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我站在超市的货架前,看着那块包装得整整齐齐的焙糕,白生生的,上面撒着几点葱花和红椒碎,在冷白的灯光下显得精致而克制。我把它买回了家,切了一块,放进蒸锅。水汽升起来的时候,我闭上眼睛,试图从中捕捉一丝儿时的气息。可是不能。那味道像一条断了的溪流,流不到我面前了。
我老家在衢州市衢江区的乌溪江山区,一个山坳里的小村庄。中元节在别处叫“鬼节”,叫“盂兰盆会”,在我们那里,一直叫“七月半”,朴素得像叫一个人的小名。七月半的头等大事是上坟祭祖,烧纸钱,摆祭品。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七月半的头等大事,其实是母亲做焙糕。
焙糕,这两个字,在外人听来或许生疏。它不是烤箱里“焙”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是用旺火“汽蒸”出来的。名称源于方言的音转,也源于一种说不清的、属于乌溪江人的默契。早稻米浸泡,磨成米浆,拌入酒酿静待发酵,等浆面上布满细密的气泡,发出微微的酸香,再舀入铺着湿纱布的竹蒸笼,摊平,铺上一层用精肉、笋干、红辣椒、香葱炒成的菜码,水沸上锅,旺火蒸十数分钟。锅盖揭开的瞬间,米香和菜香混着水汽冲出来,涨满整间灶房。
在我们村庄,焙糕不是人人做得好的。有人发酵不充分,蒸出来的糕像一块僵硬的石头;有人发酵太过,酸得倒了牙。唯独我母亲,每次做,糕体莹白如玉,气孔均匀如蜂巢,口感松软中带着一点韧劲,酸香恰如其分,多一分则酸,少一分则寡。我至今记得她弯腰看米浆的神情——她用勺子轻轻拨开浆面,看气泡的大小和疏密,像一位诊脉的大夫,凭细微的迹象判断火候和时机。她从不看钟表,她说“看浆说话”。这三个字,我现在想起来,哪里只是做糕呢?她一辈子都是在“看”着生活说话的。
那时我小,最盼的就是七月半。母亲做焙糕,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前添柴。松柴在灶膛里噼啪地响,火光一跳一跳地映在母亲脸上。她不说话,专注地舀浆、摊平、撒料、上笼。我在旁边咽着口水,等着第一笼出锅。糕蒸好了,母亲用刀切成方块,第一块总是先给我。我接过来,烫得左右手来回倒腾,却不肯放手,咬一口,米香裹着笋干的脆、辣椒的辛、葱花的鲜,在舌尖上炸开来。那时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了。
如今我站在厨房里,面前摆着一块从超市买来的焙糕。我把它蒸热了,咬了一口,口感不差,甚至可以说做得颇为地道。可是没有那个味道了。不是它的味道不好,是我的记忆不肯对账。母亲不在了,那个灶房不在了,那个被火光映红的、专注的面容不在了。食物还在,魂不在了。
我由此想到,中元节这个节日,说到底,是在处理一种“不在”。祖先不在了,父母不在了,做糕的人不在了。于是我们用香火、纸钱、祭品,来搭建一座桥,试图与那个“不在”的世界取得某种联系。其实我们心里清楚,桥的那一端,没有回声。纸钱烧完了就是灰,香火燃尽了就是烟。可我们还是年复一年地烧、年复一年地点,因为我们放不下的,从来不是那缕烟,而是烟背后的人。
中元节这个节日,在儒释道三家都被做了文章。道家说,七月十五是中元地官赦罪之辰;佛家说,这是目连救母、解救倒悬的盂兰盆会;儒家往上推,则有“秋尝”之礼,孟秋新谷初熟,荐于先祖。三家殊途同归,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记你从哪里来。我后来读《礼记》,读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忽然觉得这七个字里藏着一整个中元节的灵魂。祭祖从来不只是对死者的安顿,更是对活人的教育。它提醒每一个站在坟前的人:你手里的这碗饭、身上的这件衣、脚下的这片土,都是有人用一生托举过的。
我这大半辈子,曾被四位老人托举着。我的父母,两个文化不高的山里人,用最笨拙的方式给了我做人的根本。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他们只会做焙糕、种稻、养猪、砍柴,只会在我离家时往包里塞满鸡蛋和腌菜,只会在我回家的路口一站就是半下午。他们给我的不多,但都是他们全部的所有。我还有岳父岳母。我和他们没有血缘,可他们在我最寒酸的时候,伸出了最温暖的手。从物质到精神,从婚恋到家庭,他们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待。我和妻子成家时一穷二白,是岳父从自己牙缝里省出来的钱为我们置办家当;孩子出生,是岳母抱着哄着一夜一夜地熬。有些恩情是算得清的,有些恩情是算不清的。他们对我的恩情,属于后者。
这四位老人,像四根柱子,撑起了我的人生。这屋顶之下,有过烟火,有过团圆,有过孩子们的笑声,有过我对未来所有想象的安全感。后来,先是岳父走了。那种痛,像一根柱子被突然抽走,屋角开始微微下陷。然后是母亲。母亲走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只永远不再添柴的灶膛,和那些再也吃不到的焙糕。再然后是父亲。父亲是继母亲之后走的,走得很安静,像一片秋天的叶子落回土里。最后是岳母。岳母走的那天,我站在灵前,忽然意识到,四根柱子已经全部撤走了。屋顶还在。只有我知道,那屋顶是靠什么才一直没塌的——靠着他们留下的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恩情,它们已经渗进了每一片瓦、每一根梁、每一块砖的缝里,看不见了,却还在承重。
中元节的香火,此刻正在故乡的墓地点燃。我身在异乡,不能到坟前磕头烧纸。可是思念这种东西,哪里用得着千山万水?它穿过围墙、穿过夜色、穿过这些年所有的光阴,稳稳当当地落在了乌溪江畔的那几座坟头。我想起母亲在灶前添柴的背影,想起父亲扛着锄头从田埂上走回家的黄昏,想起岳父坐在堂屋里一口一口抿酒的样子,想起岳母在灯下给孩子缝衣服的侧影。这些画面,被时间泡得发黄了,却越泡越清晰。
我把那块焙糕吃完了。吃完之后,把碗洗干净,放进橱柜。窗外,城市的中元节是安静的,没有纸钱的火光,没有河灯的流泻。但我并不觉得冷清。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怀念不需要仪式感的加持,它就在那里,像一个炉子里闷着的炭火,不见明焰,却始终是热的。
纸钱会烧完,香火能燃尽。灰烬散去之后,风里什么也不剩。可思念不会。它会随着中元节的年复一年而愈加厚重,会随着我自己的老去而愈加深刻。它像母亲做的焙糕,在时间的蒸笼里慢慢发酵,酸香之中带着回甘,咽下去,暖的是心口那一小块最柔软的地方。
四根柱子没有了。屋顶还在。我一个人站在下面,听风穿过瓦缝的声音。那声音里,有添柴声,有磨浆声,有锅盖掀开时水汽的喷薄声。他们都不在了,可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
中元节日寄哀思。思念不尽,恩情永铭。
而那块焙糕没有的味道,我终于明白了——那味道从来不在米里,不在浆里,不在发酵的酸香里。那味道,是要有母亲站在灶前,有父亲坐在桌边,有一整个完完整整的家围在一起,才会从一块普普通通的米糕里蒸出来的。
如今没了,便是真的没了。可它曾经有过。曾经有过,就值得我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