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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千老那次小酌

2016-12-14 16:19| 作者: 孙武臣|编辑: 中国散文网| 查看: 7328|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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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旧报纸,读到2011210日《解放日报》凌河的文章《想起少奇同志的一顿饭》,颇为感慨。文章先从过节大家团聚,饭店“圆台面”红火写起,然而杯觞之际,作者忽然想起60多年前刘少奇吃的一桌“圆台面”,于是,文章开始回忆起当时的两件事……

其一,“那是1949年的4月,少奇同志视察解放后的天津——那时没有迎来送往,也没有前呼后拥,但吃一顿饭,还是要的。于是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同志,便在‘起士林’作东,请少奇同志小酌一番。彼时的‘起士林’,没有什么‘贵宾包房’,市长的便饭,就摆在大堂”,少奇同志“便和天津的大众一道,挤在喧哗的大堂里一起吃了一顿饭。”作者颇为这一场景感叹:“没有人感到‘紧张’,也没有人觉得‘不妥’,甚至没有想到摆上一道屏风……”

其二,“其实少奇同志的这顿饭,吃得还是有一点‘紧张’的——那便是同桌而食的,有一位学者千家驹。千先生似乎不怎么同意少奇同志制定的‘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大政方针,于是有了颇为‘激烈’的争论。从‘剥削有功’对不对,到化妆品这样的行业要不要发展,千家驹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并不因少奇同志位高权重而唯诺,少奇同志襟怀坦白,坦言相对,也并不因为他是民主人士而欲言又止……这是一桌坦荡交锋的‘圆台面’,然而同样是谁也没觉得‘紧张’,也并不后悔请了千家驹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物来上座……”

显而易见,“今天”看“昨天”,这篇文章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考。

这件往事又即刻使我想起我记忆中的一件往事——我有幸曾与千家驹老师的一次小酌,亲自感受到他身上的儒雅风采和批判锋芒。现在书写出来,权作上面那篇文章的续篇。

我家住房紧张。1969年我结婚时,再三跑房管所,总算在1970年分给我一间11·6平方米的小屋,位于北京东城大羊宜宾胡同37号。住房虽小,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小家,心间仍有一丝温暖。我即刻去看房。那座院落原来有些古典韵味的,高高厚厚的红漆大门,门洞两侧有小狮石雕,在那条胡同里很有些气派。门洞两边均有耳房,中间有绿色红边影壁墙,下得台阶则是外院,正面是二层小楼,从小楼西侧门进去,则是里院,沿着带有廊檐的走廊,一排北房,我的小屋就在东起第二间。里外院都算宽大,房屋都是整砖到底,一律朝阳,院子是青砖地,屋里是木板地,走廊是花砖地,颇有欧洲古典风韵。而当我进去看房之时,这个颇有几分气派的院落已彻底破败了。小楼被军管会的四个家庭分住了,其他平房也住了五家平民。九家人各自搭建了小厨房和储藏室,晒衣绳多得如同蜘蛛网,原来的花圃不复存在了,院子的空间一下子变得狭小和拥挤。即便这样,看房时,我意识到这大约不是一般人的住所。果然,我看房后去回复房管所,那位管理员告诉我说:“那是千家驹的房子!”噢,那可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我读过他那本关于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书。说实话,我这个学中文的,对那本书中许多内容都不甚了了,但四大家族的总资产多达200亿美元,至今还记得。这个数字成为人们认识“官僚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了。

管理员回答我说,房主人被打成右派,他就只剩下里院了,“文革”时,连里院也没了,只给他留下了里院最西头的一间。不过,他没住过几天。

1979年大约是10月的一天中午,我去前院公共水龙头去提水,见一个老者提两个旅行袋从门口进来,很是吃力,于是我放下自己的水筒,快步过去帮他,老人连声称谢,按他的指示,我将两个旅行袋送到里院最西头的屋前。老人开了锁。

“您贵姓?”我疑惑地问。

“我是千家驹。”

“噢,是千老!”我有几分惊喜。“你知道我?”“我读过您的书!今天竟然巧遇您这位作者了。”千老说可有时间没回来了,屋里尘土一定厚厚的,不能请我进去坐了。我告诉他我是他的邻居,今后再拜访您,您先好好休息。于是告辞了。

