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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2期|张翎:有一种力量叫罹病

2019-5-9 14:56| 编辑: admin| 查看: 397| 评论: 0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代表作有小说《流年物语》《余震》《雁过藻溪》《劳燕》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等。小说《余震》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现居多伦多。

2018年6月4日

佛罗伦萨,桂荻居

一个英国女人一生中的意大利篇章

昨夜我听见一个小孩这样歌唱

在桂荻居窗下,教堂边上,

啊,自由是多么美丽啊,多么美丽!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桂荻居窗口》

假设你在英伦的街道上遇上一个恰巧也喜欢诗的人,提起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名字,他极有可能会背出“我怎样地爱你?让我一一数念”这一名句。但病榻上的小女人所写的爱情诗,却不是她留给意大利人的最深印象。她的名字在意大利的记忆火镰上擦出的第一个火星子,一定是上面那几行篆刻在她故居桂荻居(Casa Guidi)侧墙上的诗。诗里“美丽”的自由,不是洒给天底下人看的热血,而是唱给她第二故乡、当时还跌跌撞撞地行走在自由解放之路上的意大利的一首赞美诗。

自1846年秋天他们以炸起一地飞尘的方式离开英格兰之后,勃朗宁夫妇在意大利生活了十五年。为了让常年罹病的她避开酷暑严寒,他们也曾在别的城市短暂地居住过,但佛罗伦萨的桂荻居却是他们最固定的住处,直到她客死他乡。

桂荻居多年以前曾经是贵族府邸——佛罗伦萨的每一座老楼都曾经是。而现在,它只是一座产权复杂的公寓楼,混在一条叫Piazza San Felice的街上毫不起眼,几乎可以用败落寒酸来形容。桂荻居虽然不起眼,但假设你摊开佛罗伦萨地图,费力地找到它的所在,你一定会忍不住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原来,如此。从桂荻居那扇漆成深棕色的旧木门出去,往左走上短短几步路,就是佛罗伦萨城中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彼提皇宫(Palazzo Pitti),在这里住过的人打一个喷嚏,惊起的飞鸟可以轻而易举地遮暗半爿天空:托斯卡纳大公,拿破仑,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从彼提宫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游人云集的老桥,桥下是那条流淌过无数个世纪的阿诺河,沿河的街上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和饭馆。假如你在每一家店铺停留三分钟,你大概从黎明走到天黑也走不完半程路。不知当年勃朗宁夫妇在这里租房,是不是因了这里的热闹和便捷?

桂荻居所在的这座楼,当年名为桂荻宫。勃朗宁夫妇租下其中的几个房间之后,伊丽莎白为之起了一个更具有家居意味的名字,叫桂荻居。

伊丽莎白的故居,大约是天底下所有故居中离它原本的样子最为接近的一处——这都归功于她丈夫的一个冲动之举。

伊丽莎白虽然常年体弱多病,但没有人想到她会死得如此突兀。沉沦在巨大悲恸之中的罗伯特突发奇想,请来一位艺术家,把妻子的起居室兼写作室画成了一幅静物写生图。也许那时他已经预见到了,从桂荻居的大门走出去之后,他再也不会回到这座伤心之城。他只是想把那些经不起岁月磨损的记忆,牢牢地抓一片揣在手心。但他一定没有想到,那一片被他抓住了的私人记忆,有一天会演变成文学史书里的一页公众信息。当时银版照相技术已经问世,他和妻子儿子都已留下多幅相片。不知为何,罗伯特没想到采用更为精确的照相技术。也许,这就是天意,因为油画有着一样银版照相技术无法企及的绝技:油画给后世留下的不仅是关于空间和形状的印象——这些印象照片都能完美复制,油画还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关于色彩的鲜活记忆。

后世就是根据这幅油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伊丽莎白写作室的原貌。屋里的摆设是后人根据油画的描述而购置的。

