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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2019年第4期|王松:马乙的阴谋(节选)

2019-7-11 11:36| 编辑: admin| 查看: 274| 评论: 0

是的,马乙就是我。

其实我最早不叫马乙,叫马甲。当年父亲为我取名,是按天干取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是第一,他认为自己的儿子第一,就让我叫马甲。按说我的字,要我二十岁时再取,但他担心自己活不到我二十岁,就把字也取了。我的名排天干第一,字,也就排地支第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字叫马子。

但后来,我就发现不对了。

人们叫我马甲时,都加上儿化韵,还故意把“甲儿”的音往上挑,叫“马甲儿”。有人告诉我,马甲儿是一种没袖子的上衣,也叫坎肩儿,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种坎肩儿不光人穿,王八也穿。当然,我那时还不懂王八的真正含义,但也知道,这不是好话,因为人们叫我“马甲儿”时,都笑得不怀好意。于是,一次张老师又叫我“马甲儿”时,我就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人打了他一个耳光。在我们那儿不叫“打耳光”,叫打“大嘴巴子”。打这种大嘴巴子要把手抡圆了,用大臂带小臂,甩起来,还要有一定的速度,这样打在对方的脸上才坐实,也响亮。我打张老师的这个大嘴巴子就很响亮,当时震得我耳朵嗡嗡儿直响。他一边的腮帮子上立刻印出一个通红的巴掌印儿。我当时只有八岁,这巴掌印儿很小,也正因为小,印儿就很深。后来,我学物理时才明白这个原理,压强与受力面积成反比。我手掌小,巴掌印儿当然也就深。这以后,我就为自己改了名字,还按天干,叫马乙。名既然还排天干,字也就仍排地支,叫马丑。

这倒适合我。我长得确实很丑。

其实丑人也分两种,一种是令人讨厌,让人看了就想吐,也就是常说的面目可憎;还有一种,虽然也丑,但不光不令人讨厌,还丑得有趣,让人一看就想乐。这两种我都不是。我的脸像个门帘子,总耷拉着,不是后来才耷拉的,一落生就这样耷拉。脸一耷拉,眼角和嘴角也就都耷拉,连鼻子都耷拉。我奶奶曾说,这种耷拉的面相不好,是穷酸相,一辈子揪心的命。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境相同,内容也相同。我好像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很暖,周围都是水。我抱紧自己,睁眼看看四周,是一片迷蒙的粉红色。虽在梦里,我也意识到了,这应该是母亲的子宫。这时外面有人说话,还有金属器械在盘子里的声音。我知道,自己要出去了,但怎么出去,是个要考虑的问题。我如果让头先出去,也就是钻出去,这叫顺产。可这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我已听到外面的那个老太太说话了。这老太太是产科主任,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我不会先出头,也就是说,不会顺产,所以,她已让手术室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如果我就这样钻出去,也就说明,她的判断有误。倘刚一出去就得罪了主任,我后面肯定没有好果子吃。那么好了,如果这样考虑,我就应该把自己倒过来,让脚先出去,这叫“倒踩莲花”,自然是难产。可是我又听到另一个嗓门儿很大的中年女人在旁边说了,这孩子不会难产。她说,她这些年已见过无数个女人生孩子,一看肚子的形状就知道。这个大嗓门儿的女人是护士长。如果我就这样“倒踩”着“莲花”出去,也就说明是她判断错了。可她是护士长。主任和护士长,一个“县官”,一个“现管”,当然还是“现管”对我更有实用价值。主任也就是每天早晨查个房,然后就再也不露面了,但护士长不行,会从早到晚一直盯着,招惹她,除非我不想活了。经过这一番慎重的考虑,我就决定,还是印证护士长的判断,老老实实地钻出去。

这个梦最后无果而终,但无果也有果。后来据我母亲说,我出生时确实是顺产,就像一条泥鳅,刺溜吧唧钻出来,就掉到了产床上。护士长也确实一直很关照我。

那次,我在课堂上打了张老师一个大嘴巴子,虽然很响亮,据说当时在教室外面的楼道都能听见,我的小巴掌印儿在张老师的脸上也保留了几天,但事后,我却没遇到任何麻烦。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张老师在当时毕竟是一个小学老师,我打他这个大嘴巴子之后,他一连几天给学生上课,腮帮子上一直陈列着这个通红清晰的小巴掌印儿,且不说底下的学生怎么偷着乐,他站在讲台上是怎样一种心理感受,也可想而知。

