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的那些年，那些事儿（3）

四

说起当老师的那些年的事儿，不仅对曾经的“压抑感”及“再教育”记忆犹新，还有那时常展现在眼前的校园生活的一幅幅掠影，那永不退色的记忆片段......

（一）点名：“张力，找不到了！”

第一届学生在校时间最短，仅1年零3个月就分配工作离开了学校。这期间，如前所述，绝大部分时间是劳动、活动加运动。而集中劳动时间最长的，是近20天不间断地在工宣队的派出单位——棉纺厂里的“连轴转”“学工”。

1968年12月份，正是一年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关键最起劲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工厂企业经常开展竞赛，特别是同类厂之间，平时暗比，年底明比，主管部门组织，12月31日夜12点见分晓，一年胜似一年。既然如此，那么，在高一、初一“上山下乡”之后，这些新入学的廉价劳动力学生，自然成为“促生产”的骨干力量而被派往最“需要”地方。

这个省会城市，有三座解放前建的老棉纺厂。我们去的是，在同期同规模同一条街上，一字排开的4个棉纺厂之中的一座。

现在，我们的这批新生力量，已经初步了解棉纺厂的车间布局和工艺流程,熟悉自己所能干的一些辅助工种及要求，开始适应“三班倒”“连轴转”的作息时间及所在车间的温度、湿度、声音、环境......毕竟断断续续地干了不是一两天了！

现在，我们班的同学，从前纺到后纺到织造，从清花，到摆管、槽筒、浆纱、装梭......都已经分配下去了。

分了车间，分了班组，分了工种，就跟着师傅去干活了。老师则要到各车间、班组、工种轮流查看，边看边干，天天如此......

分散干活，还得有组织有纪律。所以，集合、点名是必须的，不论白班、中班和夜班，都是雷打不动的。所有的老师，都是这一条规定：从组长到班长都必须负责召集同学，集合点名。从最初的间断“学工”到后来的连续“劳动”，几个月下来，总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我从心里，比较满意。

可这些学生毕竟才十四五岁呀！吃饭、睡觉是他们这个年龄段两大“支柱”。

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吃”：吃饭时，不论你走到那个车间，那个工种，听到的是说“吃”，见到的是比“吃”，几天下来，连女生的饭量也有明显增长——那年月，定量！自然，孩子吃的肯定是父母口粮中节省出来的。一个星期以后，不管什么班，按时到岗没有问题，但，干活中间“打瞌睡”开始增多，尤其是上后夜班的，更为突出。尽管有师傅带领，可人家还是不好意思说你呀！尽管有老师流动检查，可再检查也有“流动”不到的时间和地点。不仅如此，感冒的多了起来，请假的多了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各班老师见面说起了，一筹莫展。转念一想，吃五谷杂粮，那能没有个头痛脑热？少小年龄，那一个不想“一觉睡到日偏西”！好在没有大的安全问题，天天集合点名，应到实到相同，那就多少来点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看似不大，实则揪心的事儿，让我不敢掉以轻心。

清楚地记得12月中下旬的一天下夜班，早晨按照惯例集合点名。这天，全班其他组都到齐了，只有前纺清花组没有到，左等右等，还是来不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大家都很着急。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见一个同学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报告：“张力，找不到了！组长带着人正在找呢！”

我的脑子一下有点儿急了：从来没有发生的事儿，怎么发生在我班？要知道，厂与厂的竞赛正在节骨眼上，月底看结果呀！又想到，万一真发生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向家长交代？！想着，想着，12月份的早晨，我竟然出了一身冷汗。

“这样吧，其他同学都赶快回家。班干部留下，咱们一块儿去找！”我匆匆对大家说完，便和几个班干部疾步奔向清花车间......

一进车间，就远远看见几个同学正连说带笑地朝这里走来，书包里的饭盒，左右晃荡的直响。立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又高又胖，人群中很是显眼。

“张力！张力！......”班长大声喊着。

显然，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组长回答：

“老师！找见了！找见了！张力找见了！”

我的心一下放了下来。

大伙儿象久别的朋友有的握着手，有的拍着肩膀。

张力不好意思地走到我面前说：

“老师！......我......我睡着了......”

“没事儿！人齐了就好！赶紧回家，好好睡上一觉吧！”

我这话，既是对张力说的，也是对大伙儿讲的。

组长跟我说了张力的情况。

原来，他白天只顾着玩儿，没有好好睡觉；上夜班后，不到3点就打瞌睡，硬坚持到4点多，实在瞌睡得不行了，自己找了个放棉花包的一角儿，躺下就睡，头上脸上全是棉花毛毛，经过他身边，以为是堆废棉花呢！很费劲地找见他时，睡得正香呢！

此事发生后，我们没有在全班同学面前多说什么，相反，跟班长组长个别交代了一句话：上中班和夜班，发现有打瞌睡的，可以提醒注意安全，已经睡熟不必叫醒。但是，必须按时集合，点名到齐！跟带班师傅轻描淡写地解释一下就行了。

哎！毕竟才14、15岁，昼夜“学工”20天！......

