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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在“现代性”和“中国性”之间

2024-04-29 1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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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当代作家,都要回应时代的命题,这不是当代作家的宿命,而是历代作家的抱负和价值观。但是,如何有效地、用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命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我认为沈念的《龙舟》也可以看作是当下的“主题写作” —— 一个建设美丽新乡村的故事。但是,沈念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急于直奔主题 —— 小说的大部分文字,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小说的主旨内容之外,当然,这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即便这是主题写作,我仍然认为《龙舟》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并且继承了湘籍作家的传统和谱系;如果再深入地阐发,我认为《龙舟》关乎到“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因此,在我看来,《龙舟》起码有这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一、作家如何回应时代的主题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位从家乡亮灯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建筑工程师。爷爷突然去世,他奔丧赶回家乡。

回到老屋或回到家乡,是爷爷的“生命有灵”,是爷爷的死讯招回了“我”。这时的他虽然顶着一个建筑师的头衔,实际是一个失业者。他读完土木工程的研究生,想找对口的工作,没有项目经历,几家公司看不上他这个新手,他又不想去受人管束、待遇少的单位,于是跟本科的室友老金合伙办了一所培训学校。老金家是山西开矿的,他拿资金,“我”做运营管理,没想到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做起来了。他们信心爆棚,打算把分校开到武汉、长沙。过了几年扬眉日子,政策突然变化,学科类的培训被明令裁减,强制关闭,几个合伙人手忙脚乱,拆东墙补西墙,退学费补工资,经营上没有好的应对之计,唯有把学校关停了;老金不甘心,又鼓动不甘心的合伙人,投了一家网剧视频制作公司,当时他们研判短剧短视频到了风口,随便来阵风就能吹上天。但没想到主事人是条贪食蛇,心急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同时投了几部网剧,结果最有可能赚钱的那部剧在审查时没通过,因为网上炒作二号演员的生活污点,审查证不能发了。短剧公司人走楼空,当事人仿佛人与世界都在下沉。这段经历是建筑师——亮灯村丁家孙子的失败史。而亮灯村的“掌门人”陈保水正在琢磨村里的老房子,那些要加固维修的危房和主人多年在外不管理的空心房,像根鸡肋,天天碍眼,拆了可惜,又没财力悉数改造。他发过一长段言辞恳切的信息,有求助建筑师之意,有回乡之请,但“我”并没有应承,猜他不过是四处撒网罢了。这是小说的铺垫。或者说“我”既不是“大学生村官”,也不是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此刻只是一个在村里四处游荡的失业者,一个失去了爷爷的奔丧人。但他毕竟是亮灯村丁家的子孙,正如给爷爷做假肢的盛田生所说,“你爷爷走了,老屋还在,没事也多回来”。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周后,临时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回北京,要到老屋住些日子。这是小说主角后来与亮灯村重新建立关系的开始。或者说,“我”的重返故里,与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些建设美丽新乡村的“外来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在亮灯村留下来,只是一个突发奇想而已。但是,这里作者不经意地做了极为合理的铺垫:首先是亮灯村和他有关,这里是他的家乡,他的爷爷刚刚去世,留下来合情合理;其次,这是一个学建筑的专业人士,村里要对那些老房子进行治理,而这正是建筑师的专业;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目光所及,一切都是他熟悉的事物,一切都在他的童年记忆中。他对亮灯村的情感关系就这样被呼唤出来,留在亮灯村也就水到渠成。这里一个重要的缘由是我们在其他同类题材小说中不曾见过的,就是建筑师留在家乡亮灯村,是情感所致,而不是别的原因。还有什么能够比情感更发自内心、更有说服力吗?

二、《龙舟》的审美经验和它的谱系

《龙舟》是与主题创作有关的小说,但《龙舟》首先是一部小说。我的意思是,《龙舟》首先是一部有趣、好看的小说。沈念在回应时代命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小说的文学性。《龙舟》的文学性与湘籍作家的文学传统有关。可以说,自沈从文的《边城》起,湘西或湖南的小说,便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到了1980年代,这个传统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古华、莫应丰、谭谈、韩少功、何立伟一直到王跃文、田耳、马笑泉、谢宗玉、于怀岸和沈念。他们对湖湘山川地貌、风情风物、饮食男女以及人际交往等的描摹和状写,使湖南籍作家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烟火,无论是河流湖泊还是深山老林,青山绿水间,随处都是鲜活的生活景象。湘人小说对生活细节的兴致盎然,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态度,是对生活的感情。他们对细节的重视,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因此湘人小说的辨识度极高。

沈从文在“边城”中曾写到:“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因此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缆与罐锅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这里几乎都是具体的细节,浓重的生活气息弥漫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小城的祥和和亲近感便一览无余。

到了更年轻的一代,王跃文的《漫水》也在这个传统的序列里。《漫水》是一个村庄,它没有时间或历史的印记,更像是一部村志:“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前有栋精致的木房子,六封五间的平房,两头拖着偏厦,壁板刷过桐油,远看黑黑的,走近黑里透红。桐油隔几年刷一次,结着薄薄的壳,炸开细纹,有些像琥珀。”然后作家写“漫水的规矩”、写“漫水”作为地名肯定有来历等。这些笔致很是散漫,在看似无心中构建了小说的另一种风韵——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遗风流韵。《漫水》写了慧娘娘、余公公等人物,这些人物与风土人情一起构成了湖湘大地的风俗画。作家耐心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前现代乡土中国的另一种状态——在意识形态和现代商品经济没有进入这个领地之前,它世外桃源的诗意,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感人。