屋子里钩住我眼睛的第一样东西是她的书桌。就在这张书桌上,不,这张桌子只是一个替身,我应该说:就在它所替代的另外一张桌子上,伊丽莎白写下了《桂荻居窗口》《奥萝拉·莉》《致国会的诗》。我不需要细细查看这张桌子的形状、质地、颜色,还有桌面上的雕纹,因为我已经在油画中见过它的本尊。我所惊叹的只是它在房间中的位置。这个位置没有改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是如此。它在房间的深处,离窗子很远,窗外的光线投射到这个角落时,已经弱如飞丝。而那盏悬在天花板之上的枝形吊灯,离桌面也很远,那样的光亮似乎更适宜于谈话而不是阅读。可以想象一双很少闲置的眼睛,在这样的光线里常年劳作,会处于怎样的透支状态?伊丽莎白为什么不能像她隔洋的崇拜者、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那样,把桌子放在窗口,在阳光里铺开纸笔,一抬头就可以看见窗外的满树繁花呢?我忍不住问自己。也许,在伊丽莎白孱弱的身体内,昏暗是灵魂滋长力气的最佳土壤。只有在那片介于黑和白之间的灰色地带里,她才可以缓慢自如地积攒能量,等待着和光明猝然相逢时那一声天崩地裂的轰然撞击。

我还注意到了屋里的一张靠椅,应该是一件摆在原处的复制品,伊丽莎白大概就是斜靠在上面读书或者养神的。靠椅摆在离窗很近的地方,假如正着坐,阳光会蒙上她的整张脸,而背着坐时,阳光会舔在她的颈脖和后背。关于这张靠椅,我听过一个传说:除了用来歇息之外,靠椅也是她最私密的文库——她时常会把诗稿偷偷藏掖在坐垫之下。这个传说打碎了传记作家在我脑子里构筑的一个童话:勃朗宁夫妇总是在第一时间相互交换手稿,就像萨特和波伏娃、海德格尔和阿伦特那样。

假如这个传说是真的,那只可能有一种解释:伊丽莎白不愿意丈夫看见这些文字。这个传说兴许不仅仅是坊间闲话,因为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作为它的佐证:伊丽莎白流传最广的那组十四行爱情诗,是她深陷爱海时的激情之作。她横跨英吉利海峡私奔到意大利之后,却把诗稿藏了三年,直到罗伯特为失去慈母却不能回英国奔丧而陷入内疚悲哀不能自拔时,她才把诗稿拿出来给他看。那是她的抚慰方式,她觉得只有爱情才能填满他内心那个巨大空洞。罗伯特惊为天籁,立即催促她联系出版,才有了后来著名的《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

她的犹豫,是因为自卑?她从一开始就像仰望星空那样崇拜他的才情,在他还是个寂寂无名的小诗人时。抑或是出于自我防护?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合拍,她兴许不想受他的意见左右。可惜后世已无从得知。

我在桂荻居看到了她的两幅肖像,一幅是少女时代的画像,另一幅是照片,摄于她去世前的三个月。少女的那张没有确切年代,看上去大约十一二岁,身穿一件带白圆领的深色衣裙,头发卷成无数个小圆圈披散在肩头。脸庞尖瘦,稚气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没有被艰难污染过的洁净清朗,嘴唇紧抿,是一种急切渴望成为大人的严肃。那时她还是一个整天和弟妹骑马爬山、充满了野性的小女孩,她并不知道疾病正潜伏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等着她经过时对她发起第一轮狙击。

和这张肖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的另一幅相片,摄于1861年的春天。那年她五十五岁,已经写过了她最精彩的诗。她穿着一件从颜色到样式都让人联想到寡妇的长裙,老式的长卷发无精打采地垂挂着,五官懈怠,鼻翼两侧有明显的法令纹,肩膀和手疲倦地下垂。这一切无不在沉默地宣告着生命力在地心引力之前的彻底溃败,谁也无法从那样的容颜里解读出诸如快乐和满足之类的字眼。但是,当摄影师在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她留给后世的最后影像。隔着一个半世纪的距离再看这张照片,尘埃落定,我们才会猛然醒悟:她脸上的那片阴影是死神的翅翼。