（二）绝招：“一物降一物！”

10年任教当班主任期间，应该说，是用很大部分时间把很大部分精力放在维护课堂纪律，加强学生管理上，为维持班级正常教学秩序而煞费苦心。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革”残留的各派思想活跃，社会多种思潮泛滥，“读书无用论”传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时候，上课难：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做小动作，接话茬，叫外号，交头接耳，甚至乱串座位。下课放学散：一群一伙的，热衷于欣赏什么“中缝上衣”和白底黑边“懒汉”鞋；打架，特别是打群架的不少，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接了一个这样的乱班。

带头调皮的个头儿一大一小：大个儿叫巩强，小个儿叫姚小银。第一天第一节上课，好像还给了我个面子，精力不集中，但没有出洋相喊叫。可第二节数学课就憋不住了，一位鼻音很重的女老师走上讲台，刚转身往黑板上写例题，小个儿姚小银就在低下就哼着怪调给老师起外号：“二元一次方程组儿，我班有个鼻涕核儿......”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政治课上，大个儿巩强与同桌偷偷打闹，其同桌被老师叫起回答问题，所答非所问。老师说了句：“你不听老师讲课，想什么呢？......”没想到话音刚落，巩强居然很庸俗地接上话茬：“他呀，想的是‘金钱美女’！......”惹得大家一阵嘻嘻哈哈地笑闹，气得政治老师无法进行下面内容......

我当天找他两谈话，你讲半天，俩人都不说话。你刚说了句：“先回去好好想想吧......”他俩就一阵风似的跑远了。

班干部告诉我，以前的老师个别谈，不顶用；做家访，家长忙见不着......简直无计可施。

“你仔细想想，究竟他们的问题出在那儿”我诚恳地向班上同学请教，又有意识地接近他俩的所谓的几个“铁哥们”，天南海北地随便聊天。

那一天，我不经意中得知，他俩之所以敢这么闹，是因为大个儿巩强有个哥哥，能说善辩，打起架来不要命，在所居住的那片儿名气很大。这个班，这个学校的同学都怕他俩，归根到底是：小个儿依仗大个儿，大个儿依仗他哥哥。

“知道大个儿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吗？”我问了这么一句。

“听说叫巩坚。”一个同学回答。

“有工作吗？”

“听说在源县下乡”

“什么？巩坚？......在源县下乡......”我若有所思，自言自语，脑海里在努力地在搜索着什么。

............

我决定只身去会一会这位“学生的哥哥”。

到底是名声在外，大方向正确，我只问询了一次，便找到了巩强巩坚的家。

我的手轻轻地叩响了大门。

“谁呀！”门里有人问。

“我！”门外的我回答。

门开了。

出来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足有1米80高。

“你找......怎么是你呀！老崔，大师兄！......”主人惊讶地说，“你怎么会找到我家？”

“怎么！想不到吧？巩坚！老--同--学！”

“想不到！想不到！快请！屋里坐。”

巩坚是我的校友，师弟，小我五届，老初一，“文革”中同属一个组织。我先分配工作，当了老师；他们后来“上山下乡”到了源县。

他是个说直理、讲义气、爱打抱不平的爽快人，又是个看书多、知识广，思维敏捷的“小聪明”。那天，听说巩强有个哥哥，是个“下乡知青”，我就往那儿琢磨了，没想到，还真是这样。

坐定。点烟。敬茶。聊天。

从“文革”初期写大字报，到后来分派辩论、武斗、一个同学被打瞎一只眼；从工军宣队进校，到学习、分配、下乡......话题广泛，内容丰富，气氛融洽......

“老学长，今天来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他寻机转了一个话题，拍着胸脯对我说道。

“我知道你的厉害！”我重新燃上一支烟，又呷了口茶，笑着说道，“怎么！刚调到你家门口的中学，没事儿，就不能到你家坐坐？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不欢迎？......”

“小弟知罪。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双手作揖致歉，做鞠躬状，“今天在家吃饭......就我和我弟弟......”

“下次，下次吧！”我站起身来，双手分别插入左右裤兜，“今天算认识你家家门了，以后抽空我就来！听说你们在乡下很难熬，这两盒烟拿去抽吧。”

“这......这......这......”他客气地推辞着。

“这算什么！别忘了，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他见我执意要走，便送到大门口，拉着我的手诚恳地说：

“我弟弟就在你们学校，叫巩强。老兄一定多费心帮忙管着他点儿......”

“巩强？巧了！前几天我刚分到他们班。”我用力握着他的右手，“放心吧！我一定尽力。”

真应了那句话：“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第二天，立竿见影。

老师们反映，巩强和姚小银上课没有闹。

几天下来，他俩课上课下也都没有闹。

之后，这个班的纪律大有好转。

之后，隔壁班的个别调皮生见了我，竟点头哈腰，主动叫老师......

