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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罗镇逸事四题

2019-1-3 17:28| 作者: 张柠|编辑: admin| 查看: 274| 评论: 0

张柠:作家,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小说集《幻想故事集》,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叙事的智慧》等。

杨红啊,你把她毁了

那天下午,罗镇医院妇产科医生杨红正在值班,一位孕妇突然捧着肚子冲进诊室。只见她一条裤腿卷起,一条裤腿拖着,满脚泥浆,看样子刚刚还在田里干活儿。她一边跑一边喊叫,医生啊,快点啊,要下了,要下了!

杨红抬起眼说,要快点的是你,不是我。你赶快把裤子脱了。

孕妇闻声抬头一看,发现医生是一个男人,转身就跑。值班护士一把将孕妇拉住。这时,孩子已经哇的一声掉在裤裆里了。

杨红叫护士帮忙,将孕妇抬到了产床上。杨红一边忙着,一边严厉地对孕妇说,跑什么跑,你不要命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见得多了。你以为我稀罕哪?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都差不多,我看烦了。

杨红的这几句话,很快就在小镇上传开了。女人们凑在镇口的老樟树下,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就是那个总是戴着口罩说普通话的杨医生?怪不得他看我们的时候,全是白眼珠子。

听说他的那个家伙没有用呢,活该,谁叫他瞎看。

谁知道他有没有用呢,你又没有试过。

太监也没有用,心里还不照样邪乎得很。

就是没用的人才想看哪。

听说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每天都要看一个女人,几年下来,还不看了成百上千?

他还好意思说“都差不多”。他是看花眼了吧。

是呀是呀,戴着一副酒瓶底一样的眼镜,看个屁。

他还说看多了心里烦,他骗鬼哟。你去看病的时候,他就喜欢问这问那,追着下面问。

对呀,你不说他就不开药。

利嘴孙寡妇说,哟,那张小白脸,唇红齿白,干干净净,还有点羞答答的样子,真看不出呀,没想到他肚子里还那么多的鬼怪。我倒要见识见识。

孙寡妇风风火火地来到医院,往杨红面前一坐,说,看病。

哪里不舒服?杨红问着,鼻翼在口罩底下飞速地翕动了几下。

腰疼。头晕。孙寡妇粗声粗气地回答。

长痛还是短痛?怎么个晕法?杨红似乎隐约闻到了一股糜烂的气息。

长痛。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孙寡妇故意夸大其词。

月经正常不正常?杨红问了一些妇产科问诊时的套话。至于病人怎么回答,他好像并不在意。

……正常。孙寡妇忍了一下,还是回答了,心想,看他还问什么。

夫妻生活情况怎么样?杨红与其说在问诊,还不如说在拖延时间。

孙寡妇一听急了,说,杨医生,我孤身一人,你问这话不合适吧?老大姐说话不客气了。你怎么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人家张医生问是问,不是你这个问法。你就不能看看舌头,把把脉?哪怕用听诊器到处听一听也行。

杨红愣了一下,扯下口罩说,孙娇莲,张医生有张医生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是找我看病还是找张医生看病?躺到床上去,脱掉裤子。

孙寡妇说,什么?脱裤子?看个病就要脱裤子?你从哪里学来的?城里女人喜欢脱,我们这里的女人不喜欢脱。除了我那个死鬼,老娘还没有在别人面前脱过裤子呢。不要说脱裤子,就是你那些脏话我也不乐意听!

杨红有点恼火,对孙寡妇说,脏?有病不及时治疗,糜烂了才脏呢。到我这里来看病,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脱就走,去找张医生吧。

孙寡妇站起来就往外走,还一边骂骂咧咧,你才有病呢。年纪轻轻的,怎么跟老光棍一样,老光棍还知道嬉皮笑脸小恩小惠呢,你说话嘴还蛮硬的。

杨红心想,走吧走吧,迟早还要到我这里来的。越拖你越倒霉。

孙寡妇一边往老樟树下的女人堆里走,一边远远的就大叫起来,哇,真的是呀,要不是我跑得快,裤子都要被他扯下来。

从此以后,镇上的女人一见到杨红,就夹着尾巴逃跑了。开始是年轻的女子跑,后来,中年妇女和老太太也跟着跑起来了。

杨红不大清楚她们究竟跑什么,也没有兴趣去琢磨、去打听。杨红想,如果把她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弄明白了,我就不是杨医生,而是算命打卦的杨半仙了。除了上班之外,他跟镇上的女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想结识她们的愿望。村镇上的妇女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朴实,神神鬼鬼的想法很多,有时简直不可理喻。

小镇上所有的女人看个病都避开妇产科医生杨红。这似乎成了无形的集体抗议活动,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钳制力,钳制着另一部分悄悄地打杨红主意的年轻女子。所以,直到三十五岁的时候,杨红还是单身一人。在这个镇上,三十五岁就是老光棍了。越没人理就越老,越老越没有人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套。

