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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贫血缺钙”之因

2016-12-14 16:19| 作者: 孙武臣|编辑: 中国散文网| 查看: 7157|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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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8日《文艺报》刊发10位中青年作家深入生活的见闻与感受、心得与收获。读后颇为感奋。犹如一棵被人们遗忘或不屑的“老树”又发新绿时,令人恍然感知到:原来它是长青的!

10位作家的感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识是:生活永远是创作之源。

“深入生活”的道理连我们的古人都懂得:“事众文饶,水大鱼多。”本来是简单到无须再议的;然而,却又变成当今不得不重提的话题。这里有我们在思想方法上的偏失而造成的失误。

过去我们的文艺指向是“为政治服务”,并且将它唯一化,只有主旋律,没有多样化,甚至成为检视与判断一个作家是否“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依据。因此,过去在践行“深入生活”时也走了极端,似乎非“长蹲死守”不叫深入生活,甚至以此作为“惩罚”和“挽救”的一种手段。显然,这样的片面只能带来文学事业的悲剧。其主要错误:一是根本不提及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的制约与作用,否定主体与客体双向运动,否定作家对创作的“孕育”作用,是根本违背了文艺创作的本质和规律;二是生活不等于艺术,一个作家所有的经历并不能全部化为他的“创作客体”,从哲学层面上说,就是不能将感性的事实判断混同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即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思维定势的感知力、想象力、理解力和表现力,只有客体固有的审美属性,符合主体好恶的需求,产生了心理共鸣,这样的客观生活对象才能成为作家的创作客体。一个作家的经历得再多,经过自己的审美“筛选”后,所剩余的真正能成为创作客体的生活经历却有限。有创作心理学家说过一个通俗而形象的比喻:你不是将所认识的人都请到你家里来,而是只将朋友请到家里。所以抛开创作主体,只强调创作客体,甚至片面强调“创作就是生活竞赛”也是错误的。为此,不知有多少作家的才华被贻误了被扼杀了。

这样错误的“深入生活”无疑引起我们内心的反感和抵牾,然而,我们的思想方法不能从一个极致又跳到另一个极致,不能因为“深入”得错误,就对“深入生活”说不了吧?否定与拒绝“深入生活”,片面理解与强调“到处有生活”,也是片面的。其一,从哲学视角看,人都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第二性的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反映。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把自身主观性视为和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是绝缘的,以为创作的本原是创作者自身,似乎创作是纯主观的,自然就有唯心主义之误了。其二,创作的主客体都是在生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不同的生活决定了创作主客体都有大小、轻重、文野之区别。伟大的作家总是在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与解说社会生活中重大矛盾中见出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文化与修养的杰出功力。他们的文学价值取向应该是我们的文学理想,要实现它,我们不但要有生活积累,而且还要有极深厚的生活积累。

勿庸讳言,我以为除了军事题材创作和报告文学创作之外,当下的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症结,比如,普遍的理想缺失,思想的贫乏苍白,对形而上的淡漠,新意的匮乏,主旋律的弱化,崇高的消殒,英雄的远去,情感的淡薄,心态的浮躁,人物的套式,故事的编造,想象的乏力,审美的世俗……其种种创作症侯,岂是技巧精湛,语言精彩,策划精妙所能治愈的?正如作家武歆在《作家一生的命题》中所概括的:“当下,作家、评论家与读者都有一个共同感受——现在的文学作品缺少伟大厚重之作。更直接地说,当下的文学作品,写作技巧越发纯熟精致,但缺乏思想深度、缺少真情实感、缺少人间温暖。”并且他认为“时下小说不能打动读者,是与作家自身缺少真情实感有关。”思想与情感到哪里去寻觅与增补?他的回答是深入生活。“多走、多看、多听、多交流、多接‘地气’,让生活中感动的‘人和事’来促使自己情不自禁地抬起手臂、拿起笔,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因此,他把深入生活视为“作家一生的命题”。

的确,一个作家如果放弃了生活之源,那么,创作主体中的诸如观察、体验、感受、情感、灵感、理解、判断、概括等心理形式也都失去了对象化,当失去了这一切,文学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喜新厌旧大约是人们普遍心理,但只要“古调”于今仍有价值,就不会被埋没,终将还有后人重新“弹”起的时候。现在这10位中青年作家就为当今文学创作“贫血缺钙”症开出了药方——深入生活。我们要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葛水平深入“匠人”的生活,他写道:“匠人的一生,他们是在寂寞中度过的,而寂寞中的繁荣,你可以不去想象他们,但是,你不可以不在目睹了一切之后涕泪交流。”生活感动了作家,作家才能拥有感动读者的情感血肉。