当然，我也不能食言对老同学的承诺，找专门学习好的耐心帮助他们几个，从平时上课和作业抓起，慢慢地往上跟。

再后来，领导让我介绍经验做法。

............

可是，我的真实做法能介绍吗？

两年后，我新换了个班。一天，我们几个老师在学校门前马路上走，想不到竟遭到几个高年级大个子们在背后的耍笑。我停住脚步，转过身，说了他们几句。他们依然嘻嘻哈哈地走远了。

“别理他们，你越说，他越闹！”这个年级的一位老师劝我说。

可你不想理他，他反倒有意找事儿。

几天后，在学校操场上，他们几个又一次和我相遇，一边用手指指划划，一边故意大声说着笑着......

大概他们对老师耍笑惯了，也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小个子放在眼里。

怎么办？

我想了几天。

我想起看过的书上的一个情节。

于是，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我只好求大我两岁的邻居孙军帮忙给其中的一个大个儿捎去几句话，大意是：我这个姓崔的老师从小就调皮捣蛋，别看个儿头小，可力气大，还会几手武术，你可千万别惹他！......

嘿！一病一方嘛。

没有想到，此方真灵验！

以后，几个人见了我，客气得很！

一个学生，顽皮时，让人心烦，可一旦变好了，让人觉得可爱而不可理解......

有一个星期天，我去给父亲卖蜂窝煤，在煤场门口恰巧遇上其中的那个大个儿，他说什么也要帮我拉车不行……

唉！这世界上的事儿，真怪，怪得让人琢磨不透。

（三）感叹：“如此家长！”

那些年，学校领导特别强调，学校工作应当与家庭、社会相结合。是的，这个观点，无比正确。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极大，家长作为“第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至关重要；家长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引导着孩子的生活轨迹和发展方向。

所以，那些年，对一个老师来说，走出去，家访；请进来，与家长面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也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识了一些人间百态，懂得了一点儿人情世故。

在我接触的家长中，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有的平易近人，有的谈吐不凡；有的直来直去，有的彬彬有礼；有的滔滔不绝，有的不亢不卑；有的能客观认识看待自己的孩子，也有的在言谈话语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孩子的溺爱之情......看见家庭经济困难，父母一筹莫展的样子，我心痛；看见病逝母亲的学生不会做饭，锅碗瓢勺，一片狼藉，我同情；得知父母离婚，影响孩子健康成长，我气愤......哎！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芸芸众生，高低有别呀！尽管这也是社会正常现象，可让人费解、感慨、遗憾的，还真有这么几个特别的例子。

——她，“混淆视听！”

1978年五六月间的一天。有三个学生在课间打闹。其中一个用石子打着另一个的右眼。三个人到校医务室进行初步包扎。三个人到老师教研办公室当着4个老师说明情况。

“怎么回事呀？”年级主任问。

“我们三个闹着玩儿，不小心，打着了高峰的眼。”

“谁打的？”

“我！”

“你叫什么”

“我叫李青”

“另一个同学叫什么？”

“我叫宋光明”

“现在，问题清楚了。李青同学赶快通知家长一块儿送高峰同学回家，主动承认错误；宋光明同学也要通知家长去看望。要接受教训，今后千万注意安全！”

............

今天看来，很明显，老师们犯了个同样错误，就是没有当场让三个同学写下书面材料。可那时候，总觉得，小孩子，当着这么多人承认了、说清了，家长也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哪里想到，这一失误，竟然让一个混淆视听、出尔反尔的人，钻了空子。

第二天，我们得知李青当天上午和其母亲送受害人高峰回家，并向高峰家长说明了情况；宋光明也带着父亲晚上去了高峰家看望。所有人都感到，三方面当事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工作，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的。

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大家意料。

先是李青母亲不再出面，既不到学校，也不再去高峰家去看望安慰。李青也不再直接承认，总是吞吞吐吐的......

不久，李青母亲当着学校老师的面，竟然说什么：

“三个孩子在一块玩儿呢，谁能证明是俺家李青打的？”

老师说：“李青自己当众承认的。”

“你没有证据！”她一点也不示弱，“你们还是先弄清究竟是谁打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青母亲反复就是一句话：

“你让他们去法院告吧！我不怕！”

............

我知道，她是一个医院的主治医生，自然人脉关系不少。可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家长，一个母亲，也不能给孩子做个“混淆视听”“浑水摸鱼”榜样啊！

宋光明和家长还是那样，觉得不是自己打的，但有责任，应该去看望人家。

高峰的家长可着了急，先是四处寻医看病，从本省到北京到上海，药费垫付大几千，孩子的病还得继续看......

此事一拖就是大半年过去了。

后来，高峰一家只好走司法程序。

直到我离开学校时，还没有听到结果......

[未完，请续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