假如把她的人生想成是一条线,这两张照片仿佛是那条线上接近两端的两个点,一头一尾地夹裹着她生命的全程,真实而残酷。

1845年5月20日

伦敦,温普街50号

八卦史上缺失的一页

我的信!一堆堆死沉沉的纸,苍白又无声,

可是它们又像具有生命、颤动在

我拿不稳的手中——是那发抖的手

解开丝带,让它们今晚散满在

我膝上。这封说:他多盼望有个机会,

能作为朋友,见一见我。这一封又订了

春天里一个日子,来见我,跟我

握握手——平常的事,我可哭了!

这封说(不多几个字):“亲,我爱你!”

而我却惶恐得像上帝的未来在轰击

我的过去。这封说:“我属于你!”那墨迹,

紧贴在我悸跳的心头,久了,褪了色。

而这封……爱啊,你的言辞有什么神妙,

假如这里吐露的,我敢把它再说!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第28首(方平译)

……

这场恋爱进展得实在太缓慢了,慢得让人几乎想踹上他们一脚。从第一次听到罗伯特·勃朗宁的名字,到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中间过去了九年。从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又过去了四个月零十天。伊丽莎白大概很早就意识到了这段关系的非同寻常,在和罗伯特开始交往之后,她对身边那几个无话不谈的闺蜜们,突然变得有所保留了,即使提到罗伯特,也不像过去那样随意率性了。她的嘴里已经有了第一道锁,只是她们还没有察觉。

1845年5月20日那天的天气已无从考证,应该是个寻常的春日,没有下雨,风和日丽。温普街上走来一个身材中等衣着考究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的男人。半个月前他刚刚过了三十三岁生日,单身,和父母妹妹住在一起,暂时没有可以结婚的对象。先前有过几个不伤大雅地调过情说过笑话的女性朋友,终究不了了之。她们都比他年长。他向来喜欢才女和熟女,他母亲就比他父亲大了十岁。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份与生计相关的工作,至今依赖父母为生。他的家世与巴雷特家族倒是有一个相通之处:他的祖上也在西印度群岛谋过生赚过钱,只是他父亲很早就回了英国,断绝了那边的财路。他父亲现在在英国银行干着一份还算不错的职业,收入够养妻子和一儿一女。他全家都不在意他至今没有一个糊口的职业,因为他们觉得他是天才,用写诗的脑子去做糊口的琐事,那是暴殄天物。

他没有正经上过大学,虽然已经发表了一些诗作,但得到的嘲笑远多于掌声。此时离他被诗坛承认,还有好多个春夏秋冬。他十四岁就精通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不过在他那个时代,会几门外语并不是一件格外稀罕的事。他真正可以拿来夸口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和居多井底之蛙式的同代人相比,他算是见过世面了,他已经游过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而有一次的俄国之行,还是陪俄罗斯总领事一起去的。

其实,那天走在温普街上的那个男人,实在算不上是个白马王子。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倒是可以归在屌丝和啃老一族。他走在街上,步履很快也很扎实,满心都是热切的期待——期待着书信中那个用文字塑成的形象,会在面对面的时候得到鲜活的证实。他只是压根没想过,当他走上她家的台阶时,他会把他三十多年的自由丢在门外,他不再是勃朗宁家的甩手少爷,他从此要为一个女人操碎了心:为她的身体,为她的药物剂量,为她的衣食住行,为她的一切日常琐碎,还为她的诗歌和情绪。