不想,过了几天,千老先到了我的小屋,还给我带来几个当时北京不常见的大脐橙,说是让我尝尝他家乡的水果。千老的真诚反而使我这个后辈人不知所措了。已近午饭时间,他见我正独酌,便问我为什么没上班,家里怎么只有我一人吃午饭。我告诉他,我爱人也是教师,中午不回来,孩子放学去爷爷家。我执意要千老留下和我干一杯,尽管我只有最普通的“北京白干”,“花生米”,“豆腐干”,“芝麻酱烧饼”。千老大约也不好回绝我的诚意,爽快地答应,说着又回到他的房间取来了一袋南方烤鱼片。于是就有了我和千老那次小酌的难忘记忆。

当时,我因1976年“天安门事件”受到牵连,学校没能保护我,出于那时的政治背景的压力,我能理解,但将我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提供给专政审查人员作为“炮弹”,毕竟伤了我的心。虽然后来给我平了反,但我的去意已决,也正联系着一些单位。学校不放人,我执意要走,所以那段时间,我是有课到校,无课在家。面对千老的真诚,我有一种不能遮掩的感觉,对酌中,我把自己几次因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而屡遭挫折的经历都和盘托出。

千老听出了我的话语中有“借酒浇愁”的黯然神伤的意味,于是给了我许多抚慰和鼓励。至今我还记得他的话的重点——要坚守忧国忧民、刚正不阿的人生原则。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老祖宗屈原”人格理想的传承者。千老知道了我是学文的,诵读了有“剑客”气概的贾岛的诗句:“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诵读了白居易的诗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并且他以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感悟出做人看大节的经验。做人难,但必须做人。当时千老大约已经感知到“黑暗即将过去,黎明的曙光就在前头”,我们一定要经过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思想大革命,那种扣帽子、打棍子、追查,喜欢听随风倒的一致的声音,那种扼杀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的意识观念都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他兴奋地告诉我,邓小平同志近来已经讲了这样的话: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千老向我表述这些话语时,自然有对结束“万马齐喑”的渴望与欣喜,但从他的神色里也能感受到一些忧思,毕竟结束“把领导的话当作‘法’”的局面,需要一个漫长而彻底的“思想民主的革命”呢!

说到这里,千老说他昨天还去看望了他敬仰的当时已98岁的马寅初先生,马老的住所在东总布胡同,与我们这条胡同相邻,这是我知道的。马寅初先生早在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时就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即所谓被称之为“新马尔克斯人口论”。因为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合拍”而遭到政治批判与迫害长达25年之久。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违反与制造的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悲剧!马寅初“新人口论”坚持辩证的“两点论”,即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人口太多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是我们的致命伤。而只强调“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其错误恰恰是将人口多的益处夸大到了极致。

“失度”必“失误”!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的失度所带来的失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那场历史悲剧的恶果、“人口爆炸”的所有弊病,在今天看来都更加凸显了。虽然到2010年后,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人口也从建国初期4亿5千万增加到1958年的8亿,短短的9年就增加了3亿,再到现在增长到近14亿。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值仍处于世界后进行列;更别说给国民精神素质教育带来的难上难。

千老那个时候自然还列举不出这个结果数字,但他能感知到这个因果关系。他环视着我的小屋,感叹地说:“这个小屋是我家过去的储藏室。什么时候你一家人走出了这个小屋,才能说日子初步好转。”

我明白千老着重说给我听的是马老的一种精神品质的力量。千老有几分欣慰,他说当时中央已经有为马老平反的意向了。本来马老有机会在1959年写出检查,检讨“错误”,或许不致于到了98岁方得平反。但他当时的回答却是: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文字记忆可能有误,但大意不会有错)。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笼禽铩羽尚还飞”,在马老这位不怕打击不屈服、为真理而奋斗到底的伟大斗士面前,我的小小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当时我就已为自己的那几分黯然神伤而感到羞愧了。从此,我内心多了几分振作。

马老仙逝后,曾有人为他写照:“立身巍峨,民族瑰宝;道德文章,垂范千古;铁马冰河,浩气长存。”我们从中何尝不能也见到了千老的心路历程和为真理而战的身影呢?

秋日的阳光直射到小屋的深处,也温暖了我的心间。我深深感谢千老给我上的人生哲学的那一课。记得那天我送他出门口时,他对我说,他这次回京是给他落实了政策,在朝阳门外三里屯分配给他一套房子。他就要离开这个院子去住楼房了。我们互相祝福。

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千老,但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清晰的思维、雄辩的口才、透过深度镜片却依然闪烁出的睿智的目光,以及他的矮矮身材健步如飞的步履,都连同那次小酌刻在了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