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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与熊掌,何妨兼得——张恩和教授访谈录

2019-1-10 14:12| 作者: 黄海飞|编辑: admin| 查看: 563| 评论: 0


张恩和,1936年生,江西南昌人。195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曾任该院图书馆首任馆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等理事。参与编写高教部组织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1983年应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编写定稿组成员,1987年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大辞典》编纂并任现代文学部分主编。著有《鲁迅旧诗集解》《鲁迅诗词解析》《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鲁迅与许广平》《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郁达夫研究综论》《郭小川评传》《郁达夫小说欣赏》《周作人散文欣赏》等,出版有散文集《国门内外》《深山鹧鸪声》《灰羽随风》。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黄海飞(以下简称黄):张先生,您好!我受江西《创作评谭》杂志委托对您进行访谈。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卓有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之余,您也写散文,出版了三本散文集;书法创作方面也有不俗成绩,出版有书法集,举办过个展。古人说,“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在我看来,您的研究与创作却二者兼而得之。我有幸和您同乡,都是江西人,希望通过这次专访介绍您的文学研究、散文和书法创作,让家乡学子更好了解您,得到更多激励。我们就从您的文学研究开始吧。

张恩和(以下简称张):我是1936年生人,18岁到北京上大学,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南昌度过的。我今年82岁了,也算是“80后”吧(笑),离家整64年。我只要有机会就会回老家看看,我是个很重乡情的人。1953年我在南昌高中毕业,以第一志愿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为需要,留下到青年团南昌市委工作。第二年再高考,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开始了我与文学的结缘。北京师大中文系名师云集,一级教授就有三位:黎锦熙、钟敬文、黄药眠;还有刘盼遂、陆宗达、李长之、谭丕模、王古鲁、穆木天、叶丁易等也都是一流学者。后来名满天下的启功先生那时还是副教授。加上那时学习风气浓厚,大学四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充实、获得知识最集中的时期。当时我虽不偏科,各科成绩都不错,但对中国古代文学更感兴趣。大二时写了一篇论《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文章,是听李长之先生讲明清小说之后写的作业,得到李先生好评,推荐在当时中文系办的刊物《蓓蕾》上发表。这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由此受到鼓舞,也增加了我学习的信心。1958年毕业前赶上“大跃进”,学校大搞“教育革命”。我被分在古代文学教改组,分工执笔晚清部分,也帮助做些协调和统稿工作。当时的教研室主任谭丕模先生对我比较赏识,曾希望我毕业后能留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但不久谭先生参加郑振铎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途经苏联时飞机失事遇难。我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事无人再提起,否则说不定我后来的专业方向就会是中国古代文学了。

黄:啊,您开始是对古代文学更感兴趣,那后来又是怎样转到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方向上来的呢?

张:也许是偶然或干脆就是命运安排。在古代文学组工作基本结束后,我因为被认为写作能力强又把我分到现代文学教改组,此后就再没有离开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专业。我转到现代文学专业后,工作确实使力,除了和大家一起编写教材,还在《光明日报》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分析巴金《家》的文章。为此《光明日报》编辑部对我比较看好,连着向我约稿,像约我对当时颇引起轰动的电影《革命家庭》写影评,甚至是由编辑部派人开摩托车到系办公室来取稿。这在当时中文系也算是很引人注目的。

黄:当时您刚大学毕业,年龄也就二十几岁,您的专业道路开始得这样早,又比较顺利,确实令人羡慕!

张:大学毕业那年是22岁,要说“顺利”,真正“顺利”甚至可以说“幸运”是在1961年,我参与由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我分到“鲁迅后期”一章及另外几个作家。整个鲁迅凡两章由唐弢先生负责,我是执笔写初稿,这样有幸在他直接指导下开始研究鲁迅,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黄:您这里特别提到编写教材时在唐弢先生指导下分工执笔,您后来对鲁迅研究的兴趣特浓,热情特高,是否与此有关?

