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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的决断——《三体》的存在主义意蕴及其文化启示

2019-1-25 11:14| 作者: 李广益|编辑: admin| 查看: 603| 评论: 0

选择赋予一个人的本质一种庄严,一种永久不会完全忘却的寂静的尊荣。

——克尔凯郭尔

 

2016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家人在夏威夷度过了任期内最后一个长假。 他装入行囊的四本书中,有一本是刚刚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小说《三体》。1美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在中国引起的小小喧嚣已经沉寂多时,内中描述《三体》 的用词却让有心人久久不能忘怀:黑暗小说(dark fiction)。“黑暗”的确是《三体》的阅读体验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类,但并非坊间议论的焦点。以“黑暗”为线索,我们是否能从《三体》中读出寻常观感所未曾揭示的东西?《三体》的“黑暗”基调,究竟意味着什么?

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重新阅读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和初读此书时醍醐灌顶般的惊异感相比,重温《三体》时截然不同的情绪起伏印证了其 “黑暗”之名:阴郁、沉重、哀伤……不过,真正的黑暗并非来自奥巴马读到 的《三体》第一部,而是《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这种渗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中的黑暗,并非刻意营造以佐阅读的氛围,而是富有存在主义气息的意境,《三体》因此具有耐人咀嚼的哲理意蕴。但文本哲性的来源既不是作者形而上的思考,也不是类似文本的启发,毋宁说,《三体》是被把握在意象中的它的时代。

一、罗辑:

一个存在者的成长故事

在《三体·黑暗森林》中,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错延伸。与暗线的主角,坚忍果决、甫一出场便近乎完人、对人类存亡续绝的使命锐身自任的军人章北海相比,引领明线的罗辑起初浑浑噩噩、毫无担当。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与大学教师职业所暗含的求知求真、为人师表的伦理要求,在其言行举止中没有着落。罗辑拥有天文学和社会学的双博士学位,这证明了他的天资,但他并未努力科研、勤事教学,而是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寻欢作乐。望之不似学人的罗辑,甚至令相识不久的露水情人心生鄙夷。而在罗辑因缘际会成为面壁者后,联合国秘书长萨伊直白犀利的斥责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支配其混世行径的堕落:

你作为一名学者是不合格的,你从事研究,既不是出于探索的欲望,也不是出于责任心和使命感,只是把它当做谋生的职业而已。……你有很多与一名严肃和敬业的学者不相称的行为:你做研究的功利性很强,常常以投机取巧为手段,哗众取宠为目的,还有过贪污研究经费的行为;从人品方面看,你玩世不恭,没有责任心,对学者的使命感更是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对人类的命运你并不关心。2

罗辑自己也承认,创立宇宙社会学固然是受到叶文洁的启发而为之,但其本意却不过是赶文化时髦,上百家讲坛,成为娱乐化的学术明星。得过且过与精致利己的混合背后的“逻辑”,不过是犬儒的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者的狡 诈。罗辑的辩解“现在不都这样吗?”表明,他并未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堕落状态,视为一种包围着自己的荒诞存在加以严肃的反思,而是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自欺态度,欣欣然和光同尘。由于这种自欺欺人是一种逃避, 一种逃避选择的选择,一种主观上无意对周遭的荒诞环境进行抵抗、追寻自身之真正存在的放弃,罗辑陷入了非本真的存在状态而不自知。

不过,罗辑的心也曾“被金色的爱情完全占据”。彼时,在女友用意深长的要求下,罗辑在内心想象出了一个最完美的女性,并最终不可自拔地与这个在他的思想中拥有了生命的完美少女展开了一场纯洁而热烈的精神恋爱。这 次“一个男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情经历,在罗辑随波逐流的心中,留下了一 片童话般的“最僻静的疆土”。罗辑所珍视的这份情感,尽管是男女之爱,却脱离了浮浅的欲望,拥有诗与真的和谐,让人想起为自己编织绮梦的民初女词人吕碧城。尽管这种本真不同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意义上的本真,但却意味着,罗辑的初心和良知未曾泯灭,他仍有可能在某一天达成向后者的飞跃。