对此,只有杨红一人浑然不觉。他依然有条不紊地生活,就像刚毕业分配来到这个小镇上的时候一样,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提着两个水瓶,从三楼摇摇晃晃的木板楼梯上走下来。铁壳水瓶是装开水的,放到厨房里;塑料壳水瓶是装尿的,放在厕所门边,然后去跑步。他白天上班,黄昏散步,晚上看看电视、读读书,生活过得像手表一样有节奏。杨红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陪院长的老婆闲扯。院长老婆对院长说,你们那个小杨,挺懂事的,不像那些嚼舌根的人说的那样。她发誓一定解决杨红的老大难问题。

医院那幢四层的青砖楼房,在小镇的东头。杨红住在三楼。一离开自己的宿舍,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他就要戴上口罩。他觉得,这座医院简直是被各种臭分子包围着,空气里充满了腐朽的气息,细菌像蝗虫一样在空气中飞翔。二楼住院部是细菌的老巢,那里散发出一股消毒剂掩盖不住的腥臭味。一楼门诊部是各种外来细菌的集散地。护士长天天都指挥护士们,往医院每一个角落里喷洒消毒杀菌的药水。但是,除了死掉的之外,剩下的细菌对那些消毒剂已经习惯了。杨红曾经建议停止喷洒消毒剂,让那些习惯了的细菌突然改变生理节奏,然后死去。护士长因此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说那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馊主意。

走出医院的大门,就是一个大池塘,里面养着鱼,经常有人往里面浇大粪,附近生猪屠宰场的秽水也往里面流。镇科技站的技术员说,这叫作“生态平衡”:大粪养鱼,鱼养人,人拉大粪。池塘边的那条铺满猪粪狗屎的小路通往镇上的商业区。在街道上和商场里,女人们(杨红医生的治疗对象)在街上飘来飘去,伴随着她们浓烈的体味,还有那些口腔里钻出来的酸腐味、隔夜的汗味、狐臭味。总之,杨红找不到任何不戴口罩的理由。

杨红整天戴着口罩,独往独来。他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院长的老婆却觉得他有问题,仿佛是口罩将他与女人和世界隔离开来了。她让院长找杨红好好地谈一谈。院长说,小杨啊,光认真工作还不够,要广泛接触群众。整天戴着口罩干什么?要让你的鼻子慢慢地习惯周围的环境。不要简单地对待那些气味,比如腐烂的稻草味或者大粪味,仔细地品味一下,你就能闻到那些味道背后有一种谷子的香味,这才叫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院长的老婆也在到处为杨红奔走、辩解,说杨红年轻有为。说他不是对女人没有兴趣,而是不好意思跟女人接触。三十五岁的城里人没有对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姑娘们的母亲说,这个年龄倒不是太大的问题。真的病了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看了。但是把女儿嫁给他,他今天看我的女儿,明天看你的女儿,后天又看他的媳妇,总不是什么好事。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到时候倒霉的是自己的女儿。

整个罗镇,只有谭丽华从来不参与对杨红的议论。她有她的想法。

副镇长谭天龙的女儿谭丽华,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兼记者,都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处对象。她人很聪明,却没考上大学。她长得很漂亮,但打扮和做派过于先锋,镇上人嫌她做作。她的普通话说得不错,没有什么乡音。很多人都说,谭丽华,你说普通话跟城里人一样,根本听不出你是这个镇上人。谭丽华因此有点骄傲。她经常用普通话跟镇上人说话。跟她聊天的人忍不住提醒她,要她说家乡话。她说,我也想说啊,就是不习惯,有点拗口。

谭丽华说,乡下土话难听还是小事,关键是不适用于表达情感。如果用家乡的土话来朗诵一首抒情诗,那不知道有多难听。她偷偷地用家乡土话读了一句莱蒙托夫的诗:在淡蓝色的海面,有一片孤帆闪耀着白光。自己羞得脸都红了。

更重要的是,家乡土话里面竟然没有“爱”字。他们不叫“爱人”,叫“我屋里的”,好像是在说锄头或板凳。他们不说“谈恋爱”,说“他们俩那个了”。他们只知道说“喜欢”,猪长得肥“喜欢”,狗跑得快“喜欢”,南瓜长得大“喜欢”,碰到年轻女子也是说“喜欢”。谭丽华心想,谁对我说“喜欢”两个字,我就不客气。她甚至偷偷地想,谁用普通话说“我爱你”,我就嫁给他。

镇武装部干事高明宏的胆子比较大。有一次,他愣头愣脑地冲进了广播室,试图用普通话对谭丽华说,我爱你!三个字急速地冲出来,就像端着冲锋枪朝谭丽华扫了一梭子,结果说成了“我挨你”,被谭丽华撵了出去。高明宏说,我他妈的武警学校毕业,普通话也说得不差,怎么配不上她?不就是没有生在城里吗?