他怀着急切的心情来看望的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公主。她已经三十九岁了,依旧待字闺中。姿色平平,常年患病。她十四五岁上得了奇奇怪怪的脊柱病,坊间盛传是骑马摔伤所致,其实不然。三十岁后又添了新疾,咳嗽心悸,两胁疼痛,最虚弱时连下楼都要弟弟们轮流背着。她的病依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至今医学界依旧众说纷纭,安在她头上的至少有以下几种可能性:肺结核、神经衰弱、百日咳、厌食症、脑脊髓炎、非麻痹性小儿麻痹症、麻痹性脊椎侧弯、焦虑症、失眠症、广场恐惧症、鸦片瘾、臆想症……为了止痛安神助眠,她很小就服食鸦片酊,至今还有人怀疑她诗中那些诡异的意象是否蒙鸦片导致的幻觉所赐。她父母在她身上试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样也许有道理也许纯属荒唐的治疗方法,包括睡在一张离地四英尺的吊床上、到阳光充足的海滩疗养、鸦片酊、拔罐、放血,甚至水蛭疗法,但都是效果甚微。

当然,她也有一两样可以拿得出手的好处的。她已经成名,大西洋两岸都有她的诗迷。数年后诗坛巨匠华兹华斯去世,她甚至一度被推举为继任的桂冠诗人,虽然最终败给了丁尼生。

况且,她还有独立谋生的资本——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中简直是凤毛麟角。她是家里的长女,又是巴雷特家族在英国诞下的第一个孩子,深得众人宠爱。她的祖母,还有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父亲在牙买加的生意合伙人,都在身后给她留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这笔遗产投资而来的利息,再加上稿费,她一年大约有三四百英镑的收入,胜过罗伯特父亲在银行辛苦所得的薪水。就是这些钱,保证了她日后在意大利过上一份相对舒适的日子。难怪她父亲和弟弟指控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是“掘金人”,她一再替他辩护,他也努力撇清,包括让她立下字据:在她身后的一切财产回归巴雷特家族,但他俩的解释依旧是孱弱无力的,因为他日后的行动证明:他的的确确一直在她的碗里舀饭吃。

她从前喜欢的男人,包括肯扬表兄、博伊德、亨特牧师,多多少少都是一个模式:年长,学问渊博,已婚,和他们交往她感觉安全。而罗伯特打破了这个模式,罗伯特带着一股生命力的旋风闯入她的生活,教会了她一个从前不认识的新词:冒险。博伊德和亨特与她的关系,多少都是剃头摊子一头热,一个比她冷,一个比她热,而只有罗伯特和她的温度两下相宜。罗伯特来得正是时候。

总而言之,那个五月的下午当罗伯特·勃朗宁敲响温普街50号的大门时,这远不是一个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故事的开始。充其量不过是两个接近中年的寂寥男女,在人山人海的都市里寻找丁点慰藉而已。这样的故事很寻常,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只是这个故事的过程有些惊险罢了。

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时钟呱啦一声停摆,停在了1845年5月20日下午三点钟。这个故事很怪诞,有着极长的铺垫。二十七封信,四个月零十天,再加上九年。可是如此漫长的铺垫却没有将我们引入高潮,似乎铺垫本身成了一个缓慢的高潮。好比一场大戏,开场的锣鼓热热闹闹地响了整整一季,等到大幕终于拉开,观众才发现舞台上并没有节目,幕布之后还是幕布,原来开场的锣鼓本身就是节目。

关于那次见面的唯一记录,是罗伯特在伊丽莎白前一封来信的信封上写下的两行字:

1845年5月20日,周二

下午3:00—4:30

那一个半小时里,在温普街50号三楼的那个小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

……

这一周伊丽莎白几乎没怎么合过眼,她一刻不停地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墨水瓶子已经见到了底。给报纸的结婚告示,给亲戚朋友的通知,给父亲弟妹的信,解释缘由,恳请理解,祈求宽恕。她是用命来写这些信的,每写完一封她就觉得自己又死去了一小片。她还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奥尔良的中转通信地址,因为那是她和罗伯特去意大利途中的必经之地。她即将失去她的故土和家园,但她不想再失去家人和朋友——在未来很长的日子里,他们将是她和英格兰之间的唯一连接。

