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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双鬓花白亦青春

2018-12-6 20:52| 作者: 林希|编辑: admin| 查看: 253| 评论: 0

从1978年开始,我又开始文学创作,最先是写诗。

1978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内政治生活出现了春意盎然的大好局面。此时,我还在工厂,虽然已经脱离体力劳动,恢复干部身份,但重回原来的工作单位,还是一个想也不敢想的美梦。

就在此时,文学园地开始复苏,不仅是国家级的文学刊物相继复刊,各地也纷纷创办了文学杂志,同时更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大型文学期刊,停刊多年的《收获》等杂志也获得了新生。最为可喜的是,于文学杂志相继面世的同时,更出现了许多年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新作。

被发落到工厂劳动之前,我是天津市作家协会的编辑,离开作家协会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写作权利,自此二十多年时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的“作品”。以写作为专业的读书人,说是不染指文字是不可能的,二十年间,我也偷偷地写过几部“作品”,其中一部“作品”,杂志编辑部已经要我再三修改定稿,并通知我准备发表。但是,突然一封退稿信,“作品”被冷冷地扔了回来,我想一定是编辑部经过调查,得知我还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才忍痛割爱了。

好心人劝我,死了那份心吧,每月几十元工资能够养家活命,就过平安日子吧。

就在我准备过平安日子的时候,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新时期文学到来了,报纸上陆续出现了久别文坛的作家、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新作,许多文学杂志相继出刊,可对于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不可能在上面发表作品的。

也就在此时,中央文件下达,我于1957年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彻底撤销了。如此,我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从1978年开始,我又开始文学创作,最先是写诗,我把第一组诗歌作品,寄给了诗刊杂志社。两个月后,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诗刊》杂志的出版广告,《诗刊》杂志的目录里有我的名字和我写的组诗。

随后不久,我又将两首诗歌投寄到天津日报社,很快便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终于,被剥夺写作权利长达20年之后,我又开始了我的文学追求。

大约在1979年冬天,《诗刊》编辑部来信,希望我有机会到北京的时候,到编辑部一趟,正好我所在的工厂派我去北京出差,趁机找到《诗刊》编辑部,一位编辑接待我,随后这位编辑对我说,《诗刊》编辑部主任想和我见见。随之,一位中年人走了进来,寒暄之后,编辑部主任自我介绍说:我是邵燕祥。

这一刻,我预感到一个信息,我真的回到文学事业上来了,文学事业已经张开双臂等着我的回归。

和邵燕祥先生谈了许久,邵先生鼓励我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努力写出新的作品。

在邵燕祥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我继续写作,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写成了一组短诗《无名河》,写我自己二十几年的屈辱经历。我将这组诗的几十首寄给《诗刊》,不久收到《诗刊》通知,告知我准备留用,最先准备发表20首,只是后来一改再改,到了1980年,只发表了10首小诗,这10首小诗受到读者关注,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的重要作品。

调回到天津市作家协会后,在天津日报社的老朋友邹明同志鼓励下,我把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了《十劫须臾录》。

在此之前,天津几位于1955年被涉及胡风事件的朋友,相继有了消息。我收到了同时在天津文联被划为胡风分子的朋友余晓的来信,余晓在信中告诉我,他一直在郊区的一个村子里,现在已经不再劳动了,还在等待安置。

收到余晓的信,我立即乘郊区长途汽车按照他告诉我的地址去看他,天津朋友都知道,余晓是我的好朋友,1955年,我20岁,余晓30岁,我俩是在同一幢房子里接受审查的。

余晓告诉我,平反胡风冤案已经提到中央议事日程,目前还有一些阻力,我们要相信党,相信党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

看过余晓之后,一天晚上,余晓突然到我家来。告诉我市文联已经把他接了回来,先住在文联大院的小房里。余晓还对我说,文联领导也提到我的事情,说是先把林希调回来,不好安排就先在家里住着。