当时上学是就近,学校就在家门口儿。一天下午放学,我在门口儿的小饭馆儿看见了张老师和李校长。他俩正吃饭,准确地说是正在喝酒。那时到了夏天,人们都爱喝一种散装的冰镇啤酒。这种啤酒的度数很低,味道也淡,所以都是几升几升地喝。他俩坐在小饭馆儿的窗前,由于天热,开着窗户。我从外面的窗底下过,正好听见他俩说话。张老师好像喝得有点儿大,说话一停一停的,他说,他不想教课了。

李校长问,为什么?

张老师说,没脸教了。

李校长没说话,好像明白了。

张老师说,我这当老师的,让个二年级的学生打了个大嘴巴子,还怎么觍着脸去上课?

李校长就乐了,说,你这叫嘴给身子惹祸。人家本来叫“马甲”,你非得叫“马甲儿”,谁不知道“马甲儿”说的是王八。

张老师说,别人都这么叫,他怎么不打别人?

李校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打?这些日子,他打好几个了。

这段时间,我确实又一连打了几个人,有我同班的,也有外班的,还有高年级的。我来上学时,干脆在书包里装了个活扳子。我爸是修自行车的,有大大小小一套活扳子,我挑了个最大个儿的带在身上,而且故意把牙拧开,一端的螺栓也就突出来。学校的人并不知道我已有了准备。只要有人再叫我“马甲儿”,我掏出扳子就是一下。我用活扳子打人,也有讲究,倘差不多大的,我会把扳子横过来,平着拍,这样顶多拍个大疙瘩;如果是比我大的,我就把扳子立起来,这样一砸一个血窟窿,不会给对方留任何还手的机会。一天早晨,我上学来晚了,看大门儿的刘老瘪也是嘴欠,龇牙乐着冲我说,马甲儿,以后再迟到,不让你进!这刘老瘪六十多岁,爱喝酒,整天把鼻子喝得通红,一见我就叫“马甲儿”,我早憋着火儿,这时就朝他走过来。刘老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已经从书包里拽出活扳子,使劲往起一跳,照着他脑袋就给了一下。血嗞地一冒,刘老瘪一下子就蹦起来。他不是疼的,是吓的,没想到我这么大的孩子,手会这么黑。就刘老瘪这一回,后来也就再没人敢叫我“马甲儿”了。

李校长乐着说,你挨个大嘴巴子,认便宜吧,他还没用活扳子把你开了。

张老师说,我就不明白,你这当校长的,就任由他这么胡作非为?

李校长喝着酒,没答话。

张老师又问,你就管不了他吗,还是也不敢管?

张老师这话算问到点儿上了。李校长当然不是不敢管,也不是管不了,而是不想管。他不想管,是因为他的自行车。我刚来上学时,李校长大概听别人叫我“马甲儿”了,他也叫。当时我家门口的人,已经有人叫我“马甲儿”,我正准备把这事彻底解决一下,但别人叫,我可以解决,李校长叫,我就得想想了。我爸曾对我说过,你记住,你爸别说科长、股长,连个正经工人也不是,就是个蹲马路边儿修自行车的,你要在外面惹了事儿,只能自己搪,我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所以这时,我就明白,我如果得罪了李校长,他真把我开除了,别的学校肯定也不会要我,我就没学上了。我用了几天时间,把这事想明白了,一天中午放学,就主动来找李校长。李校长刚买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那时买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大的事,比今天买一辆汽车的事儿还大。李校长舍不得把这车放在院里的自行车棚,每天来学校,宁愿扛到楼上来。我在这个中午来到校长室,对李校长说,新买的自行车,一般所有的螺丝都不紧,这样骑着很危险,对车也不好。我说,我已经给他大致紧了一下。当时李校长很惊讶,他肯定没想到,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竟然就有这样的手艺。他并不知道,我从刚会走路时,就去路边,蹲在我爸的修车摊儿上给他递扳子、钳子。我又对李校长说,新买的自行车不光要紧螺丝,最好车轴也重新上一遍黄油,这样对轴承里的滚珠会有好处。我爸是修自行车的,哪天给我爸推去吧。李校长的心里当然有数,如果这样把车彻底收拾一下,在外面,最少也要两块钱。第二天,他就把车推到我爸的修车摊儿。我爸一见是校长,当然尽心尽力,最后不光没要钱,还干脆敲明叫响地说,以后校长的车只要有毛病,只管推过来。这以后,李校长的车果然又接连出了几回毛病,都是车胎扎了。当然不是来学校的路上扎的,是我趁楼道里没人注意,用锥子给他扎的。李校长虽然心疼他的自行车,但每次车胎补两个窟窿,能省七八毛钱,心里也就挺高兴。