2018年6月5日

佛罗伦萨,新教徒公墓

奥萝拉和一个自由派的修女

艺术在苦难中行动:

艺术家的职责是知行合一,

定睛在碌碌众生,

专注锐利

猛然一转,将内心深思

向外抒发

半是痛苦,半是狂喜……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奥萝拉·莉》(Aurora Leigh)

那个墓地的正式说法是新教徒(或非天主教徒)公墓(The Non-Catholic Cemetery),但当地人习惯叫它“英国公墓”,因为在当年佛罗伦萨城里住着很多英国人。在伊丽莎白年代的意大利,新教徒死后不能入葬城里的天主教堂墓地,只能葬在城外,所以意大利许多城市里,都有新教徒墓地,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和济慈,就是葬在罗马的新教徒墓地的。

抵达墓地时,正是午后,墓园里没有一个游客,四周很是寂静,只听见昆虫的翅翼在草丛和树枝间嘤嗡振动。接待室的门大开着,里面似乎没人,我只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隐隐一角白布。我轻轻敲了一下门,没有动静。再敲,就看见那角白布挪动了起来,站起一个穿长袍戴头巾的女人。……

她带我走进了对过的一个房间。我一进屋,屋里的摆设立刻将我砸晕。这间屋子堆满了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每一个窗台,每一个家具之间的空隙。我没想到一个做了守墓人的修女,会拥有一个如此丰盛的书库。

她摊开一本厚厚的来宾留言册,指着某一页上几行流利遒劲的英文字对我说:“这是一位和你一样的中国人,从美国来,到这里找他爷爷的踪迹。”

我发现上面的留言是:

很神奇看到了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记忆,她是我祖父(徐志摩)极为欣赏的一位作家……

我吸了一口气,忍不住感叹:一个人可以五年十年地过着死水一样的日子,却会在某一个偶然转身的时刻,猝然遇见意外的惊喜。

我也想起了很多年前看到过的一篇散文,是讲徐志摩费心费力地寻找探访身罹重病的女作家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的事情。我的毕业论文,做的就是关于她的研究。除了徐志摩,谁能想得出“曼殊菲儿”和“翡冷翠”这样的译法呢?和这样的翻译相比,曼斯菲尔德、佛罗伦萨只是一串没有质地和色彩的刻板声音。徐志摩大约总是喜欢那一类身子孱弱、灵气逼人的女子的,不分国界和族裔,也不管能不能娶回家来做妻子。后世总爱拿陆小曼的大烟瘾来和林徽因的玉洁冰清相比,好像总得制伏了一头,另一头才能存活似的。其实,一千个样子的美都可以并存,世上唯一需要孤立的,只是罪恶。

她从书架上抽出另外一本书,放在我面前:“这是我替企鹅出版社编的新版《奥萝拉·莉》。”

奥萝拉。我与这个词的尘缘未绝,我在这里与它再次相遇。

《奥萝拉·莉》是伊丽莎白一部最野心勃勃的史诗作品。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奥萝拉·莉的女子,她梦想成为伟大的诗人,带着探索诗魂的激情,行走在欧洲大陆。她遭遇了一波三折的爱情,爱上了一位心怀理想要征服贫穷改造社会的男人。在这部长达九卷的诗作里,伊丽莎白借着奥萝拉的视角,探讨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艺术家的职责。自1856年出版之后,至1900年为止重印了二十多次,被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誉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长诗”。可是繁忙的二十世纪淹没了奥萝拉和拉斯金的声音,这部长诗再无新版出现。

“是我写信给企鹅出版社主动请缨的。”茱莉亚修女说,“伊丽莎白前面所有的书,都是男人编的,也应该有一个女人编的版本了。”