当然,要实现这样一种可能,突破笼罩自身的幻象,为真实的存在而斗争,罗辑需要遭逢生命中的契机。醒悟了的存在者,像冯至在《十四行集》的开篇写下的那样,“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而对于罗辑 来说,奇迹就是他领悟存在的契机。三体人入侵以及应运而生的面壁计划,是彻底改变罗辑人生的第一个契机/奇迹。罗辑被莫名其妙地赋予面壁者的使命和身份,成为拥有巨大权力的战略计划制订者和领导者。连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都不想承担的他,却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承担拯救地球文明的责任。头一次,他体会到了存在的荒诞:“现在充斥着他的意识的,只有一种荒诞的不真实感,这一切,像一出没有任何逻辑的后现代戏剧。” 3戏剧终将落幕, 荒诞却绵绵不绝。ETO的暗杀,杀手的嘲讽,“对面壁者的笑”……罗辑终于明白,无论他主观上是否乐意、是否接受,面壁人的使命和身份是不可能放弃的。他被命运掷入了一个陷阱,一个困局,孤独无助,与所有人隔绝开来。在痛苦和愤怒之中,他有了一个面壁者和存在者的最初的自觉。

即便如此,罗辑仍试图逃避责任。他的想法是,“既然现在我剩下的只有这奇特的权力了,那何不用之?” 4他滥用面壁者的权力,为自己寻觅安乐窝,进而寻觅梦中情人。如果说对于荒诞存在的这种消极抵抗仍有某种积极意 义,那就在于,罗辑公器私用所追求的乃是上文所言非存在意义上的本真。这个时候,第二个契机/奇迹出现了。庄颜,真实的梦中情人,来到了罗辑身边。原本只能在梦想中出现的风景和爱人,都成为罗辑真切拥有的现实。情感本真的企及使罗辑的自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五年来,他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特别是孩子的出生,使他忘却了外部世界的一切,对爱人和孩子的爱融汇在一起,使他的灵魂深深陶醉其中。在这与世隔绝的温柔之乡,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幻觉里:外部世界也许真的是一种类似于量子态的东西,他不观察就不存在。5

然而,幻觉就是幻觉。三体人的舰队仍在逼近,人类的基础科学仍被智子 锁死,除罗辑外的面壁者们仍在进行看似徒劳的努力……泰勒的来访,击碎了 罗辑的幻觉,把罗辑一直在逃避的责任重新摆在他面前。被破壁的泰勒用自杀选择了逃避,他本可以从头再来,然而对整个世界的责任让他终于不堪重负。 感到“恐惧和迷茫”的罗辑负隅顽抗,但他的自欺和欺人渐渐力不从心。“你们幸福快乐多一分,面壁计划成功的希望就增加一点”,这句话的正确性仅仅 在于,这种天伦之乐越美满,一旦化为乌有(庄颜和女儿骤然离开),罗辑所承受的痛苦和绝望就越深沉,而这些痛苦和绝望就像锐利的刀锋,能鲜血淋漓地割断罗辑与幻觉的粘连。只有这样,罗辑才能意识到自我,才能深刻而持久地体验到自己无所依傍的孤独存在,从而直面世界的荒诞,做出走向本真存在的自由选择。

罗辑开始工作了,原因不是对全人类的责任感——此刻他仍然“看不到全人类”。用他的话说,“我就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担负不起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只希望过自己的生活”。 6只是,全人类的生存已经成为“过自己的生活”的先决条件,罗辑不得不以致力于拯救全人类的方式来挽回远去的妻女。在漫长的思想行程中,孤独的散步者罗辑逐渐逼近了宇宙的真相。在万物失去色彩的严冬,在跌入冰湖的黑夜,在极度恐怖的生死之际,理性的思考因非理性的主观体验而升华,让他终于洞察了一切。康德向往和礼赞过的星空,从此 兼具社会学意义上的冷酷和哲学意义上的荒诞,而罗辑的星空恐惧症,正是一个彻底醒悟的存在者对存在应有的反应。