随后,市文联找到我,接待我的是当时天津文联秘书长方纪文。方纪文一看见我,就喊着说,这不是当年那个小林希吗!是呀,当时我已经45岁了。方纪文老领导对我说,你先等等,你的问题好解决,不会很久,回来吧,应该干点事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吧,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到市里开会。会上宣布了对胡风事件的平反决定,还宣布了许多相关安排。这样,我调回了天津市文联,老领导万力决定,说原来是从编辑部走的,还回编辑部吧。

调回到天津市作家协会,万力同志带我去拜访了方纪、李霁野两位老领导。两位老领导还记得我,对于我这些年的遭遇很是同情,并且鼓励我努力写作,挽回青春年华。

《天津日报》的老朋友,时任《文艺》双月刊主编的邹明同志,鼓动我把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以证明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来之不易。在邹明先生的鼓励下,我写了4万多字的《十劫须臾录》,邹明同志看过后,呈给石坚同志审处。不久,“文艺周刊”编辑宋曙光同志打来电话,说石坚同志终审后做了批示,同意发表。

《十劫须臾录》在《天津日报》主办的《文艺》双月刊刊登后反响不错,几家文摘类报纸相继转载。后来,我把其中的部分文字合并到长篇纪实类作品《百年记忆》中,受到读者关注。

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时期文学,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标准。

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指引下,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创作高潮,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关注现实,正视历史和社会,以无畏的精神参与拨乱反正的时代大潮,恢复了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路线,给予了无情的揭发和批判。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新时期文学功不可没,新时期文学出现了许多足以传世的经典作品,更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有胆识的当代作家。只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时期文学,也并非一帆风顺,时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抵触。

当时,北京出现了“歌德”与“缺德”的争论,一些作家看不惯新时期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他们留恋高大全的写作模式,更留恋“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作品”的所谓三结合写作方法,于是向新时期文学发起攻击,把新时期文学视为是缺德派,但是这种粗暴的抵触,并没有阻挡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迅猛之势,而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潮中失去了群众支持。

在这种争论的同时,天津文学界也出现了某种波动,一次会议上,一位对新时期文学抱有偏见的作家,公然在会议上谩骂“现在写小说的没有好人”。听到这样的谩骂,我极其反感,当即就站起来反驳,虽然那次会上我和那位作家闹得很不愉快,但我知道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需要挺身而出保卫新时期文学,更要保卫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可喜的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并没有被来自“左”的攻击阻挡,几年时间,新时期文学更加发展壮大了起来,我自己是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受益者,在短短七八年的时间里,出版了四本诗集,并有幸获得两次奖项。第一次获奖,是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第二次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诗集奖,两次获奖的篇目,都是我的组诗《无名河》。

当然,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部作品,人们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标准,诗集《无名河》未必会成为传世作品,但至今有心的读者还记得它,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觉得我的生活积累诗歌已经无法包容,就想写小说,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探索。

诗歌永远属于年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诗歌写作,我已经感到创作激情开始淡薄了。也是正在此时,中国诗坛涌现出了新的美学流派,这一流派使传统的中国诗歌写作受到巨大冲击,我自己受传统写作影响极深,不可能随年轻人一起进入新的风格写作,但退出文学写作,我又没有别的专长,思考再三,我决定尝试小说创作。

中国诗人由写诗转为小说写作,获得成功的为数不多,可是我又不像有的才子那样,离开诗歌写作,可以作画、书法或者研究历史,面前只有一条路,一条冒险的路。

开始小说创作,好心人也劝过我,说是如今天津的小说创作已经出现了许多名家,你怎么可能一步迈进去呢,言外之意,劝我放弃小说写作的尝试,何必付出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

我是一个普通人,尝试小说写作,绝不想和什么人攀比,更不敢想“超过”什么人,就是觉得我的生活积累诗歌已经无法包容,就想写小说,写小说没有诀窍儿,我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不哗众取宠,不自命不凡,以一颗平常心,老老实实摆正自己的位置,勤奋加努力总会有成果的。

关于小说,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目是《唯有小说无可说》。确实如此,到底应该如何写小说,真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我的写小说,也经过了种种尝试。开始,我根据自己少年时在西北农村的生活记忆,结构一个现代生活情节,写了几个短篇,但发表后没有反响,到底我的农村生活积累的底子浅,不可能写出感人的小说。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没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不可能写出有深刻思考和浓郁生活气息的好作品来。

那么,我应该从何处开始我的小说写作呢?