这以后,我在学校也就“开戒”了。

这一“开戒”,胆子也就越来越大。我先打了张老师,接着又一连打了几个人,再后来,只要谁敢叫我“马甲儿”,我抡着活扳子上去就打,最后干脆连看大门儿的刘老瘪也给开了。从这以后,李校长不再叫我“马甲儿”了,而是字正腔圆地叫我“马甲同学”。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他讲话时还特意强调,今后要树立正的风气,无论同学之间,还是师生之间,都要互相尊重,随便起外号儿是一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我们学校一定要彻底杜绝。

在这个傍晚,显然是张老师请李校长吃饭。这时,张老师就把吃这顿饭的真正目的说出来。他说,他一个当老师的,竟然让学生打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必须有个说法儿。

李校长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问,你想要什么说法儿?

张老师说,这个叫“马甲儿”的学生,必须处理。

李校长一听“噗”地乐了,说,你看,你到现在还叫他“马甲儿”,你这不是找打吗?

张老师瞪起眼问,你到底是哪头儿的?

李校长说,我哪头儿的也不是,我讲的是理。

李校长这么一说,张老师也就亮出底牌,说,要么处理“马甲儿”,要么,我调走。

李校长问,你想往哪儿调?

张老师说,现在街道办事处正需要有文化的干部,他们一直想要我。

李校长听了“嗯”一声说,好啊,街道工作也很重要,你想去,就去吧。

张老师本想把街道办事处当成最后一张王牌,没想到,李校长会这么说,一下傻了。

张老师最终也没调走,不光没调走,还一直教我到小学毕业。在我四年级时,还让我当了副班长,但我这副班长也就是个虚名儿,张老师从没搭理过我。到我小学毕业时,他对我说,李校长刚又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我真替他发愁,他这车,以后可怎么办呢?还有你,我也替你发愁,你应该让李校长陪着去上中学,要不,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我这时已经学会说话不吐核儿了,我笑着问,你就不怕,我把这话告诉李校长吗?

张老师听了一愣,看着我,眨巴眨巴眼。

我冲他笑笑,就这样离开了学校。

我上中学当然不用李校长陪着,他也不可能陪着,但我在中学确实遇到了麻烦。前三年还没看出什么,毕业时,问题就出来了。那时初中毕业,一般有三个去向,一是继续上高中,二是分配工作,三是去农村插队。当然谁都不愿去插队,最好是直接分配工作,上高中等而次之,因为都明白,将来高中毕业,还有去插队的危险。这时决定每个人去哪儿,表面看,国家有分配政策,其实关键还在学校,而学校的关键,则是在班主任老师。于是班里的所有人,或自己,或家长,就开始轮番来找班主任老师谈话。我的班主任老师姓羊,叫羊士林,三十多岁,是个河南人,长着一脸的糟疙瘩。别人长糟疙瘩难看,他不光不难看,还显得脸上挺有内容。羊老师这时就不干别的了,每天只一件事,接待一个又一个来找他谈话的学生或家长。我的去向,这时虽还没明确公布,但已有消息传出来,学校对我这样的条件是“一刀切”,一律都去插队。于是,我也来找羊老师要求谈话。但我每天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一直等到他下午下班,却总排不上队。后来我发现,别人净是家长来的。我想,别人有家长,我也有,干脆也让我爸来,但我爸只来了一回就急了,他说这溜溜儿的一天,就这么瞪眼儿傻等着,这得耽误我补多少轱辘?说完一拍屁股就走了。