在多年漫长的等待中,谭丽华将镇上所有年轻人的自尊都毁了。只有杨红在她面前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甚至是冷淡的态度。开始她以为杨红在城里一定有女朋友。她的同学曹小红在医院当护士。曹小红说,来看他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他妈妈。他对别的女人没有兴趣。谭丽华心里想,这种人只对妈妈感兴趣,除非有一个人能取代他妈妈。她恨不得自己变成杨红的妈妈。

谭丽华多次都打算放弃自尊,主动出击。但那些老娘们的议论太难听了。谭丽华原本不想理睬那些议论,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举棋不定。每天清早放完第一次广播,推开窗户,谭丽华就能看到杨红的身影。杨红戴着口罩,穿着印有“医学院”字样的红色背心,伸着脖子,鸵鸟一样从广播站的窗前跑过。小街上的青石板,发出一阵咚咚咚的回声。那声音整天都在她的耳边震动,在她心上震动,使她心神不宁。

听说隔壁的黄竹镇,有一个盲人算命很准,谭丽华就去了。

盲人问了谭丽华的生辰八字之后,清了清嗓子,眨巴了一下眼窟窿说,命苦的人哪!污水沟里一枝花,自来难遇知心人;好心没有好报,热脸碰冷屁股;远离闹市遭人怨,似水柔情谁人知。

几句话说得谭丽华眼泪都流出来了。

盲人咳了一口痰,啪的一声射向远方。接着说,好鞍配不上好马,寂寞空房无人问;好马配不上好鞍,时运空转过家门。二十八上转了运。

盲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伸手对着谭丽华说,要转运啦,再加五十块钱,不加也行,那我就不管了,你自己去转。谭丽华连忙掏出五十块钱放到盲人手上。

盲人接着说,你且听端详。二十八上转了运,卧虎出山,猛龙过江,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西方不亮东方亮。知己也是一个跟你一样的苦命人哪,你的心思就是他的心思,他的心思也是你的心思。响鼓不用重敲,我就不多说了。

谭丽华想,盲人果然厉害,句句入理,字字珠玑,说的就是我的身世,好像也暗指了杨红。她暗自决定,要在合适的时候去拜访杨红。

一天上午,谭丽华走进镇医院妇产科诊室的时候,三四个乡下妇女坐在那里候诊。在简易屏风后面,杨红正站在小床边给一个女人检查身体。谭丽华在长椅上坐下来等候。一会儿,妇女主任李桂芝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提着裤子,皮带咬在嘴里,呜呜呜地跟谭丽华打招呼。

杨红一边退下橡胶手套,一边往洗手池走。他转过脸对谭丽华说,你怎么来了?哪里不舒服?

谭丽华说,没有没有,我很舒服。

很舒服?都是这样说,实际情况比你们说的要糟糕得多。杨红说着,走近谭丽华,鼻翼在口罩底下翕动了几下,但好像什么也没有闻到。他说,要不要给你检查一下?杨红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脱口而出,或者说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他没有想到谭丽华还是个未婚女子。

谭丽华听了很不高兴。按往常的脾气她早就一走了之,但想想还是忍住了。她说,不不不,我是来采访的。

杨红说,采访?那你应该找院长。

谭丽华说,想写一篇关于妇女健康方面的广播稿,院长那里已经去过了,还想找这方面的专家了解一些情况。她让杨红先看完等在那里的几个病人。

处理完几个病人之后,杨红和谭丽华一起往自己的宿舍走去。在通往三楼宿舍狭窄陡峭的楼梯上,杨红刚刚取下口罩,就闻到谭丽华身上飘来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杨红的鼻子突然紧张地抽搐起来,连连打了几个喷嚏。

你感冒了?走在前面的谭丽华转过身来问。

是是是,有点伤风。杨红说着,连忙抬起刚刚用酒精擦过的手,捏住了还在抽搐的鼻子,好像想把香水味挡在鼻子外面。

第一次闻到,准确地说是第一次注意到香水的气息,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杨红是妇产科班三十六个人中唯一的男性。在女性的包围之中,他常常感到窘迫万分。他的眼睛在三十五双犀利的眼睛逼视下,基本上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只有鼻子还能自由支配。开始,他被坐在旁边的汤小舒身上飘来的香水味迷住了。那细如游丝的香味,钻进了他的鼻子,沿着鼻腔钻进了他的大脑,再通过中枢神经钻进了他的心里,渗透到他的全身。他一阵哆嗦,隐隐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后来,他渐渐地能分辨出三十五种不同的香味。那些香味诡秘而又狡猾,而且飘忽不定。有的躲在洗发水后面,有的躲在洗面奶后面,有的躲在护肤脂后面;有的躲在汗味后面,有的躲在狐臭后面,有的若即若离飘忽不定,有的直往鼻子里钻。汤小舒就是属于后面那一种。女同学为什么要用香水呢?香水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他一度被这个问题纠缠得神经衰弱,彻夜不眠。这使得他视力越来越差,嗅觉却越来越灵敏。

