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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培元:青年作家要植根大地

2019-1-8 15:13| 作者: 谢宛霏|编辑: admin| 查看: 755| 评论: 0

作者在甘肃临夏布楞沟回民村同村主任交谈。忽培元供图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也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文化大家。

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人,年过花甲的忽培元,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陕西省延安县川口公社插队知青一路成长为作家、国务院参事。因为生在延安、长在延安,让忽培元对延安这片土地一直有着极其深厚的情感,他的作品大多以延安为创作原型,因此有人称他是“红色”作家。

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间,忽培元接受了《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专访,他回溯创作历程,和青年作家们聊一聊写作。

记者:您何时爱上写作,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

忽培元:陕北的冬夜很漫长,母亲就爱给我们讲些故事。那时候,全家人睡在一个通铺大炕上,又没有电视,都是早早就钻到被窝里,所有的乐趣都源于母亲晚上讲的旧社会的故事。

现在想来,母亲讲的故事并不是传奇,其实就是琐碎的人和事。文学严格说就是点点滴滴,琐琐碎碎。这里头写人的喜怒哀乐、人际关系,写人的命运。

听母亲讲的故事,让我对文学有了朦朦胧胧的认知。真正爱上阅读是在五年级时,我们学校两个教室之间的过道突然被砌上了墙。那时候男孩子都淘气,就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就趴到窗户上,看到里面放了好多书。我就像发现了“宝藏”,跟一个同学弄来砖头,每天都从窗户那爬进去看书。这是我一次最重要的阅读,矛盾文集、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还有各种现当代的小说全都是在那里头看的。

后来,我在学校还遇到了一位启蒙语文老师。他像磁石一样,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一下吸到文学上去,让人感觉到文学太好了。他会不断肯定学生,并告诉你哪一句写得好,哪个地方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内容,哪里需要删去。从那时起,我爱上了阅读、写作,开始认真观察生活。

记者:您曾经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大学生、教师、编辑和政府官员,青年时期的丰富经历对您之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忽培元:那段时间的积淀太重要了,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这种概念。你要是一个真实的生活者,而不是去观察、去体验,你要真实地泡在生活中。

我生活在延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从小我周围就有好多当过兵、参加过早期红军赤卫军的老农民、老党员,他们爱讲那些红色故事。我开始写东西时,就是写一些跟“红色”相关的农村生活,出过的很多书都是写那时候的人和事。此后的20多年,我一直在写红色题材,老一辈革命者的业绩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一个真实的生活者,才能对生活有更深刻更准确的把握和体验。党政工作和生活角色、社会角色,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者。在生活的过程中,我接触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矛盾,扮演各种角色,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不同的人和事物,这些可以让我的生活经历不断丰富。但你还得是个有心人,需要从艺术的角度上来看待生活,把生活中的琐碎讲述出来,重新提炼生活再升华成文学艺术作品。所以有人说,我白天的工作时间像是在体验生活,晚上的个人时间又变成了一个作家。

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能力把这些经历用准确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但都积累在了我的脑袋里,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些人和那些事物。到了五六十岁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些东西想用最朴素的语言准确表达清楚,或许只有现在才能达到。

记者:您的《乡村第一书记》即将发行,该书选点比较具有青年性。怎么想到去写这样一个青年的题材呢?

忽培元:这本书就是想表达乡村振兴、扶贫攻坚,主要力量是当代青年。最能干事的时候,最有创造活力的时候,是青年时期。农村有没有希望,看青年愿不愿意回去,愿不愿坚守。所以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注意提倡引导青年回乡下乡,树立了不少青年典型——回乡青年。我希望这本书能引导有知识的青年坚守奋斗,更多人愿意回到家乡,回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小说从艺术形式来讲,它是虚构艺术,但是它要求必须有生活的真实。主要的历史事件,主要的大的情节都是要合情合理,在大背景下去讲述。

记者: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但怎么把它升华成文学作品?现实生活和文艺创作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您怎么看待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呢?

忽培元:生活就像酿酒的原料一样,它需要时间、温度和酒曲的共同作用。酒曲就相当于人的才华,或者说是灵感,酿出好酒更需要沉淀一段时间和外界合适的温度。你有了生活的积累以后,要找到灵感,焕发起灵光爆破,使你产生创作的欲望,才能成就艺术。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吴冠中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他就利用业余时间画画,画庄稼、画农民、画耕牛、画村落等。他画了以后让老百姓看,老百姓一开始说像,他感到很不满意。又画,画了老百姓一看说好,他还不满意。他接着又画,画到最后老百姓一看,狂笑。他认为这才是最高的境界。我的理解就是说不出来,但是能产生共鸣的东西。好作品让老百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才能是好作品。

写作有点像画画。画画有三种境界,开始是画别人的画,临摹模仿;然后写生——画生活中的画;最后是画内心心灵里的画。真正的创作其实是最后一种,需要从内心中发散出来。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创作的灵感,写作的冲动,那灵感主要来源于什么?或者说您是如何找那个灵感的?

忽培元:我认为写作是要靠生活体验,但担当和责任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产生灵感的外在动力。例如,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反映,他们的诉求需要反映,当你有了这种责任感,你会发现帮他们“说话”比当大作家这一动力要大的多。

青年首先要有担当,时代的担当。在这个时代,你有可能活得很好,也可能会不如人意,但它都是你生活的时代。你要热爱这个时代,要有社会责任感,当你真正有了担当,就有了压力,灵感也就逼出来了。

记者:时代不同了,大家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青年都是轻阅读,生活碎片化,这种情况下青年该如何去阅读和写作?

忽培元:只要阅读,无论什么方式都可以。随着现代化脚步的加快,新时代的青年比我们成熟要早,他的视野很早就打开了。但新时代的青年也有一个弱点,少有故乡这一精神家园。他们需要自己的精神家园,去连接土地,找到生活的脐带。

青年要通过阅读和写作,为新时代去发现、生产思想性、艺术性并重的作品,在生活里挖掘出能够引发思考的深层次内涵,引领自己的精神到更高的境界去,这才应该是青年阅读和写作的方式。

记者:对于青年写作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忽培元:路遥曾跟我说,“模仿很重要,一定要有模仿这个拐棍。”模仿其实是一种借鉴,通过读名著、读成功的作品,能够让你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人家怎么写的,这是一个学习过程,看人家路子比咱走的是不是更正、更宽一点。

刚开始写作的青年写作者,不妨从借鉴模仿入手,但不要急功近利,要能沉下来、必须要接地气。除了各级作协每年组织的生活体验,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多交朋友、多走亲戚,特别是要到广大农村走一走。青年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和土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和一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学枝叶才能长出来,直到在文坛上长成一棵树,甚至一棵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