李迪体验公安战线的生活,他在《生活是一口井》中说他看到押犯人上囚车的场面,被毙的十几个都只有十八九岁,那一刻,“我听到身后有人叹了口气,唉,也不知昨晚儿给没给他们肉吃……这话让我心疼!回头一看,是一位老警察,满头白发,一脸沧桑。几十年过去了,这充满人性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去西藏深入生活的杜文娟在《来到我的精神家园》中写道:“一位在内地的战士对我说,入伍两年来没有见到过树木,没有见到过城镇,还说我是他半年来见到的第一个陌生人。官兵们的巡逻路是那样寂寞和寒冷,那样险象环生和坚强无畏。”“我一次次被这些伟大而普通的阿里人感动,一次次泪流满面。”布仁巴雅尔在《深入生活才有感人作品》中写道:“在采访中我了解到全国劳动模范米德格玛抚养着18位五保老人和残疾、贫困儿童,这个感人事迹实在令我感动得流泪。”这三位作家在生活中发现的是人物,感悟的是平凡孕育着的崇高;而人物形象是文学艺术的第一要义。既然生活可以囊括家庭、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简直可以说生活就是人的生态与心态,就是人的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史。文学正是通过人物形象化,特别是通过情节与细节表现这一核心内涵来反映出折射出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一般来说,从一部作品大体看得出作者生活积累的广与狭、深与浅,以及它所囊括生活内涵的多与少、厚与薄。

的确,一个作家再伟大,具有再高超的写作技巧,也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鲁迅当年听了陈赓将军讲述长征,很是为人类社会这一奇迹感动,也曾文思澎湃,很想写一部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但终因不熟悉红军的生活而未能实现这一梦想。

任何一个作家的生活范围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穷尽所有生活,并且在拥有的有限的生活里,也不能摆脱时代、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个人经历的种种制约与作用,所以一个作家要尽力拓宽生活面,只有广才可能深,正如打井,井口没有一定的广度,也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深度。

胡冬林在《原始森林的呼唤》中说他做过大量阅读笔记,涉及到动物行为学、进化理论、环境伦理学,知晓这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但他说:“这些理论如不深入自然界去验证、感悟,只能永远束之高阁;一旦与实地体验相结合并运用到写作中,文章就能具有很高的立足点,视野开阔大气透彻。”王昕朋也说过去也接触过一些农民工二代,“然而,形式上是贴近了,实际上与这些人物还有很大距离,距离最远的是心与心,或者说情感之间。”但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之后,“一个个来自生活的细节进入了我的笔下,仿佛为我小说中的人物增添了血液和营养,让一个个人物丰满起来……”这些典型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作家不能满足于已往的生活积累,还要不断增补,增补没有止境;不能满足于一般浅尝辄止的生活,还要生活得深入,否则不能独特和深刻。

“深入生活”还应有深入时代这一层面的内涵,即生活是发展变化着的,就有与时俱进的问题。薛舒在《大都市与小农村》中讲到在眼前行进中的农村改革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而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很难评价历史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一个为人民而呼的作家,他的忧虑是“时代书记官”的使命。朱谷忠也发觉:“单凭以往的生活积累和经验,已不可能挖掘到农民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变革的新鲜事和深层次的东西。”而深入生活“不但使我的心灵一次次受到震动,也一次次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张锐强谈到自己对故乡的新体验,“这些发现令我振奋,也令我震惊,更令我羞愧。我很羞愧地发现,原来我对故乡竟然一无所知。”他的感悟是:“深深地扎根于脚下的土地,未必就能长成参天大树,开花结果;但假如不这样,那就只有一个结果:快速地枯萎。”

感谢10位中青年作家给我们上了一课:旧话题,新感受。文学怎样才能无愧于急遽变革的时代,值得重新议论,它是我们要坚守的文学信念。

践行“深入生活”,我以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深入生活的方式与时间要多样化,不要一律重蹈覆辙地长期“长蹲”一个点,因为“死守”容易致使作家的视野成为“井底之蛙”,反而不利于深刻地认知与思考全局,更不易走向本质的深刻。那种有针对性的灵活的“深入生活”方式,效果也很好。当年谌容写《人到中年》前曾到北京“同仁医院”体验生活3个月。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能写出这部大作?其实《人到中年》的故事与人物的原型甚至一些细节,谌容早已烂熟于心,去“同仁”这个眼科医院,只是去观察、设想她的人物应该工作和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与空间里,3个月足够了。二是不能否定“间接生活”对“直接生活”的弥补作用。比如,“读书万卷”对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感觉平移”对无法体验又不得不写的体验的补充。当年莫言在《红高粱》描写的“扒人皮”,感觉就源于他扒过兔子和青蛙的皮。

“间接生活”可以弥补创作的一部分和一时间,但它毕竟是“流”,不是“源”,它永远取代不了“直接生活”,“无源自无流”,否则10位中青年作家的生活感言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永远是“变”中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