后来我才明白,我还是把这事儿想简单了。我虽然也让我爸来了,但我爸跟别人的爸爸不是一回事。别人的爸爸有的是厂长,有的是车间主任,最不济的也是工人。工人反倒更硬气,不但硬气,也理直气壮,一张嘴就是“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光领导一切,还要占领上层建筑”。大嗓门儿震得房顶直掉土,脾气再大的敢跟羊老师拍桌子。我们班有个叫石铁柱的,据说他爸是火车司机,但后来才知道,不是司机,是司炉,也就是给火车头添煤的。这司炉来学校根本不排队,办公室推门儿就进。羊老师见了他刚要客气地让座,他只说了一句,我是个大老粗儿,不会说话!说完就抡起大巴掌,在羊老师的办公桌上“啪”地拍了一下。这司炉整天在火车头上抡铁锨,据石铁柱说,一分钟要添二十四铲儿煤,两个手掌又大又厚,看着就像熊掌。他就这一下,把桌上的水杯拍得蹦起一尺多高,溅了羊老师一脸的茶叶末儿,桌上的玻璃板也给拍碎了,但羊老师没说任何话,用手绢擦着脸上的茶叶末儿,客客气气地把这司炉送走了。可我爸不行。我爸就是个蹲马路边儿修自行车的,别人没来找他的麻烦,已经谢天谢地了,他要是跑到办公室也给羊老师来这么一下,别说赔玻璃板,赔水杯,羊老师能立刻叫来派出所的民警,把他抓起来。

我想清楚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这办法不行,就再想别的办法。

我有个习惯,如果用书上的话说,就是勤于动脑。我的大脑每时每刻都不闲着,包括桌上吃饭,坑上拉屎,就是躺在床上脑子也在转。转的内容当然有远有近,一般是先从近的开始。譬如谁说了什么,他说的是不是有所指;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将来会不会对我有用,倘有用,我该如何跟他接近,如果没用,又会不会对我构成威胁。再譬如,我下一步打算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借助谁,用什么办法去接触这个人,又怎样向他讨好;然后再由这些人和事想到长远的将来,再从长远的将来拉回来,考虑眼前的事该如何应对。有人把这叫“算计”。“算计”听起来不像个好词儿。可有句俗话,“谁人背后不算计人,谁人背后又不被人算计?”都说“人算不如天算”,其实天算是瞎鬼,说到底,还得人自己算。

我奶奶活着时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算计出的许多奇思妙想,都是来自于夜里的梦境。这次,我的脑子转了几天,夜里就又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羊老师带着我们去农村参加学农劳动。那时有句话,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到农忙季节,学校就组织学生去农村学农劳动,或耪地,或收庄稼。梦里好像是个中午,大家背着背包排成一队,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已走得口干舌燥。羊老师背着一只水壶,一边走,水壶一边在他屁股上一跳一跳地发出诱人的水声。我渴得实在忍不住了,就追上去,想找他要点儿水喝,但羊老师好像没听见。我又使劲说了几遍,他还是没听见。可后来休息时,我发现,他把水壶偷偷塞给马又红。马又红是我们班的女生班长,长得不算好看,但很壮实,身上鼓鼓囊囊的,像个刚出锅儿的大馒头,浑身上下蒸腾着女孩儿特有的青春热气。马又红好像不太想喝水,用手推着,还一直在哭。羊老师就小声劝她,还一直用手绢给她擦眼泪。

我醒了之后想想,就突然明白了。

马又红家里的条件跟石铁柱一样。石铁柱的上边有两个姐姐,底下一个弟弟。马又红是上边两个哥哥,底下一个妹妹。如果按当时的分配政策,这样的条件肯定去农村插队,就算使劲照顾一下,最多也就上高中,但石铁柱那个当司炉的爸爸一巴掌拍碎羊老师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又震碎了水杯之后,没几天,学校就宣布,石铁柱直接被分配工作了。马又红的名字却出现在第一批下乡插队的大红喜报上。这一下马又红就被架在火上了,跟学校说不是,不说也不是。如果去找学校说,她是学生班长,本身又符合插队条件,拒绝去插队怎么说也没道理;但不说,又明摆着不合理,自己跟石铁柱是一样的条件,凭什么他连高中也不上,直接就分配工作,而自己却要去插队?马又红长得五大三粗,平时性格也很泼辣,这时却一下没了主意。倘去找学校领导,学校领导肯定有一百句话等着她,只能白饶一面儿;可不找,心里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她就来找羊老师。找羊老师也说不出别的,就是哭。所以这段时间,羊老师说是每天接待学生和家长,其实接待最多的还是马又红。有几次下午,眼看快到下班时间了,我来羊老师的办公室,扒着窗户往里看,看见的都是马又红坐在羊老师的面前低头抹泪。

