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下南洋

——《给阿嬤的情书》带来的记忆

新加坡的午后，我坐在咖啡店里，听邻桌的阿婆用一口熟悉的潮汕话招呼伙计——“头家，来一杯kopi-o”。那腔调，像极了小时候老家隔壁姆妈的嗓音。我来新加坡十年了，每次听到潮汕话，心里总会泛起一阵说不清的悸动。这座岛上，潮汕人太多了，多到你会恍惚——自己究竟是在异乡，还是从未离开过故乡。

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银幕上，那些搭着红头船漂洋过海的身影，那些在异乡土地上咬牙硬撑的面孔，那些寄回家乡的一封封侨批——我突然明白了，这十年来心里那个模糊的念头到底是什么？我想把这段历史写下来，把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一字一字地记下来。

潮汕人下南洋，也叫“过番”。潮汕地处沿海，先民素有出洋谋生的传统。但真正大规模的移民，要从清代乾隆年间说起。

那时节，潮汕已是“人稠地狭”。据《潮州府志》记载，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潮汕各县发生涝、风、蝗、瘟疫、地震等灾难多达248次，有“鬻妻弃子，饿殍载道，甚至寻死者、迁徙者十之八焉”的记载。故乡养不活那么多人了，活不下去了，那就走罢。乾隆十二年（1746年），清廷稍稍放松海禁，准许沿海居民从事大米和木材贸易。于是，“红头船”风帆鼓胀，从樟林古港出发，载着一船一船的潮汕人，驶向茫茫大海。

那些年，潮州歌谣里唱道：“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一条浴布，就是全部家当。一回头，就再也看不见家乡的炊烟了。

下南洋的原因，大约有三种：一是经商贸易。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形成，潮州商人乘着季风南下，秋冬去、春夏回，称为“住冬”；二是躲避战乱。宋元鼎革、明清易代，多少潮人为了活命漂洋过海；三是最根本的，生存所迫。地少人多，天灾人祸，南洋那边正缺人手，那就去吧，总好过在家乡饿死。

潮人“过番”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南宋至清代鸦片战争之前。那时已有潮州人移居海外，但规模尚小。第二个时期是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汕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加速了潮汕人大批出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最黑暗的一页——“猪仔劳工”。清人林大川在《韩江记》中写道：“咸丰戊午正、二月间，有洋舶数十，买良民过洋者，名‘过咕哩’。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据不完全统计，1852年至1858年，从南澳、妈屿掠贩出洋的“猪仔”达四万人之多，妈屿岛海滩上被抛弃的华工尸体约八千具。第三个时期是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前夕，这是下南洋的高峰期。

那些年，不知道有多少潮汕人，就这样被装在船舱底层，像货物一样运往南洋。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但潮汕人终究是站住了脚。他们在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扎下了根。他们开荒种植、奔走商贸、开办工厂。他们从最底层的苦力做起，一步步打拼出一片天地。

代表人物太多了。陈慈黉，澄海隆都前美村人，人称“暹罗米王”，当年泰国华人都尊称他为“慈黉爷”。他从香港做起，1871年赴曼谷创办陈黉利行，业务扩展至新加坡、越南及中国香港，形成跨国贸易网络。潮汕民间有句俗话——“富不过慈黉爷”。蚁光炎，澄海南畔洲村人，早年下南洋，几经奋斗成为商界翘楚，出任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抗战时期，他筹物资助抗战，招募三千华侨子弟奔赴南疆，最终被日伪特务杀害。还有张榕轩、张煜南兄弟，投资兴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华侨资本经营的商办铁路——潮汕铁路。

而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新加坡，更是聚集了无数潮人先贤。他们的名字，就刻在这座城市的街巷与会馆里。

第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是佘有进。清道光三年（1823年），十八岁的佘有进从澄海月浦村只身来到新加坡。他初为船舶理账，后成为船舶业代理人，再后来开辟了大规模的甘蜜与胡椒种植园，被称作“甘蜜王”。1845年，他联合潮州十二姓氏乡人，创立了新加坡第一个潮人公众社团——义安公司。义安，是潮州古称。这个以“祭祀与联络乡侨感情”为宗旨的组织，购置坟地安葬客死他乡的潮人，让漂泊的灵魂有了归处。佘有进是新加坡开埠后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澄海籍侨领，潮汕民间有“陈天蔡地佘皇帝”的说法——他的地位，可见一斑。