不再退缩的罗辑,向着存在发起了孤独的斗争。他在人们的怀疑和嘲讽中发出了一条针对星星的咒语,然后怀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拖着受到基因武器攻击而危在旦夕的病体,通过冬眠去向一个更加孤独的未来。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未来,人类当中的大部分人竟然比昔日的罗辑更深地陷入自欺。分明 自己的基础科学仍被三体人跨越四光年的星际空间送来的智子死死锁住,人类却天真地相信三体人已经不堪一击,对现有技术的极致发展心满意足。末日之战让虚妄的“现代人”集体陷入精神崩溃,而罗辑、史强、希恩斯等上一个时代的遗民却保持着冷静。他们的心在两个世纪前的恐怖和绝望中淬过火,远比一生下来 就耽溺于幻觉中的“孩子们”坚韧。本以为自己可以卸下责任、及时行乐的罗辑,在末日之战和黑暗战役中验证了自己的猜想,恢复了身为面壁者的自觉,并义无反顾地、执着地去尽自己的责任。两百年前,在其他面壁者和千千万万不愿 屈服的人们为了拯救地球而殚精竭虑时,罗辑躲在“伊甸园”中醉生梦死;两百年后,在所有人的失望、误解和鄙夷中,在他的面壁者权力已经形同虚设、磨难已经快要聚集起来将他彻底压垮的时候,罗辑完成了骗过两个世界的布局。雪地工程不再是逃避现实,而是他押上性命与三体人豪赌一场之前的筹码制作。他的选择让自己的生死与两个世界的存亡紧密相关,存在者罗辑从而因对存在的坚决抵抗而使自己的存在获得了最大的意义。

但这并不是罗辑的成长故事的终结。罗辑一家的温馨重聚,只是在真正的最终时刻到来之前的必要铺垫。这个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不曾瞩目、更不曾细想的时刻,出现在《三体·死神永生》中程心取代罗辑成为执剑人的五十四年前:

在威慑建立之初,罗辑曾有过一段美好时光,那时他与庄颜和孩子团聚,重温两个世纪前的幸福。但这段时间很短暂,不到两年,庄颜就带着孩子离开了罗辑。原因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当罗辑在公众面前仍然是一个救世主时,他的形象在他最亲近的人眼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庄颜渐渐意识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是已经毁灭了一个世界、同时把另外两个世界的命运攥在手中的男人,他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怪物,让她和孩子害怕,于是她们离开了;另一种说法是,罗辑主动叫她们离开,以便她们能有正常的生活。庄颜和孩子不知所踪,她们现在应该都还活着,在什么地方过着普通人平静的生活。7

这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不动声色地折射出“现代人”的浅薄、平庸乃至猥琐的流言,是“现代人”的灵魂在他们所不理解的人物身上的自我投射。的确,庄颜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成就罗辑而出现的符号式人物,对于罗辑乃至读者来说她始终带着一种“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的迷离之感,甚至刘慈欣都不喜欢她。但就像《三体·黑暗森林》中作者借白蓉之口说的那样,“小说中的人物在文学家的思想中拥有了生命,文学家无法控制这些人物,甚至无法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为” 8。当萨伊面对罗辑气急败坏的质疑,提醒他,忧伤在五年中一直伴随着庄颜,就像永远播放着的背景音乐,并暗示他“我们没有绑架任何人”,庄颜的形象就突破了起初或许有过的“很傻很天真”的设定,获得了不可轻侮的深度。所谓“毁灭了一个世界”“把另外两个世界的命运攥在手中” 的“陌生的怪物”,不过是“不感谢罗辑”的人类对罗辑的妖魔化,而不是同样经历了两百年时光和离别的考验、同样疏离于“现代社会”的庄颜对朝夕相处爱人所应有的理解。至于第二种说法,似乎肯定了罗辑对妻女的爱心和担当,实则仍是肤浅的称许。如果只是为了过一种“岁月静好”的“正常生活”,为什么庄颜和孩子会“不知所踪”,不仅从未探访罗辑,甚至连身在何方的念想也不留给他,任由罗辑“一直在沉默中坚守,没有说过一句话”?

为了真正把握罗辑与庄颜分别的时刻,我们不妨重温七十年前出版的一部小说《伍子胥》。存在主义诗人冯至在这部小说中,将伍氏兄弟面对命运时的决断,写得肃穆庄严、字字千钧。明知随楚王使者回到郢都的结局必然是父子同被戮于市,却毅然赴死的伍尚如是说:

父亲召我,我不能不去;看一看死前的父亲,我不能不去;从此你的道路那样辽远,责任那样重大,我为了引长自己的道路,加重你的责任,我也不能不去。我的面前是一个死,但是穿过这个死以后,我也有一个辽远的路程,重大的责任:将来你走入荒山,走入大泽,走入人烟稠密的城市,一旦感到空虚,感到生命的烟一般缥缈、羽毛一般轻的时刻,我的死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的负担,在你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地前进。 9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他之所是端赖于他在面对其存在可能性时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在琐屑小事上的随意挑选,而是在生命的关口做出的、将塑造乃至决定人的一生的抉择;这种选择也不是可以轻易改弦更张的任性,一旦做出,人就必须承担它赋予生命的意义和随之而来的责任。因此,为了把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选择和普通的选择区别开来,有必要将其称为“决断”——