张:当然是,但不全是。我刚留校分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课就讲过鲁迅,但那时在教学中更要突出“无产阶级作家”,诸如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左联五烈士”等。鲁迅虽然也讲,但不能讲得太多,评价不能太高。可我觉得鲁迅还是伟大的,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比。我甚至对学生说“鲁迅称得上是半部现代文学史”,为此还受到批评,说我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无产阶级感情不深。但我心里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后来参加教材编写组,分工让我执笔鲁迅的一章,恐怕也与我对鲁迅的认识不无关系。

黄:您在师大教学讲鲁迅,怎么想到调动工作,于1983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去的?您的这次调动,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张:从北师大调到社科院,虽然是一次工作调动,在我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是人生的一次转折。我往社科院调有许多原因,一个原因是为了更方便做唐弢先生的助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重新编写修订。唐先生那时身体不太好,工作又多,除了主持教材修订,还有一个国家项目即撰写《鲁迅传》。考虑到需要,经我单位同意,我成了他的助手。为了更方便做他的助手,我就想干脆调往社科院。我没有去文学所而去了研究生院,是因为我觉得研究生院是教学单位,又新成立不久,工作、人事关系都比较单纯。这样就由唐先生给当时研究生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温济泽(院长是胡绳兼任)写信,很快就调成了工作。“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心情舒畅、思维活跃、创作力甚为旺盛的时期。特别是我从师大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工作环境有很大改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在教学科研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更好。1986年,50岁的我被评为北京市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同年又被评为教授(这在那时是比较早的了),这些对我都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黄: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工作一直比较顺心,退休之后也歇不下来。听说您今年还在参加学术会议,真是老当益壮啊!能谈谈您的心态和推动力吗?

张:到研究生院和在师大最大的不同是,教学任务少了,和青年学生接触的机会少了,但科研时间多而且比较集中,学术活动也比以前多,信息量增加了,学术视野也比以前更开阔、更活泛,人事上麻烦事也少得多了……应该说,这都是我希望得到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那几年我连续出版了几种学术著作:《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郁达夫研究综论》《郭小川评传》《鲁迅诗词解析》,退休后又出版了《鲁迅与许广平》《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等。我现在虽已退休,但并未“金盆洗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该写东西还写,该做的事还做。这些年,偶尔还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或开会,或讲学。2018年4月到四川乐山参加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5月又应邀到江苏师范大学、临沂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作了三次讲座,讲题是《〈狂人日记〉再解读》,因为2018年正好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也是我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发表55周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头脑还比较清楚,我能出来就尽量出来。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接触一些新老朋友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学到一些新知识新观念,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黄:接下来专门谈谈您的鲁迅研究吧。您刚才说到1962年编教材之后回到北师大教学,您的重心就已经落在鲁迅研究上了?

张:是的,1963年,27岁的我写出第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文章完成后即请唐弢先生审阅,得到他的热情肯定并经他推荐发表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这篇文章产生了一定反响,也引起过一些讨论。

黄:您那篇论文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呢?

张:我在文章里逐一辨析了以往研究中对狂人形象的种种解释,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的基本论点是:狂人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所言所行确是一个真实的狂人,但因为作者塑造该艺术形象时采用了独特的手法,以含蓄、语义双关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因此,读者在阅读中加以联想和发挥,就接通了作者想传递给读者的思想——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那时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还没有传到中国,而我因为年轻,理论水平、概括能力也不高,未能把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来阐释。但我的论述因为实际上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思路和方法相通,因此当时鲁研界感到比较新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狂人的真实性与象征性的关系问题。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年,还时有人提及,这让我感到欣慰。

黄:您鲁迅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个起点是很高的。但“文革”十年,蹉跎了不少岁月,您是什么时候又开始继续研究呢?

张:“文革”后期,我就偷偷地进行鲁迅研究和写作。“四人帮”刚倒台,我在《中山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同期发表了两篇论鲁迅旧诗的文章:《对鲁迅〈秋夜有感〉诗的理解》和《论鲁迅两首和屈原有关的诗》。当时“文革”风气犹在,以个人署名发表文章极难。感谢《中山大学学报》主编楼栖先生对我的信任和赏识,收到我的来稿后立即决定采用,在同一期学报发出(第二篇作者署名改用笔名“漳,河”)。这两篇论文发表,也颇引起学界注意,很快有人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同、补充和商榷,在几个刊物上展开了不大不小的讨论。文章还得到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的首肯,说很高兴看到我在文章中表现出古典诗词的学养和基础。现在看来,我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发讨论的学术含量不见得有多大,意义在它是我个人学术活动的复苏,而且反映出整个学术界政治空气的解压。