沈念的小说创作有鲜明的湘籍作家传统的印痕。这方面不仅体现在他获鲁奖的散文《大湖消息》以及数量巨大的散文、小说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龙舟》中。比如沈念对日常生活琐屑事物的兴趣,使小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我转进巷子,这条巷子的住户人家,门脸多数改成了售卖鱼制品的小店铺,门口用竹箩盘盛着各种晒干的鱼。毛花鱼、银鱼、细鱼细虾、咸鱼、熏鱼、风干鱼等等,空气中浮着一股黏稠的鱼腥味,细细呼吸时有挂丝的甜味。在北京的时候,父亲一年总要寄两三回咸鱼刀子。咸鱼刀子是个笼统的称呼,有好几种,翘白、青鱼、草鱼,油烧旺,鱼下锅,两面煎成金黄,香气扑鼻,特别下饭。那时爷爷在世,喜欢的一种吃法是把青椒切成小圈口,毛花鱼或小鱼小虾炒一起,猛火一过,鱼虾身体会微卷,焦黄中发光,夹一筷子到嘴里,回香脆口,下酒拌饭,好吃得很。”小说如果不与烟火气建立关系,非常容易和概念化有染。对烟火气的兴致并非可有可无,它的功能既调适了小说的节奏,让小说在情节推动下得到缓释,让阅读得到调整,同时,也将地域的风土人情、生活样貌具象化,让读者对异乡的“一方水土”怎样养育了一方人,有了形象的理解。同时与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建立了关系。我们经常说的“本土性”“中国性”等,在小说的细节中就是这样表现的。好的小说家或者对小说创作确有体会的作家,没有不对这样的细节高度注意和重视的。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沈念对多样人物的塑造。这里不仅有陈保水这样的年轻的带头人,而且有建筑师这样的“新乡贤”,他在乡村中作用虽然和《漫水》里余公公那样的乡绅不同,但他在乡村生活秩序中的作用有相似性;而且,小说也塑造了老金这样的人物。他虽然不是我们过去的“中间人物”,他更类似彼得堡作家们塑造的“多余的人”。他幽魂一样游荡在各国,但终将一事无成。

三、关于“现代性”和“中国性”

“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一百多年来不断被提起和讨论的。自从我们遭遇了现代性之后,这个命题就一直是我们挥之难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按照李泽厚的说法,“西学”东渐,我们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个时期,由学习西方科学到接受西方进步观念,都是“中体西用”的发展,至“五四”提出“全盘西化”口号,进行新文化启蒙。然而,“中体西用”的演化,并不能改变“中学”的核心。从“洋务运动”到“五四”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它不断被提起说明的恰恰是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龙舟》是一篇小说,但它是用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小说从爷爷去世写起。红白喜事是体现乡风乡情最典型的场景,从来往的各种人物到殡葬仪式,不仅表达了地域的风情风貌,而且各种人物关系也得以集中体现。丁家虽然不是亮灯村的大户,但也有几代传人。“爷爷年轻时喜欢往外闯,曾祖父生前交代,无论在外是发达还是破落,把家安好了,天塌下来根还在,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传统家风的力量,也是传统农民对生活的理解。把“家”理解为根,与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老屋”这个意象在《龙舟》中就是根的意味。因此,建筑师“我”眼中的老屋由衷地充满感情:“我站在院子里,打量着眼前变得陌生的房子。青砖黑瓦白石灰墙,挑出走廊几十公分的屋檐,前堂很宽,左右两侧是主次卧,穿过前堂到餐厅和厨房,结构简单,前后与回廊开门相通,各自进出,互不干扰。前廊的梁架上,有一家燕子筑了个瓦罐状的巢。前坪阔绰的东墙角有几块从湖里打捞上来的石头,高高矮矮,现在东倒西歪,无人打理,倒是草木长得葳蕤,像没人看管的一群野孩子,天性就爱争斗抢打。”他也打心眼里叹服:“不得不承认,曾祖父盖老屋时花了心思,它看似普通,但与村里其它建筑有着显明之别。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模仿湖滨教会学校的牧师楼,做了中式风格处理。”这不经意的“中西合璧”,显然也意味深长。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从“曾祖父”那代开始,中与西就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各有所长的。

老房子、老巷子,既是具体的事物,也是都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它是祖祖辈辈生活的根,也是乡村传统的物化。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并不意味着将过去全部抛弃或推倒重来。这些意象是带着讲述者的观念一起来到我们阅读感受中的。小说最后那条“游弋的龙舟”,既是中国性的象征,也是一种对未来的祈祷。

当然,《龙舟》毕竟不是一篇讨论“传统与现代”的论文,我们也不必从小说的表达中论争沈念究竟意属传统还是现代。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沈念的《龙舟》在同类题材中,究竟有怎样新的审美经验,这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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