我在工厂劳动20多年,我可以写工业生活了吧。尝试过,不成功。我在工厂生活的时候,只是劳动,说得严重一些,是改造。这样的生活位置,不可能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工人们不和我做朋友,我不了解工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世界,更不了解工业生产的趋势和困境。自然,我写的工厂生活小说,只是一些概念和假象。

离开农村题材和工业题材,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去写呢?在写作上,我有哪些自己的优势呢?

按照传统的说法,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生于一个没落的富裕家庭,看到过最后的荣华富贵,更看到了荣华富贵没落的全过程。这样的生活能不能写呢?在题材决定论的时代,当然是文学的禁区,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新时期文学坚持关注现实,更鼓励拓宽文学视野,按照四项基本原则,拓展文学视野,重要的是把握准确价值标准,以当代人的视角,审视曾经的社会人生,允许作家进行大胆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大好环境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探索,我把自己的生活积累,以现代人的价值标准,重新结构为小说情节,开始了自己新的创作试验。

以天津地方社会人生为背景的“津味小说”作品,同样得到专家和读者的首肯。

没有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绝对不可能有我几十年的写作探索,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先后写出了一系列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以清末民初天津社会为大背景,展现了20世纪初期天津的市井社会,读者将这类小说称之为“津味小说”,更因为这些小说题材新鲜,故事曲折,有趣儿好看,于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我在9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说《相士无非子》,讲了清末民初军阀时期一个江湖术士欺世骗人的故事,因为故事背景比较新鲜,情节也曲折,发表后赢得了读者关注。很快,上海、北京、西安几家电影厂,来天津找我谈电影改编事宜,最终,北京作家出版社和鲍光满先生,代替我将电影改编权交给了一家电影厂。

小说《相士无非子》给了我继续写作天津社会人生的自信,随后,我又写出了许多这类题材的小说,其中有的获得了刊物的奖励。这几篇以天津社会、人生为背景的小说,受到业内和读者的首肯,人们将这类小说称为“津味小说”。但我总以为“津味小说”的说法未必准确,所谓“津味”,只以天津社会、人生为背景是不够的,旧时代天津也有通俗小说,一类是武侠小说,另一类是社会言情小说。这类小说虽然也拥有大量固定的读者群,但这类小说因为没有生活批判,没有艺术地表现天津人的生存状态,没有文化内涵,只能看作是报人小说,就是每天在报纸上连载的通俗小说,这类小说没有文化价值,历来不被文学界所承认,最后自生自灭,随着社会闲散人等的消失,这类小说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一直认为,一篇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现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题材和故事的社会思考;第二,主题的社会生活批判;第三,作者自己的文学语言。这三个条件,使一篇小说具有了文学价值。

我的“津味小说”得到读者喜爱,各地文学刊物纷纷邀请我为他们写作,前后五六年时间,我发表了几十部中篇小说,先后出版了十几部小说集,而且发行情况还都不错。

1995年秋天,全国作协评选鲁迅文学奖,天津朋友动员我申报。我说,我没有具备获奖的作品,历来的文学评奖都是主题第一,我的小说虽然被读者喜爱,但说到主题,实在没有竞争能力。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我没有申报,但是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小说《小的儿》,已经由他们申报鲁迅文学奖了,《小的儿》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双月刊,发表后受到读者喜爱。很快就有几家文摘类报刊选载,并有影视制作单位买走制作权,应该说是一部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