意义重大的决断,在一个人的一生里有过一次已经很难得,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也未必能有多少次。但是在一般的生活里,人们总不免要遇到需要决断的事。需要决断时,面前横着一个可此可彼的问题,我们每每感到绝对的孤单,因为这时很少有另外一个人走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决断,更不会从天空中显露出什么神的启示。这种感觉,动物是没有的,它只盲目地向前走,从不发生什么问题;原始性的人也没有,他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时,便求神问卜,让神或卜替他解决。只有自己对于自己负有完全责任的人在这里才既不盲目,也不依靠神卜,他要自己决断。当人面对着引向不同目的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道路,孤单地考量着自己应该走上哪条道路时,才会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艰难的意义。等到他决断了,勇敢地走上一条,那时他所能感到的生命的光彩也 不是一个动物或原始性的人所能感到的。10

罗辑夫妇的分别,正是他们的决断。这一决断与伍氏兄弟的决断有着可堪比拟的意义。作为执剑人,罗辑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 “牺牲一切的决绝”,时刻准备迎接或许永远不会到来,又或许下一秒就会到来的终极对决。他的“道路那样辽远”,“责任那样重大”,为了让他心无旁骛地承担对于全人类的责任,消除任何一点因牵挂和留恋而犹豫迟疑的可能, 庄颜“不能不去”。她和孩子固然无须赴死,但她们与罗辑从此不再相见的诀别,却也与死无异。这样的死别,让罗辑永久地遭受孤独、痛苦和绝望,却也让他在独自一人枕戈待旦五十四年的空虚和寂寞中始终“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萨特坚称,自由是绝对的,任何处境都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但相对 于此前在行星防御理事会、地球国际、舰队国际的不断逼迫下的被动应对,执剑人罗辑和爱妻庄颜的一别长绝可以说是在更为自由的状况下作出的决断,由此焕发出的生命光彩也更为夺目。这一决断成就了罗辑,“就这样,罗辑与三体世界对视了五十四年,他由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变成一位面壁五十四年的真正面壁者,一位五十四年执剑待发的地球文明的守护人”11 ;但它也同时成就了庄颜,她和罗辑虽然从此参商不见,守护地球文明的金石之志却使他们永远心意相通。由此决断,罗辑成为比肩章北海的英雄,而后担任地球抵抗运动 的精神领袖,代表人类从三体文明处探知生存之道,乃至在降维打击中毅然殉难,皆为其英雄本色之展现。

二、英雄与凡人:

悬而未决的思想命题

诸如“责任”“选择”的反复出现,以及它们在情节推进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三体》(特别是后两部)的存在主义色彩格外分明。12事实上章北海、叶文洁乃至程心等主要人物同样可以放到“存在者”的范畴中来理解,唯其决断之时机与内容不同,他们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也各有差异。科幻小说是一个天然造就各种极端情境的文类,但像《三体》这样具有鲜明存在主义意蕴的作品却不多。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刘慈欣为什么在当下写出这样一部作品? 《三体》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又有何启发?

刘慈欣笔下的英雄

《三体》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而当我们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刘慈欣的科幻创作时,更是不可能绕开“英雄”这个关键词。13不过,倘若我们认真 检阅一下刘慈欣从出道至今的作品,不难发现,通常的那种英雄情怀汪洋恣肆的印象远不能涵盖刘慈欣的全部科幻创作。在他的四十多篇(部)科幻小说中,真正塑造了英雄人物的作品也就三分之一左右,余下的有的是讽喻戏谑之作,还有的是他秉承自己的价值标准,不以人物为中心,而在世界形象或技术奇观中追寻惊异感的科幻小说,如《宇宙坍缩》《微观尽头》等。14当然,刘慈欣自己偏爱的一些在他看来更能体现科幻文学特性的作品并没有赢得多少赞誉,脍炙人口的仍是那些浓墨重彩地书写英雄的故事。只是,这些英雄传奇并非“宇宙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那么简单。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可以粗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家卫国、陨 身不恤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全频带阻塞干扰》《混沌蝴蝶》《光荣与梦想》 《天使时代》等几部作品中。这一类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化身,体现着被侮 辱和损害的人民反抗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志,因此得到了万众一心的支持。《光荣与梦想》中的辛妮奔跑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奥运赛场上时:

现在,广场上是一片沸腾的人海。镜头移近,她又认出了所有人的口形,那几十万同胞在一起高呼:

“辛妮,跑到头!”15

第二类英雄是孤独的英雄,其英雄气概寓于个体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对真理的不懈追寻和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如《带上她的眼睛》中落日六号领航员永陷地心深处而坚持工作,《朝闻道》描写一群科学家为了在不可知的宇宙里知晓终极真理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海水高山》的主人公冯凡为了梦想而散尽家财、扬帆出航、征服山海。这些英雄的人格同样崇高,但原因不是为国为民的牺牲,而是理想主义的高扬。他们往往得不到周遭的理解,而被认为是自私的 “精神变态”:

法国元首还想说什么,美国总统已经失去了耐心,“好了,不要对牛 弹琴了!您还看不出来这是怎样一群毫无责任心的人?还看不出这是怎样一群骗子?!他们声称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研究,其实只是拿社会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他们对那种玄虚的宇宙和谐美的变态欲望。这和拿公款嫖娼有什么区别?!”16

第三类英雄和第一类较为相似,但又带有第二类英雄的气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才智和勇气造福人类,但却不免颠踬于探索之路,最终在民众千夫所指的唾骂中走向死亡。《地火》中跳进火狱般矿井的刘欣,《地球大炮》里在地球隧道的永恒坠落中化为灰烬的沈渊,他们的自尽既是赎罪,也是殉道。与之相比,《流浪地球》的末尾被加以“反人类罪”而处死的五千多名地球逃亡计划支持者,是更为纯粹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烈士:

我们本来可以战斗到底的,但这可能导致地球发动机失控,这种情况 一旦发生,过量聚变的物质将烧穿地球,或蒸发全部海洋,所以我们决定 投降。我们理解所有的人,因为在已经进行了四十代人,还要延续一百代 人的艰难奋斗中,永远保持理智确实是一个奢求。但也请所有的人记住我们,站在这里的这五千多人,这里有联合政府的最高执政官,也有普通的列兵,是我们把信念坚持到了最后。我们都知道自己看不到真理被证实的 那一天,但如果人类得以延续万代,以后所有的人将在我们的墓前洒下自己的眼泪,这颗叫地球的行星,就是我们永恒的纪念碑!17

无论是为国捐躯,还是献身理想,刘慈欣笔下的英雄几乎总是为死亡所成就,《中国太阳》那样的励志神话可谓绝无仅有。但纵观刘慈欣的创作历程,第一类英雄的登场,显然与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3年美英入侵伊拉克等事件在他的内心激起的波澜有关。第二类和第三类英雄可以溯源到更早的时期(据刘慈欣本人介绍,《地火》和《带上她的眼睛》的初稿分别写于1986年和1987年)。如果考虑到早在2000年发表的《流浪地球》与《三体》同属于“地球往事”系列,英雄与凡人的隔膜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怀疑、孤立乃至戕害可以说是刘慈欣早有思考、长期酝酿并最终在《三体》中着力表现的主题。这样的主题,自然会使文本中充满存在主义的气息,因为孑然一身、孤独在世,却又勇于直面存在,肩负命运,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对 大写之人的期待。在存在主义的论述中,个体与群体的紧张感是显而易见的, 如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孤独个体才是真正的存在,他是精神个体,能与自身发生关系,领会自身的存在,而群众则是个抽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孤独个体才能达到超越性的目标,获得真理,而群众则是虚妄,即非真理 (untruth);只有孤独个体才能对自己负责,而群众则是不负责任的”18。对个体—群体的这种理解非常符合《三体》中的相应情节。

刘慈欣如此这般地书写英雄,其原因是他深感自己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属于英雄的时代:“现代主流文学进入了嘲弄英雄的时代,正如那句当代名言:太阳是一泡屎,月亮是一张擦屁股纸。”19至于何以如此,他解释为“进步的代价”:

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民主和人权理念在全世界被认可,英雄主义正在淡出。文学嘲弄英雄,是从另一个角度呼唤人性,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历史的进步。可以想象,如果人类社会沿目前的轨道发展,英雄主义终将成为一种陌生的东西。20