这天夜里的这个梦,让我灵机一动,或者说,有了一种直觉。

这以后,我仍然每天来学校,但能不能轮到我跟羊老师谈话已经不重要了。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说得再具体一点,也就是马又红究竟跟羊老师怎么谈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规律,羊老师一般都是把跟马又红谈话放在最后。这时,别的班的学生和家长也纷纷来找老师谈话,办公室里已经乱成一团。这一来,在轮到马又红时,羊老师就把谈话的地点挪到教室。我真搞不懂,马又红看着这么壮实的一个女孩儿,平时又挺泼辣,这会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眼泪,跟羊老师谈话时,总是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哭。一天下午,她好像越哭越委屈,直到傍晚了还没有要停下的意思。我也就站在教室门外,耐心地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着。就在这时,我看到羊老师伸出手,先是一只,然后两只,开始给马又红擦眼泪。我心里立刻一动。不过还是跟在梦里看到的不太一样,梦里的羊老师给马又红擦眼泪,是用手绢,可这时是直接用手。他给马又红擦眼泪的手法也很细腻,先用两个手掌捧住马又红的脸颊,然后用两个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抹着。

我扒到门上的小窗户上,直盯盯地朝里看着,立起眉毛,瞪大两眼,嘴也慢慢张大了。显然,这是一种很夸张的吃惊表情。

这时虽已将近傍晚,但旁边办公室的门口还有一些人,都是别的班的学生和家长,也在等着找老师谈话。我这个夸张的表情,很快就引起旁边人的注意。于是有人凑过来,也扒着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让我这样吃惊。这时就又有人凑过来。后面的人虽然看不清,但已经意识到,这教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就拼命伸着脖子往前挤。人都是这样,只要看到别人都在看一件事,好奇心登时就会上来,一定也得看看,否则心里就不踏实。小窗户的跟前人已经越挤越多。我感觉到脖子后头有很多张嘴在喘气。有人好像刚吃了大蒜,而且是就着韭菜吃的,味儿熏得我直想吐。但这时,我已看见,刚才那个有意思的瞬间已经过去了,羊老师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已经把手收回来。所以后来的人看到的,也就只是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学生坐在教室里谈话。我看看差不多了,就抽身出来,站在旁边,看着这些人在小窗户的跟前拼命挤着。这时还不断地有人过来,后面的人挤不上去,以为有什么好事儿,干脆急得嚷起来,都别挤啊,排队啊,一个儿一个儿来!

大概就是这一嗓子,让羊老师回过头。一看吓了一跳,教室后面的小窗上,镶着无数个脑袋,羊老师立刻起身开门出来,围在外面的学生和家长哄地一下都散了。这时羊老师发现了我。我就站在离门口儿不远的地方,两手揣在裤兜里,正若无其事地朝这边看着。羊老师脸色难看地朝我瞥一眼,想了想,又回头冲教室里的马又红看一眼,就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事就不用我操心了。我知道,这下就要热闹了。

果然,第二天,学校里就传开了。这种事的传播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又正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下就成了全校最大的新闻。到下午,这事儿就已传得连说的人都说不出口了,甚至还有人说,在教室里还发现了在这种地方不该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这回马又红是真哭了,不是冲羊老师,而是自己坐在教室里,一会儿哭得哇哇的,一会儿又抽抽搭搭。可她这样哭,却没人过来劝。不是不想劝,而是不知究竟怎么回事,都不敢劝。

将近傍晚时,我就被学校领导叫去。这时的学校领导已不是校长,是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姓周,是个大胖子,脸也像门帘子一样耷拉着,但他的耷拉跟我的耷拉还不是一回事。我的脸耷拉是天生的,胎里带,他的脸耷拉却是因为胖,一胖肉就松,所以他的脸其实不是耷拉,是嘟噜。周主任叫我,是因为已经调查过了,据最先看到这件事的一个学生家长说,他是因为看见一个学生正扒着教室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所以才过来的。后来经过询问当时在场的学生,最后确定,这个学生就是我。周主任问我,昨天下午,究竟怎么回事?