与佘有进同时代的，还有陈成宝。他祖籍潮安庵埠，曾任佘有进助手，后任鸦片专卖局局长。1879年陈成宝逝世后，陈永锡、黄金炎等潮商联合出资购得土地，作为醉花林俱乐部的永久会址。醉花林从此成为潮商协调关系、排解纠纷的重要场所。

进入二十世纪，潮人先贤的身影更加密集。林义顺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他祖籍澄海岐山，青年时期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在新加坡三巴旺一带开垦超过两万英亩土地——今天的“义顺村”“忠邦村”，便是为了纪念他的拓荒功绩。1927年，林义顺联合杨缵文、陈立植、杨书典等十四名潮人侨领，向佘氏家族交涉，要求交出义安公司的世袭管理权。1929年，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正式成立，林义顺出任首届正总理。从此，潮人社群告别了一个家族垄断的时代，走向了权力多元化的新格局。

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还有太多名字。张永福，祖籍饶平，1905年买下晚晴园作为私宅，后来这栋别墅成了南洋同盟会分会的活动机关，孙中山称它为“革命发源地”。陈德润，潮安庵埠人，童年南渡新加坡，创办恒茂号布店，1908年发起组织潮州布行商务局。王邦杰十六岁乘帆船南渡，从学徒做起，终成华社领袖。廖正兴，潮安人，经营橡胶园成为著名实业家，参与创办端蒙学堂和四海通银行。蔡子庸，1874年将资金转移到新加坡寻求发展。杨缵文，1898年南渡新加坡，1905年参与创办潮州公立端蒙学堂。杨书典，1908年过番继承祖业，被英国政府承认为新加坡十八巨商之一。

这些先贤从不是孤立的个体。1906年，廖正兴、蔡子庸等二十八名潮商联合发起创办端蒙学堂。1919年，杨缵文与陈嘉庚合办南洋华侨中学。他们在异乡办教育，不为别的，只为子孙后代不忘根本。

再往后，是连瀛洲。他祖籍潮阳，十岁父母双亡，到香港当学徒，1919年移居新加坡。从经营船务贸易起步，1949年创办华联银行，后来与大华银行合并，跻身新加坡第一大银行。他曾任潮州八邑会馆会长、中华总商会会长。还有吴清亮，祖籍潮汕，从贫民窟走出来，成为“亚洲漆王”。

这些人，都是当年从樟林港出发、身上只带一条浴布的穷小子。没有人天生富贵，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了一分不甘心的倔强。

下南洋的潮汕人，始终没有忘记家乡。他们寄钱回家，赡养眷属。他们写信回家，一封封侨批里写满了思念与牵挂。据《潮州志·商业》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本土侨批局共计131家，散布在南洋各地的潮帮侨批局更达541家。侨批，是“银信合一”——既是钱，也是信。寄回来的不只是养家的血汗钱，更是一颗颗滚烫的、没有忘记故乡的心。

如今，海外华人华侨总数已超过六千万人，其中祖籍潮汕的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人。海外潮人与潮汕本土人口相当，素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之誉。也就是说，在故乡之外，还有一个同样庞大的潮汕——它不在任何一张地图上，却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有潮汕人的角落。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这句话听起来豪迈，但只有我们知道，背后是多少代人的背井离乡、多少代人的咬牙坚持。

电影散场后，我在街头走了很久。新加坡的夜晚灯火璀璨，街边飘来沙爹的香气，混杂着远处潮州戏的锣鼓声。我想起电影里那些下南洋的先辈——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把路走出来了。

在这座他们曾经用血汗浇灌过的城市里，生活了十年的我，每一次听到潮汕话，每一次吃到潮汕菜，每一次看到那些熟悉的姓氏和面孔，我都知道——他们从未真正离开过。

南洋的风吹了百年，红头船早已不见了踪影，但潮汕人的故事还在继续。那一封封侨批里写下的“保家回唐”，那一代代人传下来的乡音和乡味，就是最好的情书——写给阿嬷，写给故乡，写给每一个在异乡土地上努力活着的潮汕人。

三江出海，一纸还乡。海再宽，也宽不过思念。路再远，也远不过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