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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野与方法之间,勘探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未来

2023-06-03 14: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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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第1期开始,《小说评论》杂志开设了“重勘现象级文本”专栏,评论家们试图回到文本发生的第一历史现场,重勘现象级文本诸种力量作用的文学场域。然而,哪些文本可以称为现象级文本?为什么要重勘现象级文本?以何种方法论展开重勘?仍然是需要厘清的问题。5月26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和《小说评论》杂志社主办的“重勘现象级文本”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在开设之初,栏目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将要择取的现象级文本的时间设定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余年之中,这个长时段中的现象级文本包括《伤痕》《乔厂长上任记》《回答》《致橡树》《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人到中年》《陈奂生上城》《春之声》《受戒》《芙蓉镇》《人生》《平凡的世界》《高山下的花环》《美食家》《北方的河》《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今夜有暴风雪》《新星》《棋王》《爸爸爸》《天龙八部》《红高粱》《窗外》《顽主》《妻妾成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与地坛》《北京人在纽约》《活着》《白鹿原》《废都》《黄金时代》《柏慧》《长恨歌》《我爱美元》《分享艰难》《尘埃落定》《草房子》《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国画》《三重门》《山楂树之恋》《暗算》《狼图腾》《明朝那些事》《三体》《小时代》《繁花》《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由这份名单不难看出,现象级文本并不以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划界,指认一个文本的“现象级”,是综合考量它所关联的或公共议题、或读者参与、或审美哗变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事实上,之所以提出要重勘现象级文本,正是因为它们深深地嵌入在时代中间,甚至参与到整个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时代性”建构中,一定意义上,以现象级文本做样本,可以获得真正的历史现场感和整体性,也关乎文学风尚和国民审美生活的变动。

一个问题是,尽管何平强调了现象级文本与公共性、社会性、国民阅读等之间的关联,但如何逼近这个现象级文本的概念仍然是不清晰的。复旦大学教授金理提出疑问,“现象级文本跟经典文本,文学史文本到底什么关系,它们有什么区别,有多少交集?”他以19世纪40年代的年度、月度文学书单为例,这个时代中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这些书单上,而书单上的那些名字在文学史中湮没无闻,以此观照现象级文本,对它的择取似乎就更需要进行辨析。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分众圈层化的时代,关于文本的读法在各圈层中是不同的,可能就需要为各种各样的读法“平权”,看看不同读者是如何阅读这些作品的。而最终,我们或许能找到的大多也是圈层化的现象级文本。

这与几位在高校任职的青年评论家的感受不无相似,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每年会做一份阅读史调查,列出七八十种当代文学史书目,学生投票的前三名几乎都是《平凡的世界》《活着》《三体》,而相较于《平凡的世界》,他们更愿意分享阅读《活着》的感受,因为《活着》对他们来讲是真实小说,里面这种不断失去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更为契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活着》在技术上更符合今天的阅读诉求,技术上而言,作家讲故事简练,没有什么心理描写,情感诉求上,大部分阅读者都在谈其个人情感跟小说怎么粘合。这就提醒我们,今天去重勘现象级文本,是否需要选择那些能够多方面打开的文本。

某种程度上,现象级文本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所言,现象级文本的一个特征就是偶然性,与经典文本相较,它的偶然性更大。一个文本的出现,背后有各种各样的隐秘力量,当回到现场重新对文本进行解读,肯定会有新的故事性的东西产生,对现象级文本的重勘必然也会带来一种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相宜和他的看法相似,“必须看到一个作品获得现象级意义的偶然和必然,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意义又是如何反过来重新为作品注入新的更长久的价值的。”

既然有偶然性,那必然也有一定的遮蔽性。《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曾攀认为,一个现象级文本的现场,是不是也遮蔽了什么?因而在讨论现象级文本时候可能也需要讨论这个现象级文本所遮蔽的声音。“这个现象级文本似乎成为某种定规,我们所认为的好像就是文学史所代表的东西。但这也会成为一种偏见。因此现象级文本的探讨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整个文学现场、文学史的判断,是不是要有更多辨析。”

那么,现象级文本的择取究竟该以何种标准进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刚看来,现象级文本或许应该有一些客观的标准,比如一定的销量、一定的关注度,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激烈的质疑。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杏培则提出动态化筛选,“当下这样一个泛文学时代,媒介融合使得现象级文本超越了文学本身,它的文本内涵、边界需要宽容化的界定,不断建构、不断筛选,这样才是开放性的研究。”

择取之后,如何重勘?重勘原本是一个地质学术语,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刘欣玥分析道,如果把今天挑选出来的现象级文本作为一个地质样本,那在采样过程里,这个样本是要帮助我们去洞穿性地把握时代和文化主潮,以现象级文本来告知,在很短或者更长时间内引发人们强烈共鸣或者同频共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维度里在某个时刻偶然或者必然撞上的时代频率是什么。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辉认为,重勘与重写、重返相对应,但它不仅是重新回到现象级文本发生的历史现场,还要去重新勘察它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精神文化问题,这些复杂的因素如何在一个特定时间段促进一个现象级文本的形成,而我们又如何通过现象级文本重新进入一段文学史,是更值得思考的。

显然,重勘与历史、与现场的关联密不可分。评论家们擅长这种文学史描述,但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表示,重勘现象级文本的诉求并不是重新写文学史,现象级文本不仅仅是一个作者的事情,更不是专业阅读的事情,而跟生活、现实、读者发生关系。所谓重勘,是要把这些现象级文本放在文学秩序当中、放在社会结构当中、放在历史场景当中,关注它的被建构性和建构性。一方面要看到文本是在什么样的多力合作下生成,另外看到它们如何建构后来的文学。讨论现象级文本为什么成为现象级、背后有哪些复杂的社会动因和心理结构原因,需要极大的阐释能力,而能不能找到合理的阐释或许才是价值所在。

无疑,这是有难度的。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所见,重勘的难度比重写和重返大得多,当下的整个学术生产科层化和学术化形成高度垂直的封闭系统,想要穿越这个系统重返公共空间,这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这可能需要想象一种全新的文学评论,它在地平线之外,几乎没有过去的资源可以借鉴。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的观察,重写文学史的范式,从文学批评到文学理论,从作家作品论到增补世界的维度、政治经济学的维度、社会经济学的维度、接受审美的维度,已经将文学放置在多种元素中考量,再至当下,媒介、平台和渠道的元素在文学生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资本和文化生产之间的融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话题,文学性泛化已经发生在各种艺术门类甚至游戏里,这个时候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们一种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必须建立新的方法论乃至世界观,也即新人文的话题,因为我们的现实、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和情感结构、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华中师范大学杨晓帆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我们可能要找的不一定是现象级文本,我们可能是要寻找文本产生现象级的读法,而这个读法有再增值的可能性,一些文本可以在现象级读法之下获得新的生产性。重返更像还原,重勘则需要发明新的语言去创造、寻找和阐释。”

归根究底,如何平所言,重勘现象级文本意味着“长时段”的重勘和反思,既要看到文本的“当时”,又要看到文本“之后”;既要观察作为现象级文本的“现象”,又要澄明现象之所以成为现象的幽暗之地,发现推动现象级文本“看不见的手”。最终,是进入到四十余年流动的中国文学和它关联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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