转眼间学生生涯就要结束了。那是初夏的一个晚上,杨红正在阶梯教室里看书。汤小舒走过来,坐在杨红旁边,恶狠狠地说,大笨蛋,你是不是想等我来求你?说完,在他的鼻子周围散放了一股香味,然后转身就走。香味就像一根线牵着他,线头在汤小舒手上。

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谓香水,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人类肉体气息的精华。它将人体最低级的气息与最高贵的气息,将生长的和死亡的气息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极端诱人的力量,一种隐约的罪恶感就隐藏在那种力量之中。实际上,香味就是女人的腋窝气味和下体气味的高度抽象、凝练和集中,就像热力高度集中之后就变成了TNT一样。反过来看也一样,正因为它是高度抽象、凝练和集中的,它就能够让人忘记一般的低级的腋窝气味和下体气味。问题在于,一般的女人体味和高度凝练的女人体味(也就是香水味),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呢?直到汤小舒一脚把他踹了,他也没有弄明白。

谭丽华正在楼梯上走着,她的花裙子被一阵风吹起,白色的内裤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在他眼前划过。杨红感到一阵晕眩。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骚动而又窘迫,弄乱了杨红的步伐。杨红想起了第一次走进手术室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面对赤身裸体的、活生生的女人。当时他心里一阵慌乱,正准备退到后排,指导医生递给他一把剃须刀说,将阴毛剃掉,先用酒精清洗,然后用碘酒消毒。十几个女同学审视的目光唰地一下就盯住了他的脸。

无数次医学实践,培植了杨红对香水的敌意。杨红渐渐发现,女人的香味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神秘,它是一种假象。香味会迅速在酒精中分解、挥发。但是,一般的人体味,包括腋窝味、下体味、狐臭味、肉体的腐烂味,却很难溶于酒精,而且显得顽固不化,那种顽固气息还会穿过酒精直奔你的鼻子。尤其是参加工作之后,每天接触那些下体有病变的女性,她们的体味就像梅雨季节黏湿的空气一样,挥之不去,粘在人的手指上、鼻尖上。每一次在水龙头下反复地冲洗自己的双手的时候,杨红就感到十分绝望。原以为酒精是香水气息的克星,现在他发现了酒精的克星。他认为,五花八门的消毒剂,在人的体味面前的无能为力,是化学工业界的人的无能。

杨红,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妇产科医生这种职业呢?在三楼的走道上,谭丽华就开始采访了。

问这些干什么?不是我选择了它,而是它选择了我。人还没有进校就分专业,他们搞错了,以为杨红是女的,就把我分到了妇产科专业。杨红开门后,请谭丽华坐下,然后提起铁皮水瓶给她倒了一杯水,顺便将塑料壳的水瓶塞到床底下去了。

你对自己的专业有什么看法呢?谭丽华坐下来接着问。

外科累。牙科脏。眼科麻烦。精神病科令人恐惧。内科好一点,但内科班人满为患。开始认为妇产科不错,主要是感到新鲜,后来我才发现……

谭丽华打断杨红的话说,请你等一等,刚才你谈到“新鲜”,能不能解释一下?

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突然发现一头没有鼻子的大象,新鲜不新鲜?

你说话真逗。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你的治疗对象的呢?

在我眼里,眼睛、牙齿、骨头、肌肉、血管、神经、内藏、生殖器、脚指甲盖都一样,都是人体整体的一部分。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功能必须正常运转,并与整体功能协调一致。我的工作就是让女性生殖系统的功能正常运转,不要影响其他部分的功能。如果有局部溃疡,也就是糜烂,它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会影响到整个人体功能。

据说,我们罗镇的妇女健康普查结果很糟。你有什么看法?谭丽华问,屁股在椅子上来回扭动了一下。

说到这个,我就要多说几句了。不是罗镇,而是所有的镇,特别是在乡村,妇女卫生状况糟糕透了。爱国卫生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政府投入那么大,效果还是不甚理想。所以我才这么忙。刚来的时候,我曾经下决心要在几年内改变这种状况。现在看来我是痴心妄想,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别看她们一个个涂脂抹粉,洒香水,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一个动人的假象。已婚妇女很多人都不同程度有毛病,宫颈糜烂、阴道滴虫、子宫下垂、阴道炎、子宫肌瘤,有些甚至还有性病。外阴瘙痒症这种轻微的症状,就更加普遍了。除了妇女个人的责任之外,防疫系统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当然还包括她们的丈夫,要负一定的责任。卫生条件太差,性卫生常识几乎是零……