后来几次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被人们诟病,但第一届评奖时,社会上还没有兴起后来的歪风,整个评奖过程绝对没有 “暗箱操作”。就在我完全不知道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一天晚上,北京朋友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我的小说《小的儿》经过评委初评、终评,最后全票通过被评为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和我同时获得全票通过的还有一篇小说,因为那是一篇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所以评委们决定将那篇关注当代生活的作品列为第一名。

获得鲁迅文学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至少证明我没有走错路,以天津地方社会、人生为背景的小说作品,同样得到专家和读者的认可,新时期文学为作家开拓了广阔的题材领域。

有一种说法,说文学作品从面世开始,先要经过十年的检验期,然后才能实现文学价值。孙犁先生说得更为深刻,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有五十年的生命,就足以进入历史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小说大多有了三四十年的生命,有的至今还被读者想起。前两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林希自选集》,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出版社方面告诉我,这五册书卖得还不错,他们准备再编辑几册陆续出版。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新时期文学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新时期文学所以能够出现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能够涌现出一大批足以传世的好作品,正是解放文学生产力的必然成果。

虽然我以中篇小说创作为主,同时我也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曾经,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写百年来天津的社会、人生。第一部《买办之家》,写清末民初的天津开埠通商早期一个买办家庭的故事, 小说出版后,反响尚可,很快就有电视剧制作部门买了制作版权,拍成同名电视剧,在全国放映。

长篇小说《买办之家》出版后,我开始写作天津百年的第二部《家家明月》。小说写成后,先在南方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又在天津《今晚报》连载。随后天津百年第三部《没落人家》写成,先在《天津日报》连载,后由一家大型文学杂志转载,读者反响也还不错。但此时,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大突变,读者被引向了新的阅读兴趣。类如天津百年这样的小说已显陈旧,出版上自然会有阻力,至今我的颇具雄心的天津百年写作计划,依然停顿在第一卷《买办之家》上。

长篇小说不是我的长项,除了非常激动于我的构思,一般我不敢动手就写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最长十万字,情节发展容易掌握,人物不多,写起来就轻松许多。

我的长篇小说,没有像明星作家们的作品那样掀起阅读狂热,到底是我呕心沥血写作完成的,其中《桃儿杏儿》也受到读者喜爱,很短时间内就出了两版,最近一家出版社正准备再版,也许还会有读者喜爱。

在中国作家换笔周期时,我是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一个,写作速度提升,让我有更多时间关注天津地域文化。

有人说,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写作,出现了井喷现象。此中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中国作家换笔周期时,我是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一个。早在90年代初期,我出访日本时,看到日本作家书房里的电脑感到非常新鲜,那时我实在不敢想象,繁杂的汉字也可以使用电脑,日文中虽然许多汉字,到底可以制作成符号,汉字如何输入电脑并印成文稿呢。

可喜的是,未过多久,电脑出现了,而且有了中文输入法,很快我就购置了一台电脑,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小儿科了,就是最低级的286,就是如此,我也开始放下笔了。

最先我是使用拼音输入法,只是我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听说有五笔输入法,便立刻改用,果然好用,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我熟练地掌握了五笔输入法,这一下如同从普通火车改乘高铁了。写作速度提升,文章就写得快了,过去一篇两千字的文章要写一天,现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时间充裕了,可以“心有旁骛”了,我在写作之余,开始了对于天津地域文化的关注。我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经历了天津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研究天津人的生存模式,记忆渐渐消失的天津生活,作为一个老天津人,我有责任为后人留下关于天津的文字记忆。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我留出一些时间,写了一些对于天津社会生活的散文,这些文字积少成多,也受到天津读者的喜爱。一位老朋友看到我写天津的零散文字,鼓励我把这些文字整理成书,交由出版社出版。

天津记忆的零散文字能够结集出版,当然是一件好事,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帮助下,我先后出版了三册小书,第一本《其实你不懂天津人》,第二本《天津话,逗你玩》,第三本《你不知道的旧社会》。这三本小书出版后反响颇好,能够一印再印,受到读者欢迎。外地人很想了解天津,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影视上一出现天津人,不是流氓,就是混混儿,在外地人印象里,天津人的形象很不好。为此,天津许多作家也很反感。所以,我们有责任如实描写天津人真实的文化修养,介绍天津人的文化背景,我的三本小书,也许远没有做到完美,起码我是以一颗热爱天津、敬重天津人的态度写作这些文字的。