黄:新时期开始——特别是1981年以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为契机——学术界恢复了活力,鲁迅研究也空前活跃,“鲁学”成为“显学”,您也开始大量发表研究成果。我注意到,很多文章都被收录了2014年出版的《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

张:那本论文集收录了我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长长短短一共39篇,加上我出版的几本有关鲁迅研究的专著,算是我这些年鲁迅研究的成果吧。这些成果中,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是讨论鲁迅反对封建思想的那几篇论文,即《鲁迅——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1985)和《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2002)等。我强调的是鲁迅对封建主义认识的深刻性、斗争的坚韧性以及战斗的前瞻性。在我看来,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斗争;对封建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也是他最重要的功绩。我的观点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特别长,为世界所罕有,封建制度和它的思想体系发展得最完备最顽固,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有时上升到主要地位,掩盖或冲淡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致使封建主义得以保存实力、延长统治,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变得非常复杂和艰巨。特别是,长期的封建制度对于人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统治的力量是极为强大的,因此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尽管有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有局部的调整或改变,但总体上,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很大变化,封建的意识形态总是处于统治地位。鲁迅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反封建,针对的是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他批判复古主义和所谓“国学”、批判迷信偶像和“二重思想”、批判孔孟之道和“寡妇主义”……凡属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他都决不放过。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主义流毒对民族发展的阻碍作用。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深长思之。

黄:您说得真好!这不仅关乎对鲁迅思想的理解,也关乎鲁迅研究的现实意义。鲁迅研究从新时期算起,至今也有四十年了,您对这几十年鲁迅研究的成绩和问题有什么看法?或者说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还值得深化认识和进一步讨论?

张:新时期以来,对鲁迅的评价也有一些调整,或者说“再认识”。一些学者在反思历史时提出所谓“重新回到鲁迅那里去”,反对“神化”和“圣化”鲁迅,要把鲁迅“回复到人”。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具体思路和提法还值得商讨。我曾为此写了许多文章,比如《鲁迅的命运》《时风时雨说鲁迅》《谈新世纪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历史传统》等。我的基本观点是:过去对鲁迅太“政治化”是不对的,不应该简单地把鲁迅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但也不应简单地把鲁迅看成一般的人。因为人有千差万别,有的顶天立地是真正的人,有的浑浑噩噩糊涂终生,有的投机取巧蝇营狗苟,也有的是身披羊皮的盗贼……而鲁迅是顶天立地浩气长存的“伟人”,是“民族的脊梁”。如毛泽东评价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我认为这些评价是中肯的。

黄:如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家”的特质?

张:“革命家”并不一定都要拿着枪杆上战场。有各种各样的“革命家”:思想革命家、宗教革命家、文化革命家……只要他一生以“革命”为职志,坚持斗争,矢志不渝,就应该视为“革命家”。鲁迅曾称一代大儒章太炎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至于鲁迅,连与他志趣迥异、观念有别的林语堂在他逝世时都说过:“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有些朋友否认鲁迅是革命家,是把革命家跟政治家混淆了。他们不知道革命家和政治家有两点根本区别:一是革命家讲原则、讲信守,为了原则奋不顾身,决不妥协;政治家则讲实利、讲权变;二是政治家凭集群、搞党派、党同伐异;革命家则讲独守,一个人也要往前冲。鲁迅就是这样,正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不是政治家,但确是革命家。

黄:您不仅将鲁迅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且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引领者,以他为精神偶像,是不是这样?

张:是这样的。我一向认为,研究鲁迅不仅不同于研究自然科学,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那些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研究者本身是不必要也不应该投入自己的热情和主观精神的;而在研究鲁迅时,则应该有主观精神的融入,用胡风的话说,简直是应该表现出不能抑止的热情,用全身心投入并拥抱他,并且应该表现出研究和学习相结合,即人们常说的“知行合一”。对鲁迅要有一种以之为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情和态度,而不是论说鲁迅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

黄:张先生,您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不仅做研究,还写散文,出版过散文集,更是圈内著名的书法家。这在学界里并不多见。您是怎样把研究和创作统一起来,兼而做之、兼而得之的呢?

