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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小说《倒影》:当代中国版的《东京物语》

2019-5-15 16:03| 作者: 赵振杰|编辑: admin| 查看: 61| 评论: 0

“子女们长大之后,总归会渐渐远离父母的,毕竟大家都是要以自己的生活为重的。 ”

“如果是这样,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太冷漠了。 ”

“不错,但每个人渐渐都会变成这样的。 ”

“生活难道总会这样让人失望吗? ”

“是啊,不如意的事太多了。 ”

用电影《东京物语》中的这段对白来概括罗伟章中篇小说《倒影》 ( 《人民文学》 2019年第1期, 《小说月报》 2019年第4期)的主题,或许再合适不过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中国的家庭日益单元化、分子化,几世同堂的传统大家族变得越来越罕见, 《东京物语》中所呈现的亲缘关系,正在成为中国家庭的普遍现状;而与此同时,在婚育政策、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合作用力下,中国人口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当父母步入耄耋之年,谁来赡养?当老人患病住院,谁来陪护?这些已然成为当前每一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 《倒影》所传达和表现的,正是在这种时代症候和社会语境下产生的伦理危机与生存困境。

小说以医院为据点,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治疗时的迫不得已,到直面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如银瓶乍破,和盘托出。作家以看似平淡如水、波澜不惊的叙事笔触,将一场世俗的相遇凝练到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沉郁顿挫又让人欷歔,到结尾时只感觉尚有万语千言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从总体叙述风格以及作品的现实指向性层面看,罗伟章的小说《倒影》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 ,确乎存在着某些同质异构的相似性,然而,就叙事基调和情感温度而言, 《倒影》却要比《东京物语》凛冽得多。与《东京物语》自始至终温情脉脉不同,《倒影》的质地更加坚硬,质感更为粗粝,更能凸显出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 《倒影》也要比《东京物语》更加直接与强烈。在《东京物语》中,母亲从病危到去世只不过几天的时间,而《倒影》所要集中呈现的恰恰是老人病而未亡的时间段中子女们承受的“相同的悲痛” ,以及各自面临的“不同的难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 《倒影》更像是在《东京物语》的空白处展开的假设与续写。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小说中的人物,既是父亲的子女,同时也在生活中分别扮演着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领导、下属等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义务。如何化解各种角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让每个人都焦头烂额、力不从心。面对“没有绝望,也看不到希望”的父亲,放弃治疗似乎成为儿女们于心不忍却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大家都要以自己的生活为重” ,毕竟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太多” 。或许,我们可以残忍地进一步假设,如若没有选择放弃治疗,接下来又将发生什么:瘫痪在床的父亲势必成为子女们生活中的负担与累赘,在无休止的赡养与陪护过程中,他们的孝心与耐心必将被一点点蚕食殆尽,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矛盾也会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可以想见,时间长了,儿女们的矛头迟早还是会指向“老而不死”的父亲身上,于是电影《喜丧》便会成为这一假设的必然性结局——老人像瘟神一般,被子女们推来搡去,最终在羊圈中孤独死去。这是人人都不想看到,但又是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现实悲剧。

然而《倒影》的志向,并不停留在呈现家庭伦理。罗伟章在讲述家长里短、人情冷暖的同时,也在“医院”这个特殊场域中思考、诠释着另一个颇具形而上意味的沉重命题,即人在“异托邦世界”中发生的畸变与异化。

“异托邦” (Heterotopias)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上世纪

60年代所思考、介绍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福柯看来,异托邦与乌托邦既有着某种联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乌托邦是一个没有场所的想象空间,而异托邦则是现实生活中权力者和全体社会成员出于某种需要而建构出的一种异质性空间。它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体,也不是子虚乌有的幻象,而是一种混合了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的“间性存在” 。用福柯自己的话讲,异托邦就如同一面镜子,“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 ”福柯将医院与学校、兵营、监狱、精神病院、墓地等一同定义为“危机异托邦的异托邦形式” 。

在《倒影》中,罗伟章通过“我”在陪护父亲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将医院的异托邦属性展露无遗——医院大厅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着的“脾切除、胃切除、胆囊切除、子宫切除”的血红字幕,重症监护室内以爷爷口吻训斥爷爷的年轻小伙,没病装病满世界找人扯闲篇拉家常的老婆婆,身患胰腺癌却打扮成健康人模样到处溜达的瘦高个儿,在患者家属面前狂刷存在感的康医生,恪守南丁格尔誓言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的“机械天使”程护士……这些都令“我”莫名地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梦中。小说结尾处这样描述:办完父亲的出院手续,“我”心想是不是应该跟医务人员道个别,正犹豫着,康医生迎面走来,“我”还未及开口,他就一阵风从“我”身边飘过,仿佛彼此从未相识过……而护士办公室和各个病房都没有程护士的影子,墙上医护人员的照片,虽有一个程护士,却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此刻,“我”才如梦初醒,若有所失地自语:“这家医院,一下子空了,与我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由此,医院作为一种异托邦的存在形态,其对人性与情感的型塑与规训,得到强有力的呈现。

此外,小说题目《倒影》也颇值得玩味。从情节上看,由于题目与内文并不构成直接对应联系,且对故事本身也未起到综括性作用,读者于是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题目可能具有的隐喻功能。在我看来,这种隐喻功能或许有二:一是便于传递作者内心深处那份融合着怅惘、悔恨、自责、迷失、无奈等多种情绪的复杂心境。小说在最后一句写道:“大哥说‘爸爸老了’ 。——爸爸老了快满十年了。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作者是以追忆性的叙事视角,来回顾那段在医院中陪护父亲的短暂而艰难的时光,前面的整个故事,都可视为最后一句话的“倒影” 。我们完全可以在脑海中构筑这样一幅画面:叙述者站在时间的湖畔,望着水中由记忆组成的倒影,兀自言道:假如上苍再给一次机会,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改变曾经的选择?又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承受改变带来的后果?这个哈姆雷特式的疑问不仅仅是“我”的扪心自问,也是向每一个读者发出的追问。二是在于建构一个连接叙述者与读者、个体与世界、虚构与真实的无声传感器。透过“倒影”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故事中各色人等的不幸遭际,同时也折射出社会大背景下每个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危机与道德困境。由此,我不禁再次联想到《东京物语》 。小津安二郎在处理人物对话时,有意识地打破“第四面墙” ,让演员们刻意直视镜头说话,从而为观众营造一种“被注视”的错觉。罗伟章将小说命名《倒影》 ,亦能产生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他借助“倒影”一词,将读者代入到文本故事之中,进而迫使读者在“你若是‘我’ ,又当如何抉择”这个噬心命题面前进退维谷,无言以对。

从这个意义上看, 《倒影》不啻为当代中国版的《东京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