。几天后，父亲对我说，一个商场不同地方卖同样的东西就是野买卖。在他眼里，全民、集体才是正儿八经单位，正经单位是个啥概念呢，比如说萧劲光司令的海军。

  我大妹上海财大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接着我小妹也考到了国家部委上班。我当时在铁道工程局是个流动施工单位。1997年组织上以照顾子女投靠批准了我父母的户口迁京。卖了自家的三层楼，在昌平的西三旗花二十多万买了套房，算是“联络图我为你朝思暮想，今日如愿遂心肠”回了北京。

  同样在这一年，我离开了工程局。我是21岁发表中篇小说，22岁任科长，经过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和脱产的河北政法学院艰苦卓绝的求学岁月后，27岁任铁道工程局调度长，这个单位前身是铁道兵，有了印有自己的专用固话和大哥大的名片以及红GA打头的专车。

  这期间，父亲总劝我，不要在官场上混，举了好多他经历或者接触过的例子，苦口婆性的劝说最终结局是我落段到石家庄当了一名民警，官方正规叙述是正科级侦察员。如同爷爷举家南迁，我从此陷入了一个尴尬境界，那时还不是刑侦支队，是个科级单位，只有我、队长、教导员是正科级，队长下数是教导员，然后副队长、分队长、探长，资深侦察员，下面才是我。我在队伍里显得很突兀，跑也不是，走也不是。

  我当了警察后，父亲就不怎么添置衣服了，穿我没有标志的警服。有一次听我母亲说，你爸就爱穿你的警服，在公交车、商场、集市上再没丢过钱。这完全不是闲话说的穿那个耍牛。

  几年后，父母经常带妹妹家孩子在就读学校租房住，西三旗的房子一直闲置，父亲觉得不合算，一百多万时把房子卖了，打算用这些钱做些股票。没想到，没过两年，那房子涨到四百多万，父亲知道，赚些钱再买回那房子已经成了不可能，得认头服老了，他也不再碰股票，只是通过关系买点国家公债。算计着每月工资零存整取。这几年我每次买房换房儿子上大学，父亲总是大力帮助的。后期，我把自己的私房钱也没少奉上，只是让他觉得还有能力应付这个时代。

  后来的日子，他就是一直怂恿我调到北京工作一家团聚，这个工作细致繁琐而漫长，一直到我儿子考入公安大，才呼叫转移成“提前活动，争取小子毕业留到北京。”这个纠缠劝说一直到我儿子参加统考录取，穿了警服，我也在阜外医院做了心脏移植后，告一段落。如果这两件事不“不落停”，估计他还在惦记着劝说，不会离我们而去。

  其实，我是一点儿也不愿去北京。自从做派出所所长的那年得了心衰，大夫说，顶多还能活10年。每年要到北京复查瞧病。我父母去医院看我，为照顾我面子，总要把钱夹在医院门口报亭新买的杂志《当代》或《十月》里，我明白，以后的日子，没有尽孝，只有拖累。再说，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说，你喜欢你童年的北京，我喜欢我童年的衡水。喜欢穿衡水古城而过的滏阳河。

  滏阳河啊，你流进了我的血管，绿树成荫河堤，我在河里面游泳，蝶泳、仰泳、蛙泳、狗刨，抬起头，是瓦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温暖的太阳，阳光下是葳蕤的青草，蔓延到碧绿的河水，河水清且涟……摘自我的小说《出身》。

  父亲说，以前闹文化大革命时，讲“狠斗私字一闪念”，核心内容是私心杂念会使头脑膨胀，慢慢腐蚀灵魂。就是坏事的开头。那时不明白，比如说你爷爷领全家回乡，不过是儿女们吃口饱饭，私；我卖西三旗房子，想给家里再多挣个钱，私会导致占小便宜吃大亏。你爷爷回乡或许避免了十年动乱的冲击，我转让房子吃亏，于是我知晓自己跟不上时代了，以致没有让“陆家嘴”“深发展”拖我到深潭。

  这就是我后来参悟许多经典的实践支撑，比如道家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或者佛陀的：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能变成坏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父亲曾经对小妹说，你得照顾你哥，你哥是个收入贫困家庭。小妹笑着怼他说，我哥好歹也是个县级干部，嫂子也有工作养一孩子，怎么算也算不上贫困家庭。后来这个事成了除夕晚上的必讲笑话，大家笑，父亲也开心地笑。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一首诗歌《请代信给我去天堂路上的父亲》刊发在中国诗歌网上，后选编入我的四卷文集其中的诗歌——《贝壳风铃》中：

  请代信给我去天堂路上的父亲

  梦在夜里

  深一脚浅一脚

  没月光也没星辉

  领航我的是您的宽厚背影

  虽偶尔摇晃但一直都坚定

  记得你最年轻的样子

  留着一边倒的乌黑分头

  穿件短袖撇领的白的良上衣

  斜挎新买回家裹着——

  打满孔黑皮套的半导体收音机

  推断应该是个春天

  记得你随意的甩着一枝青柳

  恰是我咿呀学语的年纪

  收音机的严伟才在喊——

  阿玛尼我却学成他妈的

  您笑得合不拢嘴

  濛濛雨的溅起泥土味道

  池塘蛙鸣和树梢知了

  冷风中秋叶似飞刀寒光闪过

  于是我们踏冰过滏阳河

  从东屋搬到了半套东院

  也记不准红砖大院的中间平房

  总共住了多少年

  住过黑铁大门的二楼三楼后

  到了一个叫西三旗地方

  您给我买的第一本书是

  许国璋英语第一册

  当时学校并没开英文课

  买过一套三卷的

  早稻田大学数学试题集

  到终了我一道题也没学会

  很多年不懂您的心意

  甚至有段时间很恨你

  觉得你更注重您的面子和门楣

  满天的繁星却是万籁俱寂

  晨光熹微又始一日之旦夕

  您曾送我到秦皇岛

  在天津倒车给我买了件

  蓝色两杠圆领的白背心

  我头一次吃鸡蛋煎饼果子

  若干年后在楼角

  我对您说明天

  我去北京上学了

  再后来我去辽阳报到

  您还是执意陪我去

  那时您已是顶端不惑年岁

  阳光温暖融化所有的寒冷

  漫天疫情却不知来去影踪

  突然觉得自己越来越小

  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无助

  像被拋起的蒲公英

  好想以往那样拉住您的手

  令我声泪俱下的是

  再叫爸爸只有风声

  作者简介：张小群，男，笔名祁文，河北衡水人，1967年生，河北大学法学学士。1988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1990年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全国公安作协会员，河北作协会员。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如烟往事》《岁月便笺》《河里的石头》及散文集《阅读记忆里的故事》《回眸烟雨人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