我好像没听懂,问什么事怎么回事?

周主任说,就是你们班的事。

我说,我们班怎么了,下雨没关窗户吗?

周主任只好说,我问的,是羊老师的事。

我“哦”一声说,羊老师挺好啊,他这一阵子特别忙,好多同学和家长都找他谈话。说着想了想,又摇摇头,您这一问,我还真有点儿蒙,是昨天的事还是前天的事?我怎么糊涂了。

周主任皱皱眉问,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我说,懂是懂,可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

周主任听我说话颠三倒四的,就有些不耐烦了,问,你干吗去了,一宿没睡?

我说,我家的猫下小猫儿,折腾了一夜,我得看着,直到天亮才下出来。

我这一夜确实没睡觉,但我家的猫是公猫,下不出小猫儿,我是去河边照螃蟹了。那时河里的螃蟹很多,夜里在河边,只要打开手电筒,螃蟹一见光就会自己爬上来。周主任见我一脸的倦意,说话也着三不着两的,只好挥挥手说,你明天上午再来吧。

我第二天上午没去见周主任。羊老师派人来叫我,我也没去。过去我要找他们得排队,我已经一连十多天了,为了跟羊老师谈话,从早到晚一直排着,可至今也没排上。现在他们想找我了,我也得让他们排排队。我再去见周主任之前,当然得先见羊老师。因为昨天傍晚的事,学校已经确定,我是第一个直接目击者,所以我说的话也就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我一句话就能决定羊老师的命运。正因如此,我跟羊老师的谈话,也就尤为关键,因为跟他谈的结果,直接决定我跟周主任怎么说。羊老师找了我一上午没找到,就有点儿急了。我没去学校,一直在家里睡觉。石铁柱跑来叫我,说羊老师说了,有天大的事也先放下,赶紧去。我看着火候儿差不多了,这才来到学校。羊老师一见我就像见了亲人,可脸上还绷着,只是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这个时候了还在家里睡觉?

我见他的脸绷着,我的脸也就还像门帘子似的耷拉着。我不想跟他废话,直接就说,昨天周主任找我了。果然,羊老师一听就把脑袋伸过来,瞪着我问,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什么也没说。

羊老师显然不信,问,周主任把你叫去,你怎么可能什么也不说?

我说,我昨天不舒服,说不出话,周主任让我今天再去。

羊老师立刻问,你已经去了?

我说,还没去。

我说完看着羊老师。

我知道,羊老师是一个极聪明的人。直到很多年后,我再想起这个人,仍然很佩服他,他脸上的每一个糟疙瘩里似乎都蕴藏着智慧,可以说是一脸的智慧。既然如此,跟他说话也就不必拐弯抹角。我用两眼盯着他,又说,周主任已叫我几次了,我得马上去。

羊老师低头想了想,抬起头问,这么说吧,你昨天下午,到底看见什么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于是耷拉着脸,看着他。

羊老师看着我,两眼慢慢睁大了,脸上的糟疙瘩也憋得像草莓,又大又红。显然,他没想到,这个整天耷拉着脸,在班里不言不语的学生,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我想,羊老师这时肯定已经悔得肠子都青了。在这之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学生家长来,不应该因为是个蹲马路边儿修自行车的,就拿他没当回事,更不应该的是把这个整天耷拉着脸的学生没放在眼里。倘早接待了这爷儿俩,至少这一次,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羊老师这时肯定在心里直跺脚,这应了那句老话,“在阴沟里翻船了”。

这时,我又催了他一句,周主任那边还等着,我得赶紧去了。

羊老师突然抬起头,一咬牙说,别管外面怎么传,我什么都没干。

我冲他看了看,说,知道了。说完扭头就走。

哎,等等。他立刻又叫了一声。

我站住了,慢慢回过头。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就这么看了一会儿。他“嗐”的一声,摇摇头。