这种情况我知道一些。谭丽华继续正襟危坐地说。

你知道什么?这些年情况更复杂了。人口流动太大。已经发现好些个淋病、梅毒了。前几天,有一对夫妇来看病。先是男的来。他说,他在外面打工时染上了病,妻子还不知道,好在一回家妻子就病了。他要我给他用些好药,争取在妻子病好之前治好他,还叫我替他保密。第二天,妻子来了,说是痛经。实际上是二期梅毒症状。她说是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染上的,要我赶快帮她治好。她说她正在装病,但也不能装得太久了,好在丈夫在外面打了两年工,学到了修养,脾气变得温和了许多。要是以前,早就露马脚了。她也让我替她保密。我看看他们的住址,竟然是一样的。我心想,你们俩谁也别瞒谁了……你看,我天天就是在收拾这些烂摊子。你天天在广播里说的,跟我天天看到的不一样。

你是不是有一点夸张?谭丽华说。

不信?那你等一等,我到办公室里去拿一份调查报告来。

调查报告也是对你的调查对象而言的。杨医生,谢谢你,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有事再来找你。谭丽华说着就告辞了。

谭丽华走后,杨红在她坐过的凳子上仔细闻了一阵,竟然什么也没有闻出来。他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感冒了。

后来谭丽华又来过几次。有时候在凳子上留下药皂的气味,有时候又留下酒精的气味。这些经常变化的气味,把杨红弄糊涂了。不久前,杨红还透过酒精的气味闻出了汤小舒的气味。他的心里一阵颤动。他试图在空气中透过肉体的气味,去捕捉那种曾经在汤小舒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镇上那些喜欢闲言碎语的女人,突然惊奇地发现,妇产科医生杨红不戴口罩了。不但散步的时候,连上班的时候也不戴了,就让鼻子敞在空气里。更奇怪的是,杨红突然向院长提出要到内科去的要求。女人来看病的时候,他扭扭捏捏,满脸通红。

接连有几天,谭丽华都在广播里念自己写的那篇名为“无私的奉献”的广播稿,把杨红夸得有点离谱。谭丽华的声音在杨红的耳朵里,变成了一种诱人的气息。杨红听着听着,鼻尖在不停地抖动。有一天,播音员突然换成一个男的。杨红一打听,谭丽华在家里休病假。

那天晚上,杨红正在读书,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认为一定是谭丽华来了。打开门一看,发现是谭丽华的母亲,镇中学退休教师刘玫。

丽华病了,你知道吗?刘玫站在门槛边说。

听说了。怎么没有到医院来看看?

杨红啊,你把她毁了!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听了就会明白的。每一次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她都精心打扮,想让自己显得更漂亮、更诱人。我知道,她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找你,说明她知道你的价值,而你一点也不知道她的价值。她是一个自尊的孩子,之所以一直没有谈朋友,是因为她不肯将就。可是你却在不停地对她说,女人都是肮脏的,腐烂的,是一个假象。你这是什么话?你每天接触的都是病人,并不等于所有的女人都有病嘛。丽华是个连男朋友都没谈过的闺女,你跟她说那些干什么?

对不起,凭我的鼻子起誓,我正在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谭丽华的看法。我还正在想什么时候去找她呢。

你的起誓已经晚了。开始我发现她在用药皂。后来她又买了酒精,甚至碘酒。她不肯躺在床上。她要一直待在卫生间里,不停地洗呀洗呀。我哭着劝她也没有用。

杨红愧疚地说,真的很抱歉,刘老师。我开始以为她真的是来采访,就说得比较客观,也比较严重一点。我没有其他意思。

她的喇叭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你是医生,你的话也能不负责任?你毁了她的自尊和自信,也毁了她的希望!

您先别急,请进来坐一会儿吧。杨红说着,拿起了塑料水瓶给刘玫倒了一杯水。

刘玫在杨红的桌边坐下,看了看杯子说,你是灯光不知脚下暗。整天说别人脏,你看看你的水杯,你闻闻这开水,一股臊味。这些我不管。我只想你帮我去劝劝丽华。你知道你在她心里的位置。

杨红来到谭丽华家的时候,谭丽华刚刚从卫生间出来。见到杨红,谭丽华慌忙走进自己的房间去了。杨红让谭丽华快躺到床上去,给她做了检查。谭丽华被碘酒烧伤了,已经有局部溃疡。透过碘酒的气味,杨红再一次闻到了汤小舒那诱人的气息。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杨红的鼻子已经改邪归正,对气息不再神经过敏。而谭丽华却变得有点奇怪,整天在水龙头边洗手、洗衣,一会儿就钻进卫生间淋浴去了;从头洗到脚,从里洗到外,整天洗个不停。谭丽华的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小黑痣,我想跟你远走他乡