张:我写散文和早年的文学梦有关,那时想的是当作家,搞创作,不是做研究和评论。没想到进中文系后,现实和想象不是一回事。那个时候的北师大特别强调师范性,要求学生树立牢固的做教师的专业思想。中文系领导再三申明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也不提倡从事文学研究,就是一心一意读书,将来做一名人民教师。那时完全不像现在的文学院大张旗鼓地成立“写作中心”,邀请作家诗人驻校,鼓励学生向作家们学习。当然,即便这样,一些学生还是不甘心,还是有人积极地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高年级学生创办的文学刊物《蓓蕾》。刊名是请郭沫若题字,系主任黄药眠先生撰写发刊词。我在《蓓蕾》上除了前面说到发表了一篇谈《儒林外史》的文章,还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算是过了一把创作的“瘾”。这个刊物只出了三期,因为很快发生了“反右”运动而夭折了。改革开放后,我体内的文学细胞开始萌动和苏醒,就像戒不掉的烟酒瘾,总是挠得人心痒,终于按捺不住,动笔写起了散文随笔。那完全是发之于情,情动于衷,衷求乎表。开始给一些报刊副刊投稿,居然命中率很高,几无退稿。于是越写越有兴趣,越写越有信心,此后虽说不上“一发而不可收”,然断断续续没有停歇。虽然我专门的工作是文学教学和研究,业余写点随笔散文,也算是老百姓说的“搂草打兔子”,是不误工夫的额外收入,写起来也很有乐趣。

黄:您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写散文,颇有点“衰年变法”的味道,成绩还是很可观吧。

张:谈不上“衰年变法”,更说不上什么成绩,和那些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更没法比。只是在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的时候,喜欢用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加上深爱鲁迅,对杂文也有特别的感情,现实中有感而发,也常常写些杂文随笔类的东西。至今为止,出版过三部散文集,分别是1996年的《国门内外》、2000年的《深山鹧鸪声》和2015年的《灰羽随风》。《国门内外》收录的是1990年到1996年的一些散文随笔。是写一些国外见闻,加上一些写国内题材的,所以取集名“国门内外”。第二个集子是世纪之交编成出版的。书名取自南宋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是辛弃疾在江西生活时写的一首词。江西是我的故乡,郁孤台就在江西境内。词中最后一句“山深闻鹧鸪”说的鹧鸪,是一种生活在南方农村山林里的鸟,羽毛模样都不怎么好看,鸣叫声也不像画眉、百灵的声音那样动听。自然,它更不会像鹦鹉那样听话学舌,讨人欢喜。小时候我在家乡常能见到这种鸟,听到它的鸣叫声。我把书名题为《深山鹧鸪声》,既寄托了对故乡的感情,也表达了一种对自己文字的认识:我的这些散文也就像鹧鸪的叫声一样,既不高雅也不美妙,但毕竟是我自己的一点声音。编《灰羽随风》的时候,我80岁,已经是耄耋之年。文学梦是早就不做了,对文学的认识也愈趋理性和清醒,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不怎么浪漫,也不怎么好玩。不过,有时翻检过去写下的作品,曾经的情景又会呈现眼前,这时,就像农夫在地里摩挲刚刨出的土豆,劳作的辛苦和收获的喜悦会涌上心头,或者像是梦醒时分独坐床前,从一些梦的碎片回味曾经的岁月,寻找生命的痕迹。“灰羽随风”的意思是,这些文字都像羽毛一样,从我的身上长出,沾着我的血肉,但也都细小轻飘,所谓“轻如鸿毛”或“一地鸡毛”,微不足道。就像深山鹧鸪的土灰色的羽毛,谈不上漂亮,但我仍然“爱惜自己的羽毛”,把它们保留下来、展示出来。至于“随风”,绝不是“跟风”或“观风(色)”的意思,而是说就让它们随风飘散吧,就像历史和人生一样,都要随着时间飘逝的。

黄:您说的太好了!读您的散文与读学术论文的感觉很不同,读散文更能认识您的为人,走入您的内心,感受到一个对人生和社会爱得很热烈也看得很清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让我们再谈谈您的书法吧,您对书法的兴趣和修为是受到启功先生的影响吗?