这里所说的“人类社会”,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同义词。由于经济发展和技 术进步,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世界上多数国家的 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都不断提升。但社会在消弭专断独裁 之害的同时,也越来越难以凝聚成就伟大事业的意志。在刘慈欣看来,要真正 纾解让全人类忧心忡忡的能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生存困境,根本的出路还是开拓太空。但在后冷战时代,人类缺乏“开拓的豪情”,也就难有走 向星辰大海的英雄气概。21在人类文明长远发展的宏大视野中,人类苟安地球乃是短视的“小确幸”。为了应对今天的困境和明天可能降临的灾难,个体和群体都需要重振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英雄主义。然而,刘慈欣并未将对 于技术潜力的乐观复制到对于人性的看法当中,这就使其作品获得了张力和深度。他意识到“人性和人权”与英雄主义的冲突,因而他所谱写的英雄主义,并不仅仅是前引《流浪地球》中那种舍生取义式的自我牺牲,而在很大程度上落脚于肩住道德的闸门,让人类得以逃离种族毁灭这一永恒的黑暗。 刘慈欣认为,在大灾难来临之际,“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 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22。困难之处在于,谁能够做出“牺牲部分”的决断并承担起道德后果?在用动物做医学实验都饱受争议,并沿着这样的“轨道”渐行渐远的人类社会,敢于做此决断者,外临千夫之指、内负道德十字,而终不改其志,由此成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英雄。于是,我们在《三体》故事中看到了在地心深处“端坐如海滩上一只孤 独的铁锚”的罗辑。尼采曾言,“当哲学家假定‘只要他成为最孤独、最隐匿、最叛离、超越善恶之人,他便会是最伟大之人’时,哲学家就将表露他自己的理想”23 。同样,作家塑造这样的人物,便昭示了他心中的理想人格,并将他对时代的思考呈诸世人。

但对于刘慈欣的夫子自道,我们还有必要继续追问。所谓“现代主流文学” 对英雄的嘲弄,是否仅仅指西方语境中“非英雄”和“反英雄”形象充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情况?刘慈欣的创作风格,有着浓郁的黄金时代气息。考虑到他对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浪潮科幻的批评,以及黄金时代科幻所尊奉的 “一祖三宗”24,刘慈欣对“现代主流文学”的批评的确可以看作是站在19世纪浪漫主义立场上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然而,他的感叹,与其说是突出于世界文学交响乐的不协和音,毋宁称之为中国文脉中的变徵之声。 毕竟,对于英雄的嘲弄和颠覆并不局限于西方,英雄形象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也经历了一个褪色、淡化,渐近虚无的过程,而这是对于刘慈欣而言更为切身的文化语境。其间,舶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市场 经济、消费主义和“躲避崇高”的相辅相成,乃至“反思革命”“告别革命”等 一波又一波对于历史的再认识、再解读和解构,都对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学和 文化英雄谱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英雄形象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即便是李云龙 等“新革命英雄”在文学和影视中的兴起也无法逆转这一趋势,因为他们多了七 情六欲的“人性”,却少了兼济苍生的“神性”。刘慈欣对此深有感触:

在过去的时代,在严酷的革命和战争中,很多人在面对痛苦和死亡时表现出的惊人的平静和从容,在我们今天这些见花落泪的新一代看来很是 不可思议,似乎他们的精神是由核能驱动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可能来源于多个方面: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对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等等。但其中有一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在激励着他们。25

“见花落泪的新一代”与其说是自指,不如理解为与“用特殊材料制 成”的革命英雄有了深刻隔膜的当代中国人。他们对于革命英雄感到“不可思 议”“难以置信”,正表明了理想、信念和使命的失落。这样一来,他们也就融入了前文所说的被流行的人性和人权理念所支配的大众,因为那样的理念并 不理解,也不鼓励,甚至排斥与理想和信念相伴,对应着非常情境的崇高、庄严和伟大。