流动马戏团要到罗镇来演出的消息早就传开了。我盼了一个星期,连马戏团的影子也没见着。我突然变得烦躁起来。我对我妹妹和她的好友程瑛说,你们天天守在操场上等什么?等马戏团吗?你们这是守株待兔。我妹妹愣了一下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本成语词典回到操场上来了,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才是在守株待兔呢。

操场当然不会为一个传说中的马戏团而空着。那天,兽医站的罗大德在操场上忙了一整天,将镇上所有该骟的猪都骟了一遍,操场上猪叫狗吠声响彻云霄。罗德丙老人的葬礼仪式也在操场上举行,占了整整两天时间。八十二岁的罗德丙,是吃糯米汤圆的时候噎死的。尽管他身体虚弱,双腿行动不便,但食欲却一直很旺。前天午饭之后,他突然大声对儿媳妇说,弄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吃,肚子里老是空空的。儿媳妇说,没见过那么贪吃的老人,滚烫的糯米汤圆,一进嘴巴,嚼也不嚼就往下咽,结果噎死了。听说镇长的老爹罗三坤,也快要不行了。不过罗三坤是肺气肿,一天到晚喘着粗气,像一个移动风箱,眼看就要断气似的,突然又呼啦呼啦地响了起来。看那样子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我想,该死的,该杀的,该割的,该剐的,就赶紧吧,不要拖拖拉拉。

女人和老人,特别是孩子们,频繁地到操场上来转悠,他们伸长脖子不停地朝大路远方张望,翘首以盼,期待马戏团的到来。娘们儿凑在一堆,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什么。骟猪的罗大德,一边高声说笑,一边朝女人堆里瞟。他说,我在城里看过马戏,那些女人没有腰,没有骨头,身子软得跟黄鳝一样。孙寡妇说,黄鳝没有骨头?我怕你瞎了眼吧?黄鳝明明有一根大骨头。

镇长罗昌伟路过操场的时候说,你们整天聚在这里干什么?家里就没有事干?告诉你们吧,马戏团不会来的,你们别等了,回家去吧。孙寡妇冲镇长大声叫起来,谁说我们在等马戏团?谁说我们在等马戏团?我们随便站站不行吗?镇长不理会孙寡妇,头也不回就走过去了。大家都讪讪的,有的准备离开操场。镇长的话对小崽子们的影响并不大,他们依然像平常一样在操场上玩。他们一边玩耍一边等待,显得比大人要有耐心得多。他们以为,只要耐心地等待,总有一天会来的。

周末下午,开始下起毛毛细雨。操场上的蜻蜓越飞越低,在头顶上转来转去。阴雨天沉闷的气息,让孩子们也开始烦躁起来,他们没有耐心做完任何一个游戏,不停地换,会玩的游戏一会儿就换完了,只好又重复一遍。

大路尽头终于出现了一个黑点,朝镇子这边移来,只见一位身穿布纽扣黑色粗布衬衫的中年男子,渐渐走了过来。男子个子蛮高,方形的脸庞,操着外乡口音,他说他是河南人。河南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只知道两件与河南相关的事情。一是我父亲每天抽的大前门香烟,就是开封卷烟厂生产的;二是到我们镇上来要饭的,都是河南和安徽人。眼前这个男子,穿着和神态,都不像要饭的,那气派跟我小学校长差不多。我问他是不是开封人,他说他不是开封的,是驻马店的。他向我打听镇政府在什么地方。我问他驻马店是不是有很多马,他说,是有很多马,还有很多驴,很多骡,见过?那么会说话的猴子见过吗?我被他那会说话的猴子镇住了。他还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语气温和,很有耐心。所以,当他点名要见镇长罗昌伟的时候,我很爽快地答应领他去镇政府。

驻马店的男子,走进镇长办公室。他们谈了一阵,还争执了几句。后来,镇长领着他到操场上来转了一下。他双手紧紧握住镇长的双手,拼命地上下摇晃,只见镇长的头被摇得像鸡啄米似的,然后使劲地把手抽了出来。他对镇长说,再见吧,然后就匆匆走了。我觉得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要成为现实了。

第二天一早,我妹妹和程瑛又要到操场上去。她们不说去等马戏团,故意大声说,到操场上踢毽子去,那里地方大。我的邻居程瑛,不发脾气的时候的确很漂亮,一副城里人的娇滴滴的样子,歌也唱得好。我妹妹因此很崇拜她,成了她的忠实随从。程瑛踢毽子的样子很好看。她穿一双白色运动鞋,她踢毽子的时候,不但用脚的内侧踢,还侧着身子用脚的外侧踢。有时候,她跳起来用放到屁股后面的脚后跟踢,踺子飞起来的时候,脚跟正好碰在她的小屁股上。