我发现茱莉亚修女讲话中大凡出现“男人”这个词时,语气都是加重的。假如把她的语气也记录下来,那两个字应该是粗体,然后下面加上一根粗杠。

“我唯一的要求是,封面要由我来定。”她说。

这是一帧陌生的封面,与伊丽莎白从前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封面上是一尊大理石雕像: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子,斜躺在一块石头上,闭着眼睛,面容凝重忧伤。

“这是米开朗琪罗的石雕‘奥萝拉’。”茱莉亚修女解释道,“奥萝拉是罗马神话里的黎明之神,每天一早飞过天空,宣告太阳神来临。”

我感觉我的心往下沉了一沉,触碰到了一样粗粝结实的东西。是根。二十年了,我走走停停,磕磕碰碰,今天终于在无意之间找到了奥萝拉这个词的根。从黎明之神,到光亮,到极光,这是根的延伸,而地名人名书名,都是根结出来的果子。

后来茱莉亚修女又告诉我:米开朗琪罗的石雕奥萝拉,是给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所做的墓饰,米开朗琪罗曾经借黎明之神的口说:只要佛罗伦萨还处在暴君的统治之下,她就不想醒来看见黎明。伊丽莎白在《桂荻居窗口》里,也提到了这件事。

缓慢的黎明和日暮之神,用不悦的眼光

打量着他那个早已湮灭的家族的骨灰

他们再也不能阻挡人类的脚步。

“世上那些人,总把伊丽莎白当作一个病病殃殃只会写爱情诗的弱女子。我编这本书,选这个封面,就是想让人看见她的激情,她的愤怒,她的不羁。”茱莉亚修女说。

她没能和她的丈夫长眠在一起。罗伯特辞世时,儿子潘曾想把父亲埋葬在母亲身边。只是英国公墓当时无人管理,陷于破败之中,不再对外开放,于是,她就永远孤独地躺在了这里。幸好,她有一位守护天使。

我不禁回想起在桂荻居里,她的记忆和他的记忆,也是被一堵墙分隔在产权各异的两个房间里。唯一让我感觉欣慰的是:他们的朋友,美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女雕塑家哈莉特·霍斯默(Harriet Hosmer)在1853年为他们铸了一副手模。她的手握在他的手中,她显露的是手背,瘦骨嶙峋,他显露的是手掌,温润柔和。那一年她四十七岁,他四十一岁,霍斯默把他们永久地固定在这个年纪和这个姿势里。如今这副手模陈设在桂荻居里,弥补了他们生前身后的一切分离。

1861年6月29日

佛罗伦萨,桂荻居

生活,真的很美?

一年正值春天

一天正值清晨

清晨正值七时;

珠露遍布山野

云雀高天展翅

蜗牛恬息荆枝;

上帝稳坐天堂——

世上万物皆安!

——罗伯特·勃朗宁《璧芭走过》

伊丽莎白已经死去一百五十七年了,她留下的记忆,被岁月洗了又洗,还能剩下多少呢?活着的人,又会怎样记住她呢?一个常年罹病的女人?一个终生沉浸在爱情之中的妻子?一桩惊世骇俗的私奔案中的女主角?一个喜欢使用怪诞韵脚的女诗人?一个用撕扯到极限的声带热烈地赞美也愤怒地呐喊的反叛者?

我不知道。

留在英格兰记忆中的,大概会是她的《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而意大利人记住的,可能是《桂荻居窗口》。茱莉亚修女印象中最深刻的,应该是她亲手编辑的《奥萝拉·莉》。而我的记忆力早已不够记诗了,我还是试图记下桂荻居门上的那块石匾吧: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在此写作并辞世

她以一颗女人的心,融汇了学识和诗魂

她的诗句是联结意大利与英格兰的金指环

心怀感激的佛罗伦萨城

1861年(叶俊译)

选自《长江文艺》2018年第10、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