《三体Ⅱ:黑暗森林》

因此,《三体·黑暗森林》的双线设置是意味深长的。章北海是革命英雄的传人,他在穿越几个世纪、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孤军奋战中的平静和从容,与其前辈的“惊人的平静和从容”一脉相承。26他的人格从一开始就是近于完 成的,因为他的信念清晰而坚定。刘慈欣指出,科幻文学的全人类视野与民族立场并不矛盾,因为一旦人类从“全体”变成“部分”,其处境和立场与旧时的民族立场很容易沟通。“在银河系文明中,全人类也就是一个民族。您能指望一个1940年的汉奸在2140年外星人入侵时为地球文明献身吗?”27在三体侵略军日夜兼程杀奔地球的时候,曾经的中国海军航空母舰政委章北海自然而然地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为捍卫地球文明夙兴夜寐。和军人章北海相比,罗辑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的形象,他的成长故事也就更加真实可感。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罗辑,他们愤世嫉俗却又蝇营狗苟,徒有才智而无担当,在欲望和享乐的泥淖中永劫沉沦。《三体》中的罗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区别在于,前者为奇迹般地自我显现的荒诞存在所玉成,通过决断和担当成为守护人类的英雄,避免了在非本真的状态中碌碌一生。利用科幻小说这样一个超越现实、容许奇迹的文类,“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处栖身之 地”28,刘慈欣让已经逝去的英雄和将会到来的英雄在一个不属于英雄的时代写下了英雄的赞美诗,让他们用决断向自己的人格授勋。

很显然,刘慈欣对于英雄主义在文学中的没落满怀叹惋。而他拯救英雄主义的依凭,除了科幻小说超越日常生活而开辟的想象空间,还包括深深植根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革命英雄文化。唯其如此,《三体》中的英雄才会有 别于经典存在主义作品中那些抗争存在之人。尽管责詈加身,积毁销骨,他们的思想中却没有出现“他人即地狱”这种典型的存在主义在世关系观,而是以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来承担他人难以承受的重负。尽管作为群体的人类对待罗辑的态度可谓反复无常、忘恩负义,这个强者对他们却不曾轻蔑,无怨亦无悔,在毁灭到来之时,像恪尽职守的船长一样拒绝逃生,与全人类一起沉入二维的深渊。可是,小说中的英雄固然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上帝视角叙事者却无法对不知不敬英雄的小人施以恕道。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从未企及“向死而在”的自觉,一次又一次地用不诚和自欺来面对黑暗森林的真实存在,并把觉悟了的存在者送上道德的审判庭乃至断头台,从而在无意识中自取灭亡。

人物形象与叙事倾向的这种微妙歧异,指引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刘慈欣在 《三体》文本内外表现出的暧昧、犹疑甚至是自相矛盾。他主张“将英雄主义与道义区分开来,只将它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品质,一种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 开来的重要标志”,但这个英雄主义非道德化的设想马上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遭到否定:“从科幻的角度看人类,我们的种族是极其脆弱的,在这冷酷的宇宙中,人类必须勇敢地牺牲其中的一部分以换取整个文明的持续,这就需要英雄主义。”29 当“牺牲部分”的冷酷决绝和“延续文明”的坚毅执着并存于一身时, 英雄能够超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而这正是英雄的德性。在《三体》三部曲尤其是后两部中,刘慈欣始终用克制的笔调表达着自己对英雄的敬仰,对于受日常道德束缚的人类则时时报以讥讽,语含轻蔑。在他的笔下,“人类”是一个含义游移的词,在“庸众”和“人民”之间滑动,大多数时候接近前者。这样的对立,在赋予英雄悲剧宿命的同时,让我们不禁要问:罗辑、章北海乃至维德如何看待人类?他们对人类的态度是轻蔑、怜悯还是热爱,又或是兼而有之,因而彷徨? 在漫衍无际的敌意中,如何维持心志的坚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所竭力守护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的思考?

对此,《三体》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空白。应该说,这是不可忽略的文本症候。它告诉我们,希望在一个英雄退隐的时代保存乃至复兴英雄主义的刘慈欣,对于究竟应当怎样调和英雄与凡人的关系,最终迷茫而不语。《三体》中的英雄与凡人/大众在社会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疏离和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威慑平衡被打破、地球文明灭亡于降维攻击等一系列悲剧性后果,透露出他的悲观态度。在没有三体危机这类机器降神式奇迹之时,如何成就英雄,予以用武之地,并让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不致陷入存在主义式困境,而得以拯救人类文明这个集体本位的目标?这是思想者刘慈欣对“现代”和“后现代”的不言之问。我们曾经生活在可以无视这个问题或视之为伪问题的幻觉中,但在这个全球性的、毁灭和破坏的因素正在不断凝聚、技术的高歌猛进与政治的裹足不前比翼齐飞、民粹主义和伪英雄层出不穷的时代,自欺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三体》不是在黄昏时分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而是夜枭直觉黄昏或将到来时的一声不祥的啼叫。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