以我妹妹和程瑛为首的女孩围成了一个圆圈。她们踢起来不仅时间长、数量多,而且花样多端,每个人踢起来都没完没了。不一会儿,她们就将凑热闹的小家伙全部都吸引过去了。她们要规定新的游戏规则,以示公平。程瑛说,大家不分男女,大家一起玩,比赛看谁踢得多、时间长,不能踢到三十个以上的不得上场,只能当观众。我说好的。后来我发现,她的规则很阴险,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踢过三十的。我们几个男孩子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一口气踢三十个以上,这就意味着参与踢毽子表演的只能全是女孩子。这一招很毒。这个馊主意不是程瑛出的,而是我妹妹出的。我没有马上找她算账,先记在心里。

我和财神几次试图搅局,都被程瑛制止了。程瑛的方法很简单,她先是平静地盯着我一阵子,再慢慢地走过去,将被我扔出很远的踺子捡回来,接着踢。程瑛平静的样子不一般,跟她妈妈周老师一个德行。周老师跟我妈妈闲聊的时候也是那样。几个回合下来,我的捣乱,就成了她们表演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点缀。我们都觉得无聊又无趣。我几次想离开操场,镇子后面的小山上更好玩。但想到马戏团快要来了,只好忍住。

我决定另立山头,脚不灵可以用手啊。我和财神、大头几个走到操场的另一边,围成一个小圆圈。我把踺子抛向空中,然后双手拍一下掌,再伸出手,将掉下来的踺子托向空中,又连忙拍一下掌。这样就简单得多了。我们当然也碰到了时间分配的问题。我冷冷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怎么玩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玩你玩,等你玩腻了就给我们玩一玩吧。我们玩了一阵,发现那帮浑身是泥的小农民,依然围着程瑛她们转。于是,我开始变招了。我加快了速度,双脚走着碎步,一边拍手,一边高声唱起来,财神和大头也一起跟我帮腔:

拍拍掌,百花开,

风吹燕子过江来。

水草江边绿,

花在园里开。

一年十二月,

月月有花开。

尽管唱得有些俗气,但热闹。一时间我们这边就开始闹哄哄了。小家伙们就像苍蝇闻到了屎一样,嗡的一声就围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在中间拍手,沿着人群围着的圆圈走,一边高声喊道,站开点,站开点,脚下踏着节奏沿着圈子的边缘飞快地走着,踺子在我的手掌和空中飘上飘下。财神和大头还在重复着那低级趣味的歌。我说,换一个啊,傻瓜,换一个好听的。他们说,好听的没有,好玩的行不行?我说,好玩也可以,不傻就可以。他们想了想,接着又高声唱了起来:

半天云里响起了雷,

清水河边下起了雨。

黄牛为什么不吃草,

水牛为什么不喝水。

拴起牛来赶紧跑,

到你家里借蓑衣。

你的妈妈不在家,

只有一个小婊子。

财神和大头一边唱,一边冲程瑛那边笑。程瑛沉着从容的气派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停下来冲我们这边大骂了一阵,领着她的伙伴,还有我妹妹那条跟屁虫,就离开了操场。程瑛她们一走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把踺子丢在地上说,你们玩吧。见我松了口,那些泥猴一样的小家伙就开始瞎起哄,让我来、让我来。

流动马戏团如果要来,这条大路是必经之路。驻马店男子就是从这条路上走来的,后来又是沿着这条路离开。我想象着自己也是流动马戏团的一员,远远地从大路上走来,吸引了许多羡慕的目光,然后又沿着大路悄悄地走掉,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留个谜语给别人猜猜。可是上午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依然不见马戏团的影子。但我至今坚持认为那个男子就是马戏团的,尽管我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证实。你是马戏团的吗?——这个问题,我没好意思问出来。

大路穿过学校门口的大操场,经过操场南边的枫树林,一直向南伸去。小镇上农户的牛都拴在枫树林里。牛粪味长期弥漫在学校的操场上。学校和医院管“爱卫会”的医生跟村里人协商,给了他们一笔钱,请他们另找地方拴牛。他们收了钱,也答应把牛弄走,但牛至今还在枫树林里拴着。

我走进枫树林,眼睛留意着大路上的动静。大路蜿蜒伸向远方。我不知道这条往南去的大路,到底通往哪里,它就那样消失在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在天晴的时候,能远远看到大路尽头的尖山,像一堵墙一样拦在那里。

别的山的山顶都是浑圆的,而尖山的山顶是尖的,像一把匕首刺向天空。镇上人都说,尖山还在不停地往上生长。医院的厨师老赵说,你看你看,还在长,还在长!要是再不想办法,它就会长到天上去的,触动了天上的人,哼,那就有你们好看的了。天上的人,才不管你们是谁、谁官大、谁脸白、谁奶大、谁屁股圆呢。……有什么办法?办法当然有啦。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呢?