天津是一座重要城市,在中国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以天津码头生活的乱象做噱点,丑化天津人的形象,也破坏了天津人的声誉,有些电视上的天津人,除了日本翻译官,就是地痞流氓,天津人说话骂街,见面就打架,连外地人都看不下去。许多外地朋友见面时对我说,你们天津人怎么自己糟践自己呢。

天津是一座文化城市,天津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天津人较早接触近代文化,天津人也较早享受到近代文化生活,天津作家有责任塑造天津人的正面形象,天津更有许多朋友热衷于天津的文化研究,也先后出版过许多著作。近些年来,民俗文化研究逐渐成了热门话题,天津地域文化研究也相继出现了许多有作为的专家学者。

在地域文化研究上,我没有下过功夫,我只是以个人在天津的生活经历和关于天津历史的粗浅知识,为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专家们,提供一些感性知识。可喜的是,天津许多读者对于我的地域生活知识文章颇有兴趣,一些读者竟然把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报集成专册拿来要我签名,这也算是我在天津地域文化上做了一点贡献。

大约在几年前吧,一位朋友来天津工作,他约我写作天津生活的话剧剧本,如此又引我走进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我没有专业学习过戏剧写作,只是有一条戏虫子隐藏在我心中几十年,读书时,我积极参加学校里的戏剧演出,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加过歌剧《兄妹开荒》的演出,后来我还参加过学校的话剧团,离开学校之后,和我当年一起演过话剧的同学,许多考进了戏剧学院,后来成了表演艺术家。于此,还真是我的人生遗憾了。

朋友动员我写剧本,正是求之不得。第一次,我选定改编我的小说《相士无非子》,经过几轮修改,又经过导演的整理,剧本逐渐成熟,终于搬上了舞台。

话剧《相士无非子》的演出颇为成功,如此更增强了我进入话剧领域的勇气。第二次,我独自工作,改编了自己的小说《婢女春红》,并请来北京人艺的导演,在天津演出也颇为成功,后来还应邀到北京演出,观众反响很好。演出时,我在剧院门外等朋友,一位北京观众看我胸前挂着工作人员的标志,向我走过来,甚是知心地对我说:先生,我来晚了,票已经没有了,你能带我进去吗?上次这个戏来北京演出,我是买票看的,这个戏好看,我想再看一次,可惜没有票了。有人喜欢看我的话剧,伯牙先生应该摔琴了。当即,我就请剧院工作人员带这位观众进场看戏去了。

经历过三十多年的写作实践,我先后染指过诗歌、小说、散文和话剧几个文学样式,虽然也有败笔,但从来不敢粗制滥造,总是以一颗敬畏之心从事写作。回想自己的文学道路,一没有追风,二没有媚俗,三没有背离生活真实。我自己遵循的生活信仰非常简单,那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一个人未必要有大成就,用我尊敬的贾植芳先生的话说,就是把大写的人字写公正。

如此而已。

回顾将近40年的生活历程,有改革开放,才有了我的第二次青春岁月。

1980年时,我45岁,如今已经83岁了。回顾将近年的生活历程,我感谢改革开放的政治决策,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我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生历程。我是一个受到过两次重大政治运动株连的“阶级敌人”,曾经注定永世不得翻身,没有清明的政治,如我这样两次蒙受重大冤案的人,只能在冤案中沉沦,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就是平反了一系列的历史冤案,还清白的人以清白,解放思想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人的尊严,如此也才有了我的第二次青春岁月。

改革开放为中国创造了青春,为万马齐喑的社会唤醒了青春活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将近40年的时间,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令世界震惊。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向前方,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中国梦,祝福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健康发展,促使两个一百年的宏大理想早日实现。

本版图片由林希提供