我说,我不想去插队。

他垂头丧气地说,分配工作,得由学校决定。

我说,我没说要分配工作。

他沉了沉,今年,咱们学校也恢复高中。

我用力看看他,就转身走了。

这样再跟周主任谈,我就知道该怎么谈了。我来到学校革委会的办公室,周主任已经等急了。他急,我不急。我先一脸正色地表示,今天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着,又故意避实就虚,问东答西,就是不回答实质性的问题。我这样做,是想投石问路。我必须先摸清周主任已经掌握了什么,掌握多少,然后再决定我的话怎么说,说到一个什么尺寸。

我很快明白了,周主任并没掌握什么。我这时再回想前天下午,当时最先过来的是一个干瘦的家长,戴着一副像瓶子底儿一样的近视眼镜,还挺爱掺和事儿,一过来就伸着脖子凑到小窗跟前。这时羊老师的两只手还没离开马又红的脸颊,倘换别人,肯定就看见了,但这个瘦子的眼镜好像度数浅了,眯缝着两眼看了半天,嘴里还喃喃自语地说着,嘛也没有啊,这是看嘛呢?这也就说明,他当时不但没看见羊老师和马又红在干什么,甚至可能连这两个人都没看清。而后来再有人过来,教室里的这个精彩瞬间就已经过去了。我由此断定,真正看到这件事实质内容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至于学校的这些传闻,都只是后来过来的这些学生和家长的臆测。他们看到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学生这样坐在教室里,那个女生还低着头哭,就顺理成章地把这想象成一件什么样的事。

于是,我对周主任说,事情并不像外面传的那样。这段时间,马又红一直在追着羊老师谈话,羊老师已经反复跟她说了,现在要谈话的同学和家长很多,他不能只跟她一个人谈。可马又红不听,一找羊老师就哭哭啼啼。前天下午,羊老师和马又红谈话本来是在办公室,但马又红又一直哭,办公室里的人也越来越多,羊老师是担心影响不好,所以才和她去了教室。去教室也没有别的事,至少我过来时,没看见任何事,羊老师只是一直在劝马又红。至于外面传的羊老师跟马又红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造谣我不知道,但我是相信羊老师的。现在的人就爱捕风捉影,况且又正在这种敏感的时候,肯定有人别有用心。

我最后说,领导还是别信这些没影儿的事。

我这样说话,表面的意思很明确,其实还是留了退身步儿,或者说是埋了两个“钉子”。我说,至少我过来时,没看见任何事。那么我过来之前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第一;第二,我对周主任说,外面是不是造谣我不知道,但我是相信羊老师的。我这样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外面说的是不是造谣,可能性应该各占一半。而我相信羊老师,也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态度。换句话说,就算我相信羊老师没事,他该有事也还是有事。

但我的这番话,还是对羊老师有利。我能感觉到,周主任也希望我的话对羊老师有利,这样学校也就省去很多麻烦。我既然这样说了,周主任心里也就有底了。于是,学校做了两件事。第一,先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大红喜报,说羊士林老师被评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积极分子”,要去区里参加集训一个月。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张喜报有点牵强,一个积极分子参加集训的事,没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第二,就是马又红的分配去向由去农村插队,改为上高中。显然,学校这样做也是经过考虑的。如果还让马又红插队,虽然是早已做出的决定,但性质也就变了,似乎带有惩罚的意味,这也就等于变相承认,她跟羊老师确实有事。让她改上高中,也就说明,她哭是有道理的,本来就应该上高中。

但并没有人注意到,与此同时,学校还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个决定。羊老师在去集训之前,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这时已经一身轻松,对我说,学校考虑到你父亲有病,决定照顾你。

我父亲确实有病。他由于长期蹲在路边修自行车,腰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已经直不起来了。我之所以一直要找羊老师谈话,也就是想以这事为由,让学校照顾。

羊老师说,学校同意照顾了,让你改上高中。他“嗯”了一下,当然,也只能照顾到这个程度了。

我听了看看他。

他也看看我。

我俩同时点了点头。

……

王松,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曾去农村插队,大学(77级)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开始文学写作生涯,其间做过教师、编辑、电视导演等,1990年调入天津市作协从事专业写作。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单行本、个人作品集等数十种。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