我说,我不怕,我一个人敢摸黑进白天死过人的手术室,我还敢摸到坟山上去。

老赵说,光胆大还不够,还得运气好。要让尖山停下来不长,就要关掉一个机关。尖山上有一个山洞,机关就在那个山洞里。……所以,找到了洞口也还进不去呀,除非你碰上那个,白须驼背老头,打开山洞机关的钥匙,就在他手上。他一年也难得出来一次,谁知道他哪一天出来?我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等吧?就这样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一直拖到现在,大家都不打算管似的。我老了,管不了那么多啦。长吧,长吧,长到天上去了才好呢!老赵露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天天等当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何况就算等到了,能不能拿到钥匙还是个问题,谁知道白须驼背老头的脾气怎么样呢,如果像我父亲的脾气,那就很难说了。可我也不能撒手不管哪。我望着远处那座十分突兀地竖在那里的尖山,我隐隐地看到尖山真的还在往上生长。我心里想,我要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看,事先不告诉任何人。如果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我的父亲会笑掉大牙的。当然,如果白须驼背老头自己去把机关关掉,那就再好不过了,免得我和老赵到一起就操心这件事。如果老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管不了那么多,那就剩我一个人了。

程瑛和我妹妹,溜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去了。我知道她们又是去买吃的。每一次镇上有什么新鲜事,她们都是这样,而且出手很大方,好像准备把积蓄全部花掉似的。有时候,她们还会把平常想买没舍得买的东西一起补上。平时,想让她们拿出一个子儿来,那是千难万难的。她们喜欢为一件屁大的事情鬼鬼祟祟地忙活很久,把一件事情弄得神秘兮兮的,还假装很平静。

一阵风吹过来,暗阴的枫树林簌簌作响。我一个人站在大路边的树林里,望着远处的尖山。云雾环绕在山腰,山尖尖像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一样,一动不动。我一定要到尖山上去一趟,一定要设法从白须驼背老头那里弄到钥匙,一定要找到那个洞口,一定要阻止它尖山继续往上生长。想着想着,一股英雄般的气概从内心涌起。

这时,我父亲正好背着药箱路过这里,他对我大声吼了起来,他说我站在这里,东张西望,无所事事,像个二流子似的,丢尽了他的颜面。他命令我立即回家,一刻也不能耽搁,否则就叫我皮肉开花。我一边假装往家里走,一边回头看看父亲。当父亲屁股上一跳一跳的药箱渐渐远了的时候,我又折了回来。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尖山往上长的速度并不慢,所以不能再拖了,要去就得尽快,最好是一个人去,当然要选个好天气,我这样想,顺便走到枫树林里看牛去了。

看牛好像是一件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但看着看着,意思就来了。你想想,它们匆匆忙忙地吞下那么多的草料,不咬也不嚼,先放到肚子里存着。这种方法,一来可以从同伴那里多抢吃一些嫩草,二来还可以少在太阳底下挨晒,等到肚子装满了,再到树荫底下躺着,慢慢地享受、独吞。我觉得,不出声的、闷葫芦似的家伙,总是比吵吵嚷嚷的要有心计。牛就是那种闷葫芦的有心计的家伙。

一头老黄牛,不停地摇着耳朵甩着尾巴赶苍蝇,它肚子里的存货正在咕噜咕噜地往嘴里跑。它的吃相不大雅观,两腭不是上下咬嚼,而是左右移动,磨得嘴角两边全是白色的唾沫和草浆,有点像饿急了的农民吃饭的样子,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近墨者黑。我觉得并不完全是这样,农民养的狗就显得很优雅。随着生活的改善,那些狗已经不怎么愿意吃屎了。事实上父亲在说“近墨者黑”的时候,矛头是指向我的。如果我吃饭,也像老黄牛那样,吃得两边嘴角全是咀嚼出来的唾沫,父亲的手就要打上我的头了。

他们跑过来对我说,我们不玩了。我说,不玩就不要玩呗,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他们说,来撒泡尿行不行?说着,小鸡鸡全部掏了出来,有的对着树根冲,有的在沙土上写字。大头和财神,对着牛鼻子撒尿,还对牛说,喝酒、喝酒,不要光吃菜不喝酒。

我大叫一声,人来了!小鸡鸡们连忙收回去,有的还把没撒完的尿撒到了裤子上。人在哪里?人在哪里?财神嘀咕一句,我们也没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