张:我喜欢写字,也确实有些人喜欢我的字,去年还有朋友热心为我出版了一本书法作品专辑。但我不是书法家,也没有想成为书法家。所以我没有参加任何书法家协会。我只能算是一名业余书法爱好者。说到底,我并不以追求书艺的精进为目标,而是以书法为形式抒写自己的思想和性情。这只要看过我书写的内容,还有为什么我较多书写鲁迅的诗文,就可以看出来。对我来说,书法和散文一样都是表现我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一种形式。说起书法,我确实受启功先生的影响很深,不完全是书艺技法,主要是理念上、风格上。我和启功先生结识、交往整整50年——从1954年考上北师大做他的学生,后毕业留校和他在一个系共事,再后虽调往社科院但仍住在师大,和启功先生比邻而居,一直到他去世,的确可谓近距离接触,从他受教,得益良多。我喜欢写字,学他写字的风格,在书法方面受到他的启智和熏染,自在情理和事理之中。启功先生在外人看来是大书法家,也确实是名不虚传的大书法家。他的字广为人们喜爱,真正是名满天下,而且也当过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他自己对“书法家”的名衔很不以为然。他不喜欢人家称他是“书法家”,总说自己是教师,喜欢人家称他“学者”“教授”。他认为知识分子(读书人)写好字是本分。他不把写字或曰“书法”当成专业,当年让他申报书法博士点,他硬是“岿然不动”,不肯申报。他更不把书法看作一种职业,常告诫学生,字写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相反,一个人只会写字,字写得再好,也不足称。甚至他被选做全国书协主席,都没有亲自到场,事后说那是“缺席宣判”。启功先生对书法的看法和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作为他的学生,也从没有自认是“书法家”。我本来就有自己热爱的专业,想侍弄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不容易,哪还有心思再去别人地里“刨食”“捡漏儿”呢?因此之故,我从不主动、专门、直接、正面向他讨教学习书法的问题,更不在外面打他的旗号,张扬自己会写几笔字,说自己是“启功先生的学生”,“师从启功先生”。

黄:您觉得在学术研究、散文写作和书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业余爱好”对您的专业是一种妨碍呢,还是一种助益?

张: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一直坚守已有的阵地,但确实有不少业余爱好:喜欢唱歌,爱打乒乓,有时和朋友下下围棋,打打牌,当然最多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着迷于书法。和别的一些项目不同,练习书法不论时间,不要场地,可随时随地在家里“临池挥毫”;心情好时可以写,心情不好时也可以写;又因为书写过程中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既能排除外界干扰,又能享受审美,从而提升境界,修身养性。在我几十年的人生途中,风风雨雨,忧患不少,烦恼很多,经常是想集中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正业而不可得。每当这时,我便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写字,在墨海中神驰,借以调节生活,控制情绪,转移注意力。回首过去,还真亏有书法在我人生途中与我相伴。可以说,真的是书法做到了增我知识、舒我困境、慰我寂寞、解我痛苦、抚我创伤。现在,我虽年已耄耋,别的爱好可以舍弃——事实上有些爱好也真的陆续从我的生活中退出——只有书法仍和我紧相为伴,晨昏易替,长夜孤灯,它一如既往地怡我性情、给我快乐。

黄:谢谢您给我们说了这些。从您的学术人生中,我清楚地看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你们一方面经历过困境和逆境,是当代中国很多大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另一方面,你们又是民国知识分子与新时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是承传的一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经历和特点,您是否愿意为您这一代知识分子做一个归纳性的总结?

张:鲁迅使用过一个词“中间物”,指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按这个说法,我不过是比我老一代和比我年轻一代之间的“中间物”。回顾如我这样中间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代人中,有许多人比我有才华,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发展,不少人还遭遇种种不公和不幸。比起他们我算是幸运的,虽然踉踉跄跄一路走来,毕竟没有摔大跤,还能按自己的意愿坚持走下来。因此,我一生兢兢业业,对生活十分感恩。你们年轻一代各方面条件都和我们那一代不同,相信你们目光会更锐利,责任心会更强,定能实现更远大的目标。

黄:您说得太好了,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谢谢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度